没有。清华大学是国内的顶级学府，不论是教育投资还是师资力量，都不是其他学校能比的。所以西湖大学根本赶不上清华大学。
中国多一些施一公何愁国不富民不强！
当初说五年之内超越清华的难度还是过于巨大了。但是现在西湖大学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规模，对于一些普通院校还是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说西湖大学从一开始起跑线就比别的大学靠前。
如同电影《模仿游戏》中，“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在二战期间带领团队协助盟军破译德国密码系统“英格玛”一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施一公也带着他的团队，用6年时间，试图破译世界结构生物学公认的两大难题之一——剪接体的密码。 北京时间8月21日凌晨，施一公研究组在著名的《科学》杂志在线同时发表两篇论文——《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宣布得到了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和剪接体对前体信使RNA执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 “施一公实验室向这个生命科学领域中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发起挑战，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了成功。”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丁绍·帕特尔这样评价。更重要的是，“剪接体结构是完全由中国科学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这是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付向东则认为，该研究是“近30年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在科研领域沉浸了25年的施一公，已经在《自然》《科学》《细胞》3大杂志上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了将近50篇论文，在他看来，这个发现可能是自己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56年，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提出一个中心法则，描述所有生物的过程就是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的信息流动。 多个诺贝尔奖的产生源于中心法则的发现与阐述，比如说，RNA聚合酶和核糖体的结构解析曾分别获得2006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动态分子机器，剪接体的结构解析难度被普遍认为高于RNA聚合酶和核糖体，同时，也因为许多人类疾病都可以归咎于基因的错误剪接或针对剪接体的调控错误，所以，剪接体的结构解析也一直被认为是最热门也是最值得期待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之一。 1995年，施一公去耶鲁大学面试，他的老板就是因为与另外两位科学家解析核糖体结构而获得2009年化学奖的汤姆·斯泰茨。斯泰茨当时正在从事后来令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他的一名博士后告诉施一公：“斯泰茨本人最想做的研究是剪接体。” 剪接体这颗分子生物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很多生物学家的终极梦想。可是这个“淘气的家伙复杂，动态，多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没有科学家能清晰地“捕捉”它。 1998年，施一公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这个梦想也被他藏在了心中。随着资历和经验的积累，2004年，施一公开始从事膜蛋白领域的研究。但是剪接体他还是不敢碰，“那是一个梦想”。 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饶子和与人合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另外一名著名生物学家、美国 西北大学 教授饶毅的电话。饶毅提了个建议：你下一步应该做剪接体的研究。 饶子和的回答很实在：不敢碰。这是当时很多生物学家的想法。施一公说：“没有办法做，也没有手段去做。” 小字辈向老字号发起挑战 但是，梦想之火从未熄灭。 2007年，施一公美国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工作。他的实验室开张了，依然没有去碰这个梦想：不能用这样的课题去训练学生，否则只会让他们失望，甚至丢掉科研兴趣。 “太危险了，可能一无所获，不能让学生做炮灰。”他直言。 当时，他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担心：在国外时间长了，不知道用国内的水和试剂能不能做出东西来？ 这样的情况在回国之初经常发生：培养的细菌一不小心就被污染了；在实验台上铺板，第二天各种杂菌都有。 施一公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学生们进行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的训练上。 经过了一年的建设，2008年施一公回清华任教后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尽管不是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但是，已经训练有素的学生们有了自信。 此时，能够捕捉到剪接体的技术性革命也已经在萌芽之中。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有三大利器：X射线晶体衍射、核磁共振以及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镜（冷冻电镜）。而冷冻电镜被认为分辨率不够高，是3种利器中最弱的一种技术手段。 2007年，冷冻电镜技术还远未成势，清华选择了重点发展冷冻电镜技术。2009年，尽管当时各方条件都还不够完善，施一公已经决定启动通往梦想之路。“如果等到条件都具备了，黄花菜都凉了”。他的一名博士后和两名博士生就此进入剪接体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施一公的团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字辈：世界上有7个实验室在引领着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其中就包括现代结构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之处、曾走出14名诺贝尔奖得主的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面对这些国内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曾有博士生有过疑问：我们真的能做好这个课题吗？ 所以一开始，他们就选择了从小处着手，试图从解析剪接体复合物中的一些重要组成蛋白的结构开始，逐步接近目标。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们一直做得很苦”。施一公说，甚至中间有很长时间，学生们什么成果都没有，压力都非常大，让施一公欣慰的是，他们都能“沉得住气”。 2013年，冷冻电镜技术在照相技术和软件分析的图像处理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原来冷冻电镜和X射线晶体衍射对结构生物学的的贡献是1∶10，过去一年这个比例几乎倒了过来。”施一公说，“如果没有冷冻电镜技术的革新，就完全不可能得到剪接体近原子水平的分辨率。” 一起在成长的还有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条件。2007年，清快车时的生物系只有43个独立实验室，现在达到140个。大量的年轻人加入生命科学大军，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带来勃勃生机。此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30岁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闫创业、清华大学医学院26岁的博士研究生杭婧和25岁的博士研究生万蕊雪就是其中的一员。 年初，团队首次报道了剪接体复合物中重要组成蛋白Lsm七聚体及其在RNA结合状态下的晶体结构，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是这离他们的目标还很远。 “我们要布局，也要方法。不能只用工具做事情，自己要懂这些工具。”施一公说。 这一等待实在太久了 6月24日，在此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的Nagai研究组的一篇论文在《自然》网站在线发表。其结果一度引起轰动：他们将剪接体组装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个中心复合物tri-snRNP的分辨率提高到5.9埃。而此前人类对基因剪接体的认识精度只有29埃。 1埃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米。Nagai的这项工作较之以前有了飞跃，但只能看到蛋白质的二级结构，看不到氨基酸。 而施一公团队此次得到的结果不仅将精度由5.9埃提高到3.6埃，可以把许多氨基酸看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其解析对象是真正的剪接体，而不是Nagai团队所取得的参与剪接体组装过程的复合物。这是第一次在近原子分辨率上看到了剪接体的细节。 2009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杰克·肖斯德克对此的评价是“剪接体是细胞内最后一个被等待解析结构的超大复合体，而这一等待实在已经太久了”。 实际上，这是施一公也没有想到的突破。 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是万蕊雪和杭婧对于样品的百般驯化，让它们适合电镜观察；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闫创业巧妙地革新了计算软件，可以让所有重要的颗粒都被再挑选出来。这篇论文在科学在线发表的当天，施一公接到的第一封电邮是来自冷冻电镜领域的一位大牛，索要这个程序脚本。 实际上，今年4月，施一公“整月都像做梦一样”。最开始，他对闫创业说，我们做到15埃就可以了，如果做到10埃就找个地方把文章发出去，先告诉这个领域我们来了。没想到，这个极限一再被打破：先是12埃，然后是8埃，再到5.6埃，后来是3.9埃，最后3.6埃。 这种重大科研突破的喜悦完全不能用任何奖项来替代。而这次的论文写作也创造了施一公25年科研生涯史上的首次：第一次写文章写到晚上睡不着觉。 就在两个多月前，在研究的最后冲刺阶段，施一公带着3名同学“玩命地写论文”。那段时间他每天写论文写到凌晨，有时6点多回家，躺下睡到8点接着起来写。在送孩子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4小时的车程，施一公就写了4个小时论文。以至于有一天凌晨3点，还在办公室写论文的施一公突然尾椎抽筋，一动不能动。这吓坏了同样也在实验室写论文的学生。休息过来后，快走了几圈，施一公才恢复过来。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认为，施一公团队的这项研究解决了“无数科学家都向往的生物学的基础问题”。在他看来，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媒体纷纷揣测，这是否会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在诺贝尔奖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希望媒体手下留情，“他们为全世界的科学家指明方向，诺贝尔奖不是一公团队要做的事情。对科学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兴趣去探索，继续发现未知的好奇心”。 施一公团队对剪接体密码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这项工作的核心意义是让人类对生命过程和机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施一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把不同剪接体相互间不同的地方看清楚，从而阐述内含子被去除、外显子被接在一起的分子机制。（本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原春琳）
施一公是结构生物学家，主要研究手段——冷冻电镜。2017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就颁给了三位开发冷冻电镜技术的科学家，因为冷冻电镜将生命科学带入了新纪元，让大家看清了以往看不见的蛋白。施一公就是在这个新纪元中走在世界前列的学者。
他在细胞凋亡、大分子机器、膜蛋白研究领域国际领先，曾获国际赛克勒生物物理学奖、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谈家祯生命科学终身成就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等多个国内外大奖。他“一身三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8年，施一公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工作，全职回到国内，2009~2016年期间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5年起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至今。
在他的治下，清华生科院有了长足进步，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独立实验室从40多个增加到了100多个。同时，他的学生一个个在国际生物学界崭露头角。
在施一公之前，发国际顶级期刊CNS（Cell，Nature和Science）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鱼跃龙门”。到了施一公，发CNS易如反掌。不仅一年能发很多篇，能在2016年8月26日同期发两篇姊妹论文在Science上，还能在这些期刊上发一个主题（剪接体）的连载。
施一公告诉年轻人，想真正做到拔尖创新、立志将研究做到世界前沿，所有的知识内容都用得上。比如2013年的他还在看中学物理。木瓜君也是经历了多年的科学研究才体会到这一点。无奈作为综合大学标准生科院的配置，当年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从内容到师资，都是最低“版本”。
这样培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做交叉学科的研究，会发现本科低年级学的课程不对路。而一些世界名校的课程设置却能让学生融会贯通。他们为更高深的科研，打好了基础。其实当初为中国高等教育设置课程的也都是学界泰斗，但往往只局限于本领域。能够跨界看到这种缺陷的，也就是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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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的人物评价：
2008年2月，已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毅然辞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海外华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说：“他是海外华人归国的典范和榜样”。
由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等主办的“2013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推选活动2014年1月24日晚正式揭晓，施一公为10位获奖者之一。
“他是闻名世界的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2013年，他的科研小组研究进展不断：首次在RNA剪接通路中取得重大进展，为揭示生命现象的基本原理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他运用X-射线晶体学手段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为开发新型抗癌、预防老年痴呆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线索……2013年也是他收获荣誉的一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院外籍院士。他在科研中不忘育人之心，他深受学生爱戴。他就是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施一公。”
在美国生活了18年的施一公，2008年初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来还放弃了美国国籍。他的归来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施一公
1967年，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1972年，离开小郭庄，全家搬往20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镇。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
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9年提前一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
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1998年—2008年，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Warner-Lambert/Parke-Davis讲席教授。
2008年，婉拒了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的邀请，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2013年4月25日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4月30日 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3年12月19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3年9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2014年度爱明诺夫奖 。
2014年12月9日施一公以校长助理身份，会见匈牙利罗兰大学校长巴纳·德布勒森一行。2014年12月11日证实，施一公教授已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2015年08月，施一公拟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2015年09月，施一公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16年3月25日，施一公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2016年6月2日，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九届全委会第一次会议，施一公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18年1月9日，施一公已请求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筹建西湖大学。 2018年4月16日，施一公当选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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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诞生的根源：瞄准最前沿的世界课题早在2008年，《纽约时报》就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仅仅是一个月之前，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颜宁刚刚在同一地点发布了另一个世界级的科研发现。
首次破译人体能量转运通道，成功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晶体结构。奇迹，为什么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
施一公说，今天所有的成就，是他自己在回国前都“始料未及”的。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国的他，被很多人认为“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
可他说，自己现在的心情却“前所未有的舒畅”，“当时也有过很多担心，担心学生质量，担心科研设备。但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
已经全面超过我在普林斯顿最鼎盛时期的水平。”事实上，6年来，施一公在科研上的贡献显而易见：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
被他引进到清华全职工作的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多达70余名。他自己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发表了15篇学术论文。
总结自己、团队和同事的成功，施一公认为有三条：一是有一批优秀、努力的学生；二是不再囿于论文、课题的压力，瞄准的全部都是最前沿的世界级课题；三是得益于良好科研环境的支持。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担当。“我们的目标是得到更高分辨率γ分泌酶复合物的结构，这样就可以精细地解释。
任何一个引起老年痴呆症突变的氨基酸突变是如何导致γ分泌酶复合物切割A42的肽段，这样就可以根据结构来设计药物分子，这是一种愿景吧。”
“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得不得了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施一公
中国多一些施一公何愁国不富民不强！
结论：基本不太可能据我所知诺奖会颁给两类研究成果： 一是为科学家制造研究工具或者提供理论，比如因冷冻电镜获奖的几位，能进书本。 二是做出的东西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比如屠呦呦提取出来的青蒿素，能上货架。施一公的方向是利用诺奖级别的工具做蛋白结构解析，和医院医生用核磁共振探测伤病有些类似。第一类拿诺奖的路几乎不可能，除非施一公组大角度转变研究方向。对于第二类拿诺奖的可能，若施一公组能用冷冻电镜解析出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蛋白，比如能广谱抗癌，靶向杀艾滋等，而且这些解析出来的蛋白被合成，并在临床应用上有巨大的优势，甚至能让人类与艾滋和癌症永别，那么这个诺奖我相信就比较稳了。 施一公教授在natureE的系列成果发表本身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技术员工作，是结构生物学里面顶级的technician工作，而不是scientist的工作。基于冷冻电镜基础上的结构解定工作并不是诺贝尔奖要表彰的工作方向。本身冷冻电镜的技术革新也与他无关，施教授的工作只做结构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去做机理和调控，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不论发多少nature都有可能，但不是诺奖成果。（节选自某乎@Lydia Yang的回答，侵删） 施一公的工作是不停地对不同的蛋白做结构解析，对于一个被认为比较重要的蛋白，只要得到它的结构就几乎肯定可以发一篇CNS，文章是发了不少。其工作大概流程是这样：①蛋白表达纯化；②准备电镜Sample; ③做电镜；④处理数据；⑤发文章。 蛋白解析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后面的工作还很漫长很具挑战性，专注于一个蛋白或者同一个家族的蛋白，搞清楚这些蛋白发挥功能的机理…这些工作将耗费一个科学家毕生的精力。施一公显然是没往后后再走的。（节选自某乎匿名回答，侵删） 所以，施一公教授多少有点借冷冻电镜科研投机的意思，非诺奖水准。 2017年诺奖化学奖颁发给了冷冻电镜的研发者。这其实说明诺奖的特点，第一是虽然近年来有给屠呦呦等医药研发颁奖的案例，但绝大多数仍然是在最基础的科研领域。第二是获奖研究应该是对整个科学发展或者具有方向性指引、或者在起到指导的同时，还能提供强大的方法支持。小RNA干扰技术这种成果获奖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如今冷冻电镜获奖也是诺奖这一特点的注脚。 但这个逻辑仍然是有待澄清的。上面说了，获奖研究应该是对整个科学发展或者具有方向性指引、或者起到颠覆性的支持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发表多篇CNS(Cell、Nature、Science)论文的施一公的研究，并不必然被诺奖“淘汰出局“，因为科学的进步是环环相嵌的。冷冻电镜促进了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但突破性的、经典的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有可能为我们认识生命世界的其他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南，为新的研究方向开启大门。所以以冷冻电镜拿奖来否定施一公蛋白质结构解析研究获得诺奖的可能性，这本身是不成立的。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甚至是施一公本人及其团队的研究就一定有可能拿诺奖。如上所述，是否能拿奖，还要看这些研究是否为人类正在进行的和未来的科学 探索 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有一点可以肯定，CNS发表本身，并不是拿诺奖的保证，甚至不一定是必要条件。 我认为中国能拿诺奖的解析结构的是清华大学的杨茂君教授，施一公和颜宁做的都是什么火做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科研，工作没有系统性，而杨茂君的工作系统的把电子传递链整个全部解析明白了而且推翻了存在了几十年生化课本上的理论，并且根据他解析出的结构可以设计各种靶向药物，毕竟电子传递链太重要了 其实这个问题要从很多个角度来分析，因为冷冻电镜刚刚获得诺贝尔的奖项，所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贡献，应该不大可能在同一个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大家也都知道，目前科学研究百花齐放，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非常大的突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项其实有很多候选人，他们都有实力问鼎。每一次的诺贝尔奖，也其实是在众多有着杰出贡献的人当中进行一个选择，而更多的是对整个领域的一个嘉奖，不单单是针对个人，而且是有很好几个人一起将这个领域发扬光大，所以以整个领域作为奖励，也更符合诺贝尔奖的性质。 所以回到问题本身，毫无疑问施一公具有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在顶尖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为中国的科研走向世界，并且在国际上获得声誉，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诺贝尔奖的得奖性质其实更偏向于基础研究，当然也有一些例外，那么必须是实用性非常强的领域，而在基础科研领域，这一次给的是冷冻电镜，而施一公利用冷冻电镜，进行了很多著名的结构解析，他是一个利用者，而并非发明者，只有当利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产生了极其重大的突破，比如在疾病的治愈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那么得奖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 仅就目前而言，或者在近一段时期，显然不大会有比较明显的突破，那么我们会保留这个意见，觉得可能性不太高，但是经过一段时期，如果产生了更重大的成果，那么获得诺贝尔还是比较具有可能的。 我自己也是从事生物科研的。诺奖是颁发给那些开创性的研究的。也就是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在若干年以後成为了千万人的饭碗和工具，开创了一个先河。比如说 PCR 技术，现在哪个实验室都用。但当初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了不起。施一公的团队由於不是发明电镜，所以不会由於电镜本身获奖。但如果是通过这个工具获得了对生物学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则也有可能。 有个毛的可能，给你组一台冷冻电镜，再给钱帮你挖点人才，你组做的也不会比他差多少。他那就是个平台之上的民工水平，跟大部分博士博士后的创新能力比都差一大截。经常上电视的，拿成果，拿奖的，不见得就是真牛逼，那是外行不动，容易被媒体鼓吹而已。真牛逼的往往大家都见不到，踏踏实实搞大业务。 施一公的工作没有诺奖级别的吧？ 水水nature,science还行，诺奖应该还有很大的距离 完全不可能拿，现在结构热随便解些重要蛋白的结构都是cns，这些工作是很重要，但不是突破性的进展，之前测基因组热，烧钱进去就行现在测基因组的也越来越低了，很久以前蛋白质组很热。。。。。。都是一阵风潮，其实也没多大贡献，冷冻电镜，晶体衍射这些是贡献，后面的工作其实经费到位，并且有意愿谁都可以做 施一公终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为什么呢？就像咱们上学的时候，用显微镜看片子！发明显微镜才能得诺贝奖，看片子的几乎不可能！
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共5张施一公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23]故土情结施一公的祖父是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平，云南大姚人。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河南工作。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1972年，全家搬往驻马店市。[24]赴美留学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施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结论：基本不太可能据我所知诺奖会颁给两类研究成果： 一是为科学家制造研究工具或者提供理论，比如因冷冻电镜获奖的几位，能进书本。 二是做出的东西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比如屠呦呦提取出来的青蒿素，能上货架。施一公的方向是利用诺奖级别的工具做蛋白结构解析，和医院医生用核磁共振探测伤病有些类似。第一类拿诺奖的路几乎不可能，除非施一公组大角度转变研究方向。对于第二类拿诺奖的可能，若施一公组能用冷冻电镜解析出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蛋白，比如能广谱抗癌，靶向杀艾滋等，而且这些解析出来的蛋白被合成，并在临床应用上有巨大的优势，甚至能让人类与艾滋和癌症永别，那么这个诺奖我相信就比较稳了。 施一公教授在natureE的系列成果发表本身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技术员工作，是结构生物学里面顶级的technician工作，而不是scientist的工作。基于冷冻电镜基础上的结构解定工作并不是诺贝尔奖要表彰的工作方向。本身冷冻电镜的技术革新也与他无关，施教授的工作只做结构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去做机理和调控，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不论发多少nature都有可能，但不是诺奖成果。（节选自某乎@Lydia Yang的回答，侵删） 施一公的工作是不停地对不同的蛋白做结构解析，对于一个被认为比较重要的蛋白，只要得到它的结构就几乎肯定可以发一篇CNS，文章是发了不少。其工作大概流程是这样：①蛋白表达纯化；②准备电镜Sample; ③做电镜；④处理数据；⑤发文章。 蛋白解析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后面的工作还很漫长很具挑战性，专注于一个蛋白或者同一个家族的蛋白，搞清楚这些蛋白发挥功能的机理…这些工作将耗费一个科学家毕生的精力。施一公显然是没往后后再走的。（节选自某乎匿名回答，侵删） 所以，施一公教授多少有点借冷冻电镜科研投机的意思，非诺奖水准。 2017年诺奖化学奖颁发给了冷冻电镜的研发者。这其实说明诺奖的特点，第一是虽然近年来有给屠呦呦等医药研发颁奖的案例，但绝大多数仍然是在最基础的科研领域。第二是获奖研究应该是对整个科学发展或者具有方向性指引、或者在起到指导的同时，还能提供强大的方法支持。小RNA干扰技术这种成果获奖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如今冷冻电镜获奖也是诺奖这一特点的注脚。 但这个逻辑仍然是有待澄清的。上面说了，获奖研究应该是对整个科学发展或者具有方向性指引、或者起到颠覆性的支持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发表多篇CNS(Cell、Nature、Science)论文的施一公的研究，并不必然被诺奖“淘汰出局“，因为科学的进步是环环相嵌的。冷冻电镜促进了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但突破性的、经典的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有可能为我们认识生命世界的其他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南，为新的研究方向开启大门。所以以冷冻电镜拿奖来否定施一公蛋白质结构解析研究获得诺奖的可能性，这本身是不成立的。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甚至是施一公本人及其团队的研究就一定有可能拿诺奖。如上所述，是否能拿奖，还要看这些研究是否为人类正在进行的和未来的科学 探索 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有一点可以肯定，CNS发表本身，并不是拿诺奖的保证，甚至不一定是必要条件。 我认为中国能拿诺奖的解析结构的是清华大学的杨茂君教授，施一公和颜宁做的都是什么火做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科研，工作没有系统性，而杨茂君的工作系统的把电子传递链整个全部解析明白了而且推翻了存在了几十年生化课本上的理论，并且根据他解析出的结构可以设计各种靶向药物，毕竟电子传递链太重要了 其实这个问题要从很多个角度来分析，因为冷冻电镜刚刚获得诺贝尔的奖项，所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贡献，应该不大可能在同一个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大家也都知道，目前科学研究百花齐放，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非常大的突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项其实有很多候选人，他们都有实力问鼎。每一次的诺贝尔奖，也其实是在众多有着杰出贡献的人当中进行一个选择，而更多的是对整个领域的一个嘉奖，不单单是针对个人，而且是有很好几个人一起将这个领域发扬光大，所以以整个领域作为奖励，也更符合诺贝尔奖的性质。 所以回到问题本身，毫无疑问施一公具有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在顶尖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为中国的科研走向世界，并且在国际上获得声誉，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诺贝尔奖的得奖性质其实更偏向于基础研究，当然也有一些例外，那么必须是实用性非常强的领域，而在基础科研领域，这一次给的是冷冻电镜，而施一公利用冷冻电镜，进行了很多著名的结构解析，他是一个利用者，而并非发明者，只有当利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产生了极其重大的突破，比如在疾病的治愈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那么得奖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 仅就目前而言，或者在近一段时期，显然不大会有比较明显的突破，那么我们会保留这个意见，觉得可能性不太高，但是经过一段时期，如果产生了更重大的成果，那么获得诺贝尔还是比较具有可能的。 我自己也是从事生物科研的。诺奖是颁发给那些开创性的研究的。也就是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在若干年以後成为了千万人的饭碗和工具，开创了一个先河。比如说 PCR 技术，现在哪个实验室都用。但当初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了不起。施一公的团队由於不是发明电镜，所以不会由於电镜本身获奖。但如果是通过这个工具获得了对生物学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则也有可能。 有个毛的可能，给你组一台冷冻电镜，再给钱帮你挖点人才，你组做的也不会比他差多少。他那就是个平台之上的民工水平，跟大部分博士博士后的创新能力比都差一大截。经常上电视的，拿成果，拿奖的，不见得就是真牛逼，那是外行不动，容易被媒体鼓吹而已。真牛逼的往往大家都见不到，踏踏实实搞大业务。 施一公的工作没有诺奖级别的吧？ 水水nature,science还行，诺奖应该还有很大的距离 完全不可能拿，现在结构热随便解些重要蛋白的结构都是cns，这些工作是很重要，但不是突破性的进展，之前测基因组热，烧钱进去就行现在测基因组的也越来越低了，很久以前蛋白质组很热。。。。。。都是一阵风潮，其实也没多大贡献，冷冻电镜，晶体衍射这些是贡献，后面的工作其实经费到位，并且有意愿谁都可以做 施一公终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为什么呢？就像咱们上学的时候，用显微镜看片子！发明显微镜才能得诺贝奖，看片子的几乎不可能！
细胞凋亡领域Programmed cell death (apoptosis) Shiqian Qi, Yuxun Pang, Qi Hu, Qun Liu, Hua Li, Yulian Zhou, Tianxi He, Qionglin Liang, Yexing Liu, Xiaoqiu Yuan, Guoan Luo, Huilin Li, Jiawei Wang, Nieng Yan, and Yigong Shi (2010).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Caenorhabditis elegans apoptosome reveals an octameric assembly of CED-4. Cell 141, 446-457. Jong W. Yu, Philip D. Jeffrey, and Yigong Shi (2009). Mechanism of procaspase-8 activation by c-FLIP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6, 8169-8174. Epub 2009 May 4. Nieng Yan, Jijie Chai, Eui Seung Lee, Lichuan Gu, Qun Liu, Jiaqing He, Jia-Wei Wu, David Kokel, Huilin Li, Quan Hao, Ding Xue, and Yigong Shi (2005). Structure of the CED-4/CED-9 complex provides insights into programmed cell death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Nature 437, 831–837. Stefan J. Riedl, Wenyu Li, Yang Chao, Robert Schwarzenbacher, and Yigong Shi (2005). Structure of the apoptotic protease activating factor 1 (Apaf-1) bound to ADP.Nature 434, 92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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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substrate recognition and transport by an amino acid antiporter. Nature 463, 828-832.Epub 2010 Jan 20. Yi Wang, Yongjian Huang, Jiawei Wang, Chao Cheng, Weijiao Huang, Peilong Lu, Ya-Nan Xu, Pengye Wang, Nieng Yan, and Yigong Shi (2009). Structure of the formate transporter FocA reveals a pentameric aquaporin-like channel. Nature 462, 467-472. Xiang Gao, Feiran Lu, Lijun Zhou, Shangyu Dang, Linfeng Sun, Xiaochun Li, Jiawei Wang, and Yigong Shi (2009).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an Amino Acid Antiporter. Science 324, 1565-1568. Epub 2009 May 28. Xiaochun Li, Boyuan Wang, Lihui Feng, Hui Kang, Yang Qi, Jiawei Wang, and Yigong Shi (2009). Cleavage of RseA by RseP requires a carboxyl-terminal hydrophobic amino acid following DegS cleavag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6, 14837-42 [Epub 2009 August 18]. Liang Feng, Hanchi Yan, Zhuoru Wu, Nieng Yan, Zhe Wang, Philip D. Jeffrey, and Yigong Shi (2007). Structure of a Site-2 Protease Family Intramembrane Metalloprotease. Science 318, 1608-1612. Zhuoru Wu, Nieng Yan, Liang Feng, Adam Oberstein, Hanchi Yan, Rosanna P. Baker, Lichuan Gu, Philip D. Jeffrey, Sinisa Urban, and Yigong Shi (2006).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 rhomboid family intramembrane protease reveals a gating mechanism for substrate entry.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13, 1084-1091. 2006 Nov 10; [Epub ahead of print].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句盛传已久的话据说出自陈章良，激（keng）励（hai）了无数有志青年加入生命科学的大军，想必也曾成为生物研究者们在实验室的无数个漫漫长夜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但是：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大家可以去做生物相关方向的研究，但是千万别读生物系，那样就完了！——欧阳颀
如同电影《模仿游戏》中，“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在二战期间带领团队协助盟军破译德国密码系统“英格玛”一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施一公也带着他的团队，用6年时间，试图破译世界结构生物学公认的两大难题之一——剪接体的密码。 北京时间8月21日凌晨，施一公研究组在著名的《科学》杂志在线同时发表两篇论文——《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宣布得到了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和剪接体对前体信使RNA执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 “施一公实验室向这个生命科学领域中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发起挑战，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了成功。”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丁绍·帕特尔这样评价。更重要的是，“剪接体结构是完全由中国科学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这是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付向东则认为，该研究是“近30年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在科研领域沉浸了25年的施一公，已经在《自然》《科学》《细胞》3大杂志上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了将近50篇论文，在他看来，这个发现可能是自己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56年，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提出一个中心法则，描述所有生物的过程就是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的信息流动。 多个诺贝尔奖的产生源于中心法则的发现与阐述，比如说，RNA聚合酶和核糖体的结构解析曾分别获得2006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动态分子机器，剪接体的结构解析难度被普遍认为高于RNA聚合酶和核糖体，同时，也因为许多人类疾病都可以归咎于基因的错误剪接或针对剪接体的调控错误，所以，剪接体的结构解析也一直被认为是最热门也是最值得期待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之一。 1995年，施一公去耶鲁大学面试，他的老板就是因为与另外两位科学家解析核糖体结构而获得2009年化学奖的汤姆·斯泰茨。斯泰茨当时正在从事后来令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他的一名博士后告诉施一公：“斯泰茨本人最想做的研究是剪接体。” 剪接体这颗分子生物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很多生物学家的终极梦想。可是这个“淘气的家伙复杂，动态，多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没有科学家能清晰地“捕捉”它。 1998年，施一公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这个梦想也被他藏在了心中。随着资历和经验的积累，2004年，施一公开始从事膜蛋白领域的研究。但是剪接体他还是不敢碰，“那是一个梦想”。 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饶子和与人合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另外一名著名生物学家、美国 西北大学 教授饶毅的电话。饶毅提了个建议：你下一步应该做剪接体的研究。 饶子和的回答很实在：不敢碰。这是当时很多生物学家的想法。施一公说：“没有办法做，也没有手段去做。” 小字辈向老字号发起挑战 但是，梦想之火从未熄灭。 2007年，施一公美国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工作。他的实验室开张了，依然没有去碰这个梦想：不能用这样的课题去训练学生，否则只会让他们失望，甚至丢掉科研兴趣。 “太危险了，可能一无所获，不能让学生做炮灰。”他直言。 当时，他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担心：在国外时间长了，不知道用国内的水和试剂能不能做出东西来？ 这样的情况在回国之初经常发生：培养的细菌一不小心就被污染了；在实验台上铺板，第二天各种杂菌都有。 施一公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学生们进行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的训练上。 经过了一年的建设，2008年施一公回清华任教后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尽管不是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但是，已经训练有素的学生们有了自信。 此时，能够捕捉到剪接体的技术性革命也已经在萌芽之中。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有三大利器：X射线晶体衍射、核磁共振以及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镜（冷冻电镜）。而冷冻电镜被认为分辨率不够高，是3种利器中最弱的一种技术手段。 2007年，冷冻电镜技术还远未成势，清华选择了重点发展冷冻电镜技术。2009年，尽管当时各方条件都还不够完善，施一公已经决定启动通往梦想之路。“如果等到条件都具备了，黄花菜都凉了”。他的一名博士后和两名博士生就此进入剪接体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施一公的团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字辈：世界上有7个实验室在引领着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其中就包括现代结构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之处、曾走出14名诺贝尔奖得主的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面对这些国内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曾有博士生有过疑问：我们真的能做好这个课题吗？ 所以一开始，他们就选择了从小处着手，试图从解析剪接体复合物中的一些重要组成蛋白的结构开始，逐步接近目标。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们一直做得很苦”。施一公说，甚至中间有很长时间，学生们什么成果都没有，压力都非常大，让施一公欣慰的是，他们都能“沉得住气”。 2013年，冷冻电镜技术在照相技术和软件分析的图像处理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原来冷冻电镜和X射线晶体衍射对结构生物学的的贡献是1∶10，过去一年这个比例几乎倒了过来。”施一公说，“如果没有冷冻电镜技术的革新，就完全不可能得到剪接体近原子水平的分辨率。” 一起在成长的还有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条件。2007年，清快车时的生物系只有43个独立实验室，现在达到140个。大量的年轻人加入生命科学大军，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带来勃勃生机。此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30岁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闫创业、清华大学医学院26岁的博士研究生杭婧和25岁的博士研究生万蕊雪就是其中的一员。 年初，团队首次报道了剪接体复合物中重要组成蛋白Lsm七聚体及其在RNA结合状态下的晶体结构，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是这离他们的目标还很远。 “我们要布局，也要方法。不能只用工具做事情，自己要懂这些工具。”施一公说。 这一等待实在太久了 6月24日，在此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的Nagai研究组的一篇论文在《自然》网站在线发表。其结果一度引起轰动：他们将剪接体组装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个中心复合物tri-snRNP的分辨率提高到5.9埃。而此前人类对基因剪接体的认识精度只有29埃。 1埃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米。Nagai的这项工作较之以前有了飞跃，但只能看到蛋白质的二级结构，看不到氨基酸。 而施一公团队此次得到的结果不仅将精度由5.9埃提高到3.6埃，可以把许多氨基酸看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其解析对象是真正的剪接体，而不是Nagai团队所取得的参与剪接体组装过程的复合物。这是第一次在近原子分辨率上看到了剪接体的细节。 2009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杰克·肖斯德克对此的评价是“剪接体是细胞内最后一个被等待解析结构的超大复合体，而这一等待实在已经太久了”。 实际上，这是施一公也没有想到的突破。 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是万蕊雪和杭婧对于样品的百般驯化，让它们适合电镜观察；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闫创业巧妙地革新了计算软件，可以让所有重要的颗粒都被再挑选出来。这篇论文在科学在线发表的当天，施一公接到的第一封电邮是来自冷冻电镜领域的一位大牛，索要这个程序脚本。 实际上，今年4月，施一公“整月都像做梦一样”。最开始，他对闫创业说，我们做到15埃就可以了，如果做到10埃就找个地方把文章发出去，先告诉这个领域我们来了。没想到，这个极限一再被打破：先是12埃，然后是8埃，再到5.6埃，后来是3.9埃，最后3.6埃。 这种重大科研突破的喜悦完全不能用任何奖项来替代。而这次的论文写作也创造了施一公25年科研生涯史上的首次：第一次写文章写到晚上睡不着觉。 就在两个多月前，在研究的最后冲刺阶段，施一公带着3名同学“玩命地写论文”。那段时间他每天写论文写到凌晨，有时6点多回家，躺下睡到8点接着起来写。在送孩子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4小时的车程，施一公就写了4个小时论文。以至于有一天凌晨3点，还在办公室写论文的施一公突然尾椎抽筋，一动不能动。这吓坏了同样也在实验室写论文的学生。休息过来后，快走了几圈，施一公才恢复过来。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认为，施一公团队的这项研究解决了“无数科学家都向往的生物学的基础问题”。在他看来，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媒体纷纷揣测，这是否会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在诺贝尔奖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希望媒体手下留情，“他们为全世界的科学家指明方向，诺贝尔奖不是一公团队要做的事情。对科学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兴趣去探索，继续发现未知的好奇心”。 施一公团队对剪接体密码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这项工作的核心意义是让人类对生命过程和机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施一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把不同剪接体相互间不同的地方看清楚，从而阐述内含子被去除、外显子被接在一起的分子机制。（本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原春琳）
微博上看。施一公，男，汉族，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结构生物学家，它经常写博客并发表在微博上面，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
博客官网。1、首先打开浏览器搜索博客再从博客找到搜索框。2、在搜索框里输入施一公。3、最后搜索施一公找到有官方认证的即可。
为施一公所说。
2007年7月，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300多位华人生物学家和学生出席会议，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说：“我相信，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华人生物学家将在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施一公认为，科学家有两类：第一类是完全专心致力于学术，信仰学术，在学术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类是社会责任感更大一些。他说自己属于第二类：“当初我选择专业方向、决定做什么事情是根据社会的需要。”
扩展资料：
施一公相关简介：
1、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市。1985年，作为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和河南省赛区的第一名，被保送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9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国留学。
2、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运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细胞》发表11篇、《自然》发表7篇、《科学》发表3篇。
3、因在细胞凋亡和TGF-信号传导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他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2005年，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
参考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施一公：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句盛传已久的话据说出自陈章良，激（keng）励（hai）了无数有志青年加入生命科学的大军，想必也曾成为生物研究者们在实验室的无数个漫漫长夜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但是：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大家可以去做生物相关方向的研究，但是千万别读生物系，那样就完了！——欧阳颀
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运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迄今为止，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细胞》发表11篇、《自然》发表7篇、《科学》发表3篇，这些工作系统地揭示了哺乳动物、果蝇和线虫中细胞凋亡通路的分子机理，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研发。2003年，由于在细胞凋亡和TGF-信号传导等领域的杰出工作，破解了这一类生命科学之谜，当时年仅36岁的施一公获得全球生物蛋白研究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成为这一奖项设立17年以来首位获奖的华裔学者。2005年，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2010年，施一公获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THE RAYMOND & BEVERLY SACKLER INTERNATIONAL PRIZE IN BIOPHYSICS）是由赛克勒夫妇捐赠设立，自2006年以来，每年奖励两到三位在国际生物物理学领域做出卓越成就、年龄在45岁以下的杰出科学家。2013年4月30日，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当选2013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前2013年4月25日，他还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耶鲁大学终身冠名教授邓兴旺和陈雪梅、杨薇等三名华裔美籍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新科院士。2014年3月31日，施一公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奖励他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施一公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2014年4月3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的颁奖典礼上，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获得2014年爱明诺夫奖，并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为施一公颁奖，以奖励其在过去15年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据介绍，爱明诺夫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79年设立，用以奖励在晶体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该奖项每年颁给不超过3名科学家，施一公是2014年该奖项唯一获奖人。施一公是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自1998年以来，他领导的实验室主要结合X射线晶体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手段，系统研究了细胞凋亡的发生和调控机制。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仅清晰地揭示了细胞凋亡通路中的一系列分子过程，基于该研究的一项专利成果也已被转化为治疗癌症的新药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2015年12月8日，在《自然》杂志举办的“2015科研·创新·创业国际研讨会”上，施一公被授予2015年《自然》杰出导师奖。 2016年3月25日，“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施一公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
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共5张施一公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23]故土情结施一公的祖父是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平，云南大姚人。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河南工作。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1972年，全家搬往驻马店市。[24]赴美留学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施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