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论文在哪发表的

中国多一些施一公何愁国不富民不强！

当初说五年之内超越清华的难度还是过于巨大了。但是现在西湖大学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规模，对于一些普通院校还是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说西湖大学从一开始起跑线就比别的大学靠前。

如同电影《模仿游戏》中，“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在二战期间带领团队协助盟军破译德国密码系统“英格玛”一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施一公也带着他的团队，用6年时间，试图破译世界结构生物学公认的两大难题之一——剪接体的密码。 北京时间8月21日凌晨，施一公研究组在著名的《科学》杂志在线同时发表两篇论文——《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宣布得到了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和剪接体对前体信使RNA执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 “施一公实验室向这个生命科学领域中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发起挑战，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了成功。”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丁绍·帕特尔这样评价。更重要的是，“剪接体结构是完全由中国科学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这是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付向东则认为，该研究是“近30年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在科研领域沉浸了25年的施一公，已经在《自然》《科学》《细胞》3大杂志上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了将近50篇论文，在他看来，这个发现可能是自己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56年，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提出一个中心法则，描述所有生物的过程就是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的信息流动。 多个诺贝尔奖的产生源于中心法则的发现与阐述，比如说，RNA聚合酶和核糖体的结构解析曾分别获得2006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动态分子机器，剪接体的结构解析难度被普遍认为高于RNA聚合酶和核糖体，同时，也因为许多人类疾病都可以归咎于基因的错误剪接或针对剪接体的调控错误，所以，剪接体的结构解析也一直被认为是最热门也是最值得期待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之一。 1995年，施一公去耶鲁大学面试，他的老板就是因为与另外两位科学家解析核糖体结构而获得2009年化学奖的汤姆·斯泰茨。斯泰茨当时正在从事后来令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他的一名博士后告诉施一公：“斯泰茨本人最想做的研究是剪接体。” 剪接体这颗分子生物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很多生物学家的终极梦想。可是这个“淘气的家伙复杂，动态，多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没有科学家能清晰地“捕捉”它。 1998年，施一公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这个梦想也被他藏在了心中。随着资历和经验的积累，2004年，施一公开始从事膜蛋白领域的研究。但是剪接体他还是不敢碰，“那是一个梦想”。 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饶子和与人合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另外一名著名生物学家、美国 西北大学 教授饶毅的电话。饶毅提了个建议：你下一步应该做剪接体的研究。 饶子和的回答很实在：不敢碰。这是当时很多生物学家的想法。施一公说：“没有办法做，也没有手段去做。” 小字辈向老字号发起挑战 但是，梦想之火从未熄灭。 2007年，施一公美国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工作。他的实验室开张了，依然没有去碰这个梦想：不能用这样的课题去训练学生，否则只会让他们失望，甚至丢掉科研兴趣。 “太危险了，可能一无所获，不能让学生做炮灰。”他直言。 当时，他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担心：在国外时间长了，不知道用国内的水和试剂能不能做出东西来？ 这样的情况在回国之初经常发生：培养的细菌一不小心就被污染了；在实验台上铺板，第二天各种杂菌都有。 施一公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学生们进行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的训练上。 经过了一年的建设，2008年施一公回清华任教后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尽管不是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但是，已经训练有素的学生们有了自信。 此时，能够捕捉到剪接体的技术性革命也已经在萌芽之中。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有三大利器：X射线晶体衍射、核磁共振以及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镜（冷冻电镜）。而冷冻电镜被认为分辨率不够高，是3种利器中最弱的一种技术手段。 2007年，冷冻电镜技术还远未成势，清华选择了重点发展冷冻电镜技术。2009年，尽管当时各方条件都还不够完善，施一公已经决定启动通往梦想之路。“如果等到条件都具备了，黄花菜都凉了”。他的一名博士后和两名博士生就此进入剪接体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施一公的团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字辈：世界上有7个实验室在引领着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其中就包括现代结构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之处、曾走出14名诺贝尔奖得主的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面对这些国内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曾有博士生有过疑问：我们真的能做好这个课题吗？ 所以一开始，他们就选择了从小处着手，试图从解析剪接体复合物中的一些重要组成蛋白的结构开始，逐步接近目标。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们一直做得很苦”。施一公说，甚至中间有很长时间，学生们什么成果都没有，压力都非常大，让施一公欣慰的是，他们都能“沉得住气”。 2013年，冷冻电镜技术在照相技术和软件分析的图像处理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原来冷冻电镜和X射线晶体衍射对结构生物学的的贡献是1∶10，过去一年这个比例几乎倒了过来。”施一公说，“如果没有冷冻电镜技术的革新，就完全不可能得到剪接体近原子水平的分辨率。” 一起在成长的还有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条件。2007年，清快车时的生物系只有43个独立实验室，现在达到140个。大量的年轻人加入生命科学大军，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带来勃勃生机。此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30岁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闫创业、清华大学医学院26岁的博士研究生杭婧和25岁的博士研究生万蕊雪就是其中的一员。 年初，团队首次报道了剪接体复合物中重要组成蛋白Lsm七聚体及其在RNA结合状态下的晶体结构，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是这离他们的目标还很远。 “我们要布局，也要方法。不能只用工具做事情，自己要懂这些工具。”施一公说。 这一等待实在太久了 6月24日，在此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的Nagai研究组的一篇论文在《自然》网站在线发表。其结果一度引起轰动：他们将剪接体组装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个中心复合物tri-snRNP的分辨率提高到5.9埃。而此前人类对基因剪接体的认识精度只有29埃。 1埃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米。Nagai的这项工作较之以前有了飞跃，但只能看到蛋白质的二级结构，看不到氨基酸。 而施一公团队此次得到的结果不仅将精度由5.9埃提高到3.6埃，可以把许多氨基酸看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其解析对象是真正的剪接体，而不是Nagai团队所取得的参与剪接体组装过程的复合物。这是第一次在近原子分辨率上看到了剪接体的细节。 2009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杰克·肖斯德克对此的评价是“剪接体是细胞内最后一个被等待解析结构的超大复合体，而这一等待实在已经太久了”。 实际上，这是施一公也没有想到的突破。 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是万蕊雪和杭婧对于样品的百般驯化，让它们适合电镜观察；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闫创业巧妙地革新了计算软件，可以让所有重要的颗粒都被再挑选出来。这篇论文在科学在线发表的当天，施一公接到的第一封电邮是来自冷冻电镜领域的一位大牛，索要这个程序脚本。 实际上，今年4月，施一公“整月都像做梦一样”。最开始，他对闫创业说，我们做到15埃就可以了，如果做到10埃就找个地方把文章发出去，先告诉这个领域我们来了。没想到，这个极限一再被打破：先是12埃，然后是8埃，再到5.6埃，后来是3.9埃，最后3.6埃。 这种重大科研突破的喜悦完全不能用任何奖项来替代。而这次的论文写作也创造了施一公25年科研生涯史上的首次：第一次写文章写到晚上睡不着觉。 就在两个多月前，在研究的最后冲刺阶段，施一公带着3名同学“玩命地写论文”。那段时间他每天写论文写到凌晨，有时6点多回家，躺下睡到8点接着起来写。在送孩子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4小时的车程，施一公就写了4个小时论文。以至于有一天凌晨3点，还在办公室写论文的施一公突然尾椎抽筋，一动不能动。这吓坏了同样也在实验室写论文的学生。休息过来后，快走了几圈，施一公才恢复过来。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认为，施一公团队的这项研究解决了“无数科学家都向往的生物学的基础问题”。在他看来，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媒体纷纷揣测，这是否会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在诺贝尔奖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希望媒体手下留情，“他们为全世界的科学家指明方向，诺贝尔奖不是一公团队要做的事情。对科学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兴趣去探索，继续发现未知的好奇心”。 施一公团队对剪接体密码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这项工作的核心意义是让人类对生命过程和机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施一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把不同剪接体相互间不同的地方看清楚，从而阐述内含子被去除、外显子被接在一起的分子机制。（本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原春琳）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句盛传已久的话据说出自陈章良，激（keng）励（hai）了无数有志青年加入生命科学的大军，想必也曾成为生物研究者们在实验室的无数个漫漫长夜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但是：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大家可以去做生物相关方向的研究，但是千万别读生物系，那样就完了！——欧阳颀

为施一公所说。

2007年7月，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300多位华人生物学家和学生出席会议，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说：“我相信，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华人生物学家将在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施一公认为，科学家有两类：第一类是完全专心致力于学术，信仰学术，在学术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类是社会责任感更大一些。他说自己属于第二类：“当初我选择专业方向、决定做什么事情是根据社会的需要。”

扩展资料：

施一公相关简介：

1、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市。1985年，作为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和河南省赛区的第一名，被保送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9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国留学。

2、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运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细胞》发表11篇、《自然》发表7篇、《科学》发表3篇。

3、因在细胞凋亡和TGF-信号传导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他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2005年，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

参考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施一公：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求学生涯: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故土情结:施一公的祖父是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平，云南大姚人。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河南工作。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1972年，全家搬往驻马店市。赴美留学: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施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此后，普林斯顿大学给他提供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基金。在当时，这样的待遇是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机制为施一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短短9年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并很快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他们有一对龙凤胎儿女。全职回国:已是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面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却作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为之惊讶而敬佩的决定：放弃这一切，全职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在他看来，“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经历攀登的艰辛，山顶总会有无尽的风光。如果仅仅因为科研，施一公不会回来。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2008年2月，40岁的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施一公，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施一公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回国时，他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我回到清华，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贡献会比身在普林斯顿大得多。我希望将来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使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这些名校的本科生有机会到清华来、到中国来，因为这三所大学的学生很多都是美国未来的领导者，我希望美国这些优秀的人才在年轻的时候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真正了解中国。”施一公希望自己能在清华为本科生开设一门思想政治课，用他在国外曲折而真实的经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