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赵志丹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550002）
高山骆庭川张本仁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化学研究所，武汉430074）
谢鸿森郭捷许祖鸣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550002）
摘要人们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中、下地壳发现了低速层，并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它的成因。作者对采自秦岭和华北地区的138个样品进行了高温（达1500℃）和高压（达3GPa）条件下纵波速度的测定结果，探讨了岩石纵波速度的一般特征，并且发现了岩石纵波低速现象。通过对实验产物的矿物组成和结构等的综合研究表明，含水矿物（角闪石或黑云母）的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导致岩石出现纵波低速现象。实验结果表明含水矿物脱水熔融可能是引起研究区或世界其他地区出现地壳低速层的重要机制。
关键词地壳低速层岩石纵波速度脱水和相变部分熔融秦岭造山带华北克拉通
1引言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以地球物理为主的地壳深部探测和对地球深部物质的实验研究使我们对岩石圈，特别是大陆岩石圈不断加深了解。其中地壳低速层就是深部地球物理的重要发现之一，它分布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如阿尔卑斯、北美、西藏、华北和秦岭造山带等地区，而且其中的许多地区是具有高热流的构造或地震活动带[2,12,13,14,19]。
人们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地壳低速层的成因。有人认为它是由流体、大规模的推覆体或韧性剪切带等引起的软层[8,9]。其他学者则从实验室中地壳矿物和岩石的成分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出发，认为石墨、含盐流体、或者矿物脱水相变及岩石部分熔融导致了低速层的出现[2,4,8,9]。从已有的研究看，迄今尚无一种理想的模式完满解释地壳低速层的成因。本文测定了采自秦岭造山带及其邻区和华北克拉通的138个岩石样品高温高压下的纵波速度，探讨了实验结果并应用实验数据解释研究区内地壳低速层的成因。
2样品和地质背景
研究区包括秦岭造山带及其邻区和华北克拉通（五台山和内蒙古）。系统采集样品的地质单元主要是前寒武纪基底和不同时代的侵入体，其变质程度包括榴辉岩相、麻粒岩相、角闪岩相和绿片岩相岩石，它们可以作为地壳主要岩类的代表（表1）。选取新鲜、肉眼见不到裂隙和无次生变化的岩石进行实验。每个实验样品还配套进行显微观察、密度测定和岩石化学分析。对实验产物还进行了镜下鉴定和电子探针分析。
表1采集实验样品的地质单元
3实验方法
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地球深部物质实验室完成的。YJ-3000t六面顶静态超高压装置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内（几分钟至100小时）在腔体内产生高达6.0GPa同时1600℃的温度和压力。实验样品为长33mm、直径12mm的圆柱体，叶蜡石粉压块作为传压介质。圆柱状的样品由3层不锈钢箔加热器包卷置于叶蜡石粉压块中。样品室的温度由已标定的功率—温度工作曲线得出。高温高压条件下样品的波速由弹性波发射和接收装置所获得的数值信号计算得出。实验和计算方法详见谢鸿森等[17]和Xu等[18]。
为模拟研究区地壳和上地幔的实际温度和压力条件，依据各构造单元的不同地温分布曲线给出的压力（P）和温度（T）的对应关系[7]，在p、T同步增加的条件下，测出每个样品在一系列p（达3.0GPa）、T（达1500℃）值下的纵波波速Vp值。不锈钢箔加热器在温度上升达到其熔点后会熔断，因此每个样品的加温加压过程即以加热器熔断为终结，每个样品实验终结时的压力和温度各不相同，最高的分别可达3GPa和1500℃，普遍都超过了1000℃和1GPa。取地压增加梯度为0.03GPa/km，将压力p（GPa）换算成深度h（km），获得的大量数据表示于Vp—h图中。
4岩石高温高压实验纵波速一般特征
图1给出了6个样品的Vp—h关系。各类岩石样品的Vp值随深度h增加表现出3段特征，在第一段0～10km深度范围内，Vp值快速增加，表明0.3GPa的压力已使岩石内部裂隙基本闭合。在第二段10～30km深度，Vp值仍随深度增加而增大，但增加的幅度减弱，几乎所有样品都在750～920℃和0.63～0.90GPa（相当于21～30km）范围内达到了最大值Vp.max，第2段的纵波波速特征（dVp/dh和Vp,max的大小）可以代表各类岩石样品的本质特性。第3段，即Vp值达到最大值Vp,max之后的变化呈现两种趋势，第1种是基本上随压力增大，Vp值恒定于Vp,max值附近；第2种是从Vp,max值开始逐渐下降，在1100～1200℃和0.99～1.50GPa（约33～50km），有54个样品显示了这类现象，占总数的1/3以上，我们将这种达到Vp,max值之后又下降的现象称为纵波低速现象。这种现象对解释地壳低速层的成因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图1部分实验样品的Vp—h图
1—大河群基性麻粒岩；2—秦岭群斜长角闪岩；3一秦岭群大理岩；4—甘沟石英闪长岩；5—宽坪群云母石英片岩；6—伏牛山花岗岩
5出现纵波低速现象样品的特征
具有纵波低速现象的54个样品的特征总结在表2中，其中5个样品的Vp—h关系见图2。对实验产物进行了镜下观察和电子探针分析，以求发现导致纵波低速现象的原因。
表2实验岩石纵波低速现象统计表
续表
① 岩石样品所达到的纵波最大值Vp,max及其对应的压力和温度；②岩石样品所达到的纵波最小值Vp,min及其对应的压力和温度；③岩石Vp值下降幅度，ΔVp=Vp,max—Vp,min；④岩石Vp值下降百分率，ΔVp=（△Vp/Vp,max）×100%。
54个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的样品，主要是斜长角闪岩、石英闪长岩、麻粒岩、辉长岩、大理岩、云母斜长片岩等。除大理岩等极少数样品外，绝大多数样品含有角闪石或黑云母。若从实验的138个样品来看，含有角闪石的各种岩类都出现了纵波低速现象。
图2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的样品的Vp—h图
图例中的样号同表2中序号一致
绝大多数样品在750～920℃、0.63～0.90GPa（约21～30km）范围内达到最大值Vp,max，之后在1100～1200℃、0.99～1.50GPa（约33～50km）范围内降至最小值Vp,min。设下降幅度△Vp=Vp,max—Vp,min，则有7个样品的△Vp值超过1.0km/s（表2），它们是2个斜长角闪岩、2个变基性火山岩、1个辉长岩、1个麻粒岩和1个大理岩。从降低程度来看，Vp,min值比Vp,max值最多降低达到21%（样品号5和37）。三种主要类型岩石的特征描述如下：
含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岩类：全部实验样品中，含有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岩石样品都出现了纵波低速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角闪石或黑云母的边部有熔融玻璃（例如18号样品）。熔融玻璃出现在角闪石（或黑云母）和浅色矿物（斜长石或石英）的边界上，并呈无色、棕色或淡黄色。熔融玻璃约占整个样品的5%～10%。电子探针结果发现了有的角闪石已脱水、相变形成了辉石（例如样品39）[20]。
大理岩：实验样品中的大理岩都出现了纵波低速现象。样品均由原来的浅色或无色变成了绿色或深绿色。有的样品出现了小气孔（小于1mm），这可能是其中的碳酸盐类矿物（方解石或白云石）释放出二氧化碳后的残余结构。镜下颗粒之间出现大量的黑色全消光物质，可能是碳酸盐类矿物相变的产物[20]。
花岗岩：图3是部分花岗岩的Vp—h关系，其中未发现纵波降低现象。花岗岩样品中不含角闪石或只含少量黑云母，实验产物中除了发现有大量裂隙外，无明显变化，而且未发现熔体。我们可以认为在花岗岩类样品中，由于无或只有少量的含水矿物，使得产物中没有出现脱水、相变或部分熔融。
以上讨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碳酸盐类矿物的去气作用和相变导致大理岩的纵波低速，并遗留了一些气孔；而在存在含水矿物的岩石中，纵波低速则是由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引起的。
图3部分花岗岩样品的Vp—h图
LZ1-3—二朗坪黑云母花岗岩；LZ2-3—满子营黑云母花岗岩；LH-6—老虎沟花岗岩；DL-2—黄陵花岗岩；EL-7—二里坝奥长花岗岩；WJ-1—王家会花岗岩
6讨论
已有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室温条件下，岩石的Vp值随外加压力的增大而单调增加或基本恒定在某个值，而在恒压升温实验中，随着温度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外加温度无疑是导致岩石波速下降的根本原因[1,4,11]。
许多研究者解释了岩石波速随温度增加而降低的原因，Kern[10]在压力小于0.6GPa条件下实验证实矿物的颗粒边缘的裂隙会因热膨胀而张开；Christensen[1]则认为矿物颗粒边缘的孔隙在1GPa以上对波速的影响很小，即在地壳深处条件下，裂隙的作用不再是重要的。其他的实验结果支持矿物脱水和相变是引起岩石波速下降的重要原因，如石英岩或富硅质的岩石在接近石英α—β相转变的温度范围时岩石波速的急剧下降[10]。本文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在富含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岩石中，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可以导致整个岩石的波速降低。
本文的实验试图模拟地壳深部的温压状态，即在波速测定过程中，温度和压力同时上升，岩石样品在外加压力逐渐增大的过程中，矿物边缘的热膨胀引起裂隙张开已变得十分困难。138个样品的实验产物中都发现了存在不同规模的裂隙，不仅在出现低速现象的54个样品中，而且在没有出现低速现象的样品（如花岗岩）中裂隙似乎更多，因此裂隙似乎不是引起岩石波速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实验中出现低速现象的样品均为含有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大理岩除外），对实验产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已出现了角闪石—辉石相变。
脱水对熔融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以本次实验的花岗岩为例，外加的温压条件已处于其液相线之上，但镜下鉴定未发现其产生部分熔融，也没有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由此看来，或者外加水，或者岩石含有饱和水（水以OH-形式存在于含水矿物中）对岩石中熔融的发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现低速现象的样品除大理岩外，都有含水矿物（角闪石或黑云母），脱水早于部分熔融，并成为后者的先决条件。部分熔融的出现又进一步降低了岩石的波速。地壳中、下部产生部分熔融，或规模不等的岩浆房、岩浆层，从物理性质上也可满足低速高导层的条件。如东非裂谷（肯尼亚）、美国黄石公园等地的地震层析成像所探测到的地壳低速体就被认为是部分熔融物质[15]。
实验岩石的脱水作用的发生，以该岩石最大波速所对应的温压条件作为起始条件，对含角闪石的岩石来说，起始温压多集中在700～800℃、0.6～0.7GPa；降至波速最小值可能对应着矿物脱水程度最高和出现相当数量的部分熔融。
上述讨论表明，矿物脱水相变及由之诱发的部分熔融确实是岩石出现低速现象的原因，另据其他研究者的实验结果[5]，矿物脱水相变、岩石部分熔融时其电导率明显增加，这样上述过程可以同时导致岩石低速和高导现象。
秦岭地区和华北内蒙古、五台山地区的中、下地壳物质组成和热状态同本文中出现低速现象的实验条件是可以类比的。研究区的中、下地壳以达到角闪岩相的岩石（如斜长角闪岩、变基性火山岩等）为重要的岩石类型，而且大量存在以角闪石为主的含水矿物[6,16]。已有研究成果揭示出，秦岭和华北地区均为高热流区。地温分布曲线显示[7]，中、下地壳可以达到本次实验中角闪石脱水的起始温压条件（约700℃、0.6GPa）。至少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种是部分中地壳本身发生了矿物脱水相变和少量部分熔融，形成低速高导层；另一种可能是类似Etheridge等[3]的研究结果，即矿物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发生于中地壳的底部或者下地壳，所产生的高温高压水或部分熔融物质上升至中地壳并被上覆的盖层圈闭引起了低速高导层。因此以角闪石为主的脱水相变或由之引起的岩石局部熔融是研究区内产生地壳低速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7结论
对54个实验样品的矿物组成和显微结构的研究表明，矿物脱水相变和由它诱发的部分熔融是岩石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的原因。矿物脱水相变或部分熔融是导致秦岭和华北地区，也可能是世界许多地区，存在地壳低速高导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同时解释低速和高导这两种性质的成因，在下一步工作中需要进行高温高压条件下岩石波速和电导率的综合测量，并进行多次平行实验和多次采集实验产物，以更好地限制实验中相变、熔融等发生的确切过程。
致谢欧阳建平教授、胡以铿、张宏飞、许继峰副教授和周文戈博士提供部分样品，同刘庆生副教授进行了有益的讨论，邓晋福教授和F.Wenzel教授提供了热情帮助，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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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建设，充分体现了该学科在天津市学科布局中的差异性优势，突出应用性，以产业创新和新熊彼特经济学等前沿理论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强调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直接服务于我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即为建成北方最大的航运中心及国际物流中心服务。刘书瀚等教授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服务创新理论的研究已受到学术界关注，相关研究已被评为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并被天津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采用，多位教授直接参与天津市商业圈布局和红桥区商业规划设计，其中一人被留任红桥区经贸委主任，多人被聘为顾问,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科创新团队。2、直接服务于我市的产业发展和创新，即为建成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服务自1994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之初，多名教授就直接参与滨海新区规划与发展建设，为天津的经济建设乃至环渤海的发展献计献策，成为滨海新区不可多得的外围智囊团。将对滨海新区战略研究与天津大手笔的运作互融互通，并运用到发展实践中，形成了延续不断的合作关系,研究成果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3、直接服务于我市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张宏武等教授的研究成果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被环保部门用于决策参考，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关注，本人被聘为中日、中日韩相关研究项目的中方主持人，充分体现了该学科研究水平和社会价值。 产业经济学研究所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现代日本研究所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odern JapanWTO研究中心 / WTO Research Center生态文明与现代经济研究所 / Ecocivilization & Modern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一、学术团队与产业经济学近5年的主要学术成果1、学术团队产业经济学研究团队共有教授13人，副教授8人，讲师10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25人，具有硕士学位8人。2、主要学术成果近5年来，产业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1）科研项目已完成国家级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24项；横向项目42项。目前在研项目111项，其中，国家及国务院各部门项目1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32项；承担科研项目总经费303万。（2）发表论文与专著发表论文357篇；出版专著1 8 部；译著4部。（3）获奖获得省部级奖项10项，其他类型奖项23项；二、在国内同类学科中的地位产业经济学于 2002 年被确定为天津商学院重点学科， 2006 年被确定为天津市重点学科，目前已经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设有产业经济学研究所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等本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层次有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区域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硕士点，为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多年努力，本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并凝炼了四个研究方向，即 现代服务业与服务创新；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公用事业的市场化、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产业政策与区域产业发展。 目前， 本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天津市处于较为前列的位置，特别是在运用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等新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对服务创新的研究方面， 已形成了实力雄厚、结构合理且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研究团队， 处于国内较为领先的地位。我校是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学科带头人 刘书瀚 教授为该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在国内产业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三、我院产业经济学学科具有的优势和特色我院产业经济学具有的优势和特色通过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体现。1 、现代服务业与服务创新该研究方向特色 ：服务业与服务业竞争力研究方向是当今世界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服务创新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我院在本研究方向上侧重于三个特色领域，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该方向侧重于三个特色研究领域：第一，服务创新体系与服务业竞争力研究；第二，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第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其在我国传统产业改造中的作用研究。该研究方向的优势 ：该研究方向由 10 名研究人员组成，含教授 3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 7 人，在读博士 2 人；学术带头人 刘书瀚 博士教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外国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优秀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多年从事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研究，在国内外同领域确立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在服务创新理论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研究团队共承担国家级课题 3 项，省部级课题 15 项，出版著作 5 部，在《世界经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共 5 项，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该方向与日、美、欧学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多次举办“服务经济国际论坛”和“中国产业经济年会”等重要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形成了较大的影响。2 、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该研究方向特色 ：该方向主要从产业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观点出发，研究在资源与环境制约条件下产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我校研究的一个特色，更是我国今后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该方向的优势 ：学科带头人 张宏武 教授以及学术骨干 刘泽勤 教授都是留学归 国 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该研究方向共承担国家级课题 4 项，参加日本文部省课题 3 项，国家教育部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10 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产业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参与日本文部省的科研项目，如“环境制约下的区域间、国际间、多部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日本的分区域环境污染排出构造的比较研究”等 3 项，出版日文专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分部门、分地区的经济分析》和《中国能源产业的地域分析》等 2 部，发表“关于日本和中国的能源消费、经济成长、环境的比较分析”、“中国分地区绿色 GDP 的试算”等论文 40 余篇；二是自然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成果包括承担天津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加快发展我市循环经济研究”，发表“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与数学模型的建立及其实证分析研究”、“对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等论文 40 余篇 。3 、公用事业的市场化、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该研究方向特色 ：在公用事业的产业研究上，我们形成了以下三个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第一，公共物品的垄断和竞争、市场化配置与政府规制研究。第二，公用事业定价及其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研究。第三，土地开发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研究中，目前国内只有“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在高校中，我校较早开展了这方面研究。该方向的优势 ：学科带头人之一 孙钰 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 2005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在 2006 年成为天津市“ 131 创新型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2006 年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并成为“五一”奖章获得者； 2007 年任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近年来，本研究方向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1 项，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和天津市等省部级课题 6 项，局级课题 3 项，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 5 部；获得教育部优秀人文社科三等奖 1 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共 4 项。4 、产业政策与区域产业发展该研究方向特色 ：①在区域产业发展方面，以重点研究县域产业发展和环渤海产业发展为特色。一是对县域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战略、农村产业与城市产业的交融，县域特色产业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特色。二是以重点研究环渤海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港口产业和环渤海产业集群、产业布局、产业战略研究为特色。②在产业政策的研究上，以突出考察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层面的特殊性以及区域产业发展政策、产业关联政策、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和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为特色。该方向的优势 ：学科带头人 刘禹宏 教授于 2007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并在天津财经大学 任兼职 博士生导师。该方向 先后承担了国家级项目3项，省部级课题13项，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被转载 20 余篇。四、为地方经济服务我校产业经济学学科为天津经济服务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科研、调研和咨询活动体现出来。1 、相关科研项目和天津经济发展直接相关产业经济学科研项目中，无论是已经结项还是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与天津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占了很大一部分，特别是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天津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是重点。这些科研成果为天津市各级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参考，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效益。2 、参与各种类型的调研并提供咨询产业经济学学科的相关专家参与了市政协、市发改委、市商务委、红桥区政府、市民盟等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调研，并为相关问题的决策提供直接的咨询。先后有 10 人次在红桥区政府重要经济管理和决策部门挂职 2 年时间，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相关专家是滨海新区发展报告是主要撰写人。3 、通过各种横向课题服务天津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学相关专家主持了和平区大沽南路商业规划；河北区中山路商业规划、新开河休憩景观带规划；红桥区光荣道的商业规划；河东区二号桥都市工业园规划以及参与了东站后广场的整体规划和天津西站地区整体规划。目前，正承担宁河县商贸规划、红桥区大胡同地区物流规划等项目。通过这些项目，为天津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应有的服务。五、研究生培养质量产业经济学硕士点从 2002 年开始招生，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各届毕业生很大一部分都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产业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硕士点 5 年来共发表论文 150 篇，论文获得各种奖项 12 篇。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陈春生，男，1955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原陕西财经学院）。现任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主管经济学院学科工作。 研究方向：公共投融资、国际金融研究成果：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主编教材2部。获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精品课程《国际金融》课程建设负责人。苏永乐，男，1961年10月生，陕西乾县人，中共党员，硕士、教授、硕导。1985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现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主管经济学院教学工作。研究方向：转轨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研究成果：近年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合作出版著作1部，主持和参与科研课题20余项。任维哲，男，1966年2月生，陕西宝鸡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硕导。现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主管经济学院行政管理和科研工作。 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研究成果：主持参与国家省市课题15项，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西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王恩胡职称：教授最高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农业经济政策研究成果：论文：1.西北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研究.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122.国内上市公司品牌经营效应实证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2）3.西部人力资本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开发研究.2006（1）4.农产品品牌经营的困难与对策.江苏商论.2006（10）5.英国、日本、台湾食品革命与农业调整的经验.世界农业.2006（11）6.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的演进与农业发展战略.中国农村观察.2007（2）7.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演进及发展趋势.消费经济.2007(4)8.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市场服务体系建设.商业研究.2008（4）9.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09（2）10.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对策.经济研究参考.2009（30）11.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8）12.陕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区域协调发展对策.理论导刊.2010（9）科研项目1、税费改革后陕西农民持续增收问题研究，陕西省社科联研究项目（SSKL05资助02），主持.2、西部地区“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战略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90），主持子课题.3、 陕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测度与特征识别智能分析系统，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2006K04-G31），主持.4、西部地区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06BJY062）,参与.5、中国二元非均衡经济社会结构与转型期农民增收困境，国家社科基金（09XJL004），主持.6、西部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XJA790007）,主持.7、 陕西区域发展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陕西省社科联项目（2009Z022）,主持.8、陕西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研究，陕西省社科联研究项目（2011Z022）,主持. 刘树枫职称：教授最高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社会兼职：中国保险学会理事，陕西省金融学会理事，陕西省统计学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理事研究方向：金融、保险主要成果：课题：1、国家统计局2004年课题：《社会分层变迁对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LX04－D36 主持2、国家统计局2006年课题：《西部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的模式构建研究》，第二参加者，LX06-B363、陕西省科技厅2007年课题：《陕西农村金融中介组织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研究》，主持4、陕西省教育厅2008年课题：陕西省住房保障制度及发展模式研究，主持。5、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课题：WTO框架下的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研究。主持。6、基于房地产市场结构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体系研究（2008LY013，国家统计局，主持7、我国基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P052），全国经普办，主持。8、中小城镇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2011，第二参加者论文：1、 陕西省工业化进程判断及路径选择[J].统计与决策，2005,5.2、关于西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J].统计与决策，2005,2.3、陕西省新型工业化道路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2006,5.4、中国社会变迁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6,5.5、对农户金融需求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省为例，2009年3月，《调研世界》，独撰6、我国房地产业集中与市场结构优化，2009年6月，《现代经济探讨》，独撰7、构建我国地震巨灾保险体系的思考》，2009年4月，《经济问题》，独撰8、信息不对称下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制的博弈分析》，2009年1月，建筑经济，第一作者。9、The Concentr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 Opptimization of Chinese Real Easte2009建设与房地产管理国际会议论文集（ISTP检索）10、Real Easte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tion，2009信息管理与技术创新国际会议论文集（ISTP及EI检索）11、《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统计与决策》，2010,112、《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信用风险与保险防范》，《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6 霍爱玲 ，女，汉族，1963.08出生，中共党员，陕西榆林人。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财经学院（原西安基础大学）工业经济专业，1984年7月留校工作至今。1999.06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曾担任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校学工部副部长、研究生部副部长、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2012.12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邱天瑞，男，汉族，辽宁人，中共党员，讲师。现任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主持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工会工作。
【摘要】 本文首先对“赵氏孤儿”故事的流传作一简单介绍。接下来介绍《史记·晋世家》、元杂剧《赵氏孤儿》、电影《赵氏孤儿》（陈凯歌，2010）三者在人物塑造、主题阐发上的不同。最终将主题聚焦于电影《赵氏孤儿》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当代演绎及其叙事策略，总结其成败经验，以期为后来的“名著改编”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赵氏孤儿 史记 元杂剧 陈凯歌 电影一、故事流传 《赵氏孤儿》故事原型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 《春秋·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春秋·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 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这两条记载过于简单，我们只可从中读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并且人物中仅有赵盾、赵同、赵括三人，尚未出现“赵氏孤儿”赵武。 到了《左传》，对这两条相关记载的注解使得这段史实变得更加生动详细： 《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 晋灵公不君。 厚敛以雕墙。 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 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 将谏，士季曰： “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 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 ”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 “吾知所过矣，将改之。 ”稽首而对曰：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诗》曰：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 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 又曰： ‘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 ’能补过也。 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候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 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 ：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这两则故事都介绍了“赵盾弑其君”的前因后果，但却完全不同。第一则材料中首次出现了提弥明和灵辄，第二则材料中则首次出现了韩厥。第一则材料中赵氏被灭的原因是由于晋灵公的“不君”，赵盾屡次直言上谏而引起的君臣之间的矛盾；第二则材料中所交代的赵氏之所以被灭族，是因为庄姬、赵朔、赵婴三人之间感情混沌，纠葛不清，赵氏家族无法容忍并出面干预，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侯面前污蔑赵家，而平日与赵家早已结仇的大臣也趁机加入，借此将赵氏家族一网打尽。这些都为《史记》提供了史料，做了铺垫。《史记》中的相关记载见于《晋世家》和《赵世家》，《晋世家》基本延续了《左传·宣公二年》的记述，甚至个别字词也一样。《赵世家》则比此前的故事都更加丰满。对于晋灵公的昏庸和想要杀害赵盾的原因，《赵世家》延续了《左传》和《晋世家》的记载，但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新的人物和情节。新的人物有公孙杵臼、程婴、屠岸贾，这三人被划分为正邪两派，于是就有了曲折生动的搜孤救孤故事。至此，“赵氏孤儿”的故事初见雏形。 到了元明清时代，叙事文学发展并繁盛起来，《史记》本身所具有的叙事特点，使其成为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取材的对象。“赵氏孤儿”故事因其曲折生动的情节设置，自然也被搬上了戏曲舞台。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获得的极大成功，对于“赵氏孤儿”故事的源远流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关于元杂剧《赵氏孤儿》，存在着两个版本：元刊本正名为《韩厥救舍命烈士，程婴说妒贤送子，义逢义公孙杵臼，冤报冤赵氏孤儿》，这个版本，不载题目，只录曲文，科白全删，曲文有较大出入。明刊本题目作《公孙杵臼耻堪问》，正名作《赵氏孤儿大报仇》。较之元刊本错误少，是现今刊印的基础版本。 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之后，明代传奇《八义记》和明代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也对“赵氏孤儿”进行了演绎。《八义记》的传奇体例限制（只能以生、旦为主角，以“大团圆”为完美结局）无疑削弱了元杂剧的悲剧气氛，在人物塑造上，更是凭空增添了周坚和张维两个角色，这就削弱了两大主角程婴和公孙杵臼的戏份，使得故事情节和元杂剧大相径庭，整体而言，艺术性也就大大降低了。《东周列国志》的相关情节出现在五十回“赵宣子桃园强谏”、五十一回“责赵盾董狐直笔”、五十七回“围下宫程婴匿孤”、五十九回“诛屠岸赵氏复兴”，但所书故事均在元杂剧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创新或存异之处。 以上是对“赵氏孤儿”故事版本流传的简单介绍。综上所述，“赵氏孤儿”的故事雏形形成于《史记·赵世家》，纪君祥对其进行的元杂剧改编使其得以广泛传播，并流传至今。二、版本对比 接下来笔者将分析《史记·赵世家》、元杂剧《赵氏孤儿》、电影《赵氏孤儿》（陈凯歌，2010）在 人物塑造和主题阐发 上的变迁。在人物塑造方面，为求简单明了，笔者就屠岸贾、赵氏家族、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五类角色在以上三部作品中的设定制作了如下表格（表1）： 读表可知，屠岸贾在《史记·赵世家》中的设定是“大夫”、“司寇”，属于文官，到了元杂剧和电影里则变为武将（“晋国大将”），赵氏家族在《史记·赵世家》和元杂剧里都是文臣，到了电影里才设定为武将。程婴在三部作品中的角色设定则各不相同，分别是：赵朔友人、赵家门客、草泽医人。公孙杵臼在《史记·赵世家》中是赵家门客，在元杂剧和电影中都是和赵家同为“一殿之臣”的朝中中大夫，但在电影里被弱化为配角，戏份不多。韩厥在《史记·赵世家》里是赵朔友人，在元杂剧和电影里都是屠岸贾下属。 以上是对上表的简单解读。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人在《史记·赵世家》中的角色设定相同或相近，而到了元杂剧中则各不相同的原因，是因为元杂剧与《史记》相比，前者是叙事文学，更注重故事的趣味性，后者则属于史书，纪实性是第一原则。而在《史记》和元杂剧中鲜明的正邪对立和救孤动机，到了电影中变得模糊的原因，则与笔者接下来要谈到的三部作品的主题有关。 提到三部作品的主题阐发，就要提到其中人物行为的动机和原因。接下来笔者将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三个文本进行细读，从中阐发三部作品各自不同的主题。《史记·赵世家》中，在赵氏家族被灭族后，公孙杵臼和程婴有如下几段关键性对话： 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曰：“ 胡不死 ？”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公孙杵臼曰：“ 赵氏先君遇子厚 ，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及赵武弱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孟宣与公孙杵臼。” 赵武……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 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 自杀 。 从上面几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有很强的恩义观，这种恩义观的逻辑是：若对方有恩于己，自己则应以生命来报答对方的知遇之恩。因此即便在救孤养孤的任务完成后，赵武泣涕拜谢表明自己愿意报答程婴的恩情，程婴依然选择自杀以下报恩主。 如果说本篇或属个例，那我们可以看看司马迁笔下的其他例子。如战国时豫让为报“智伯国士遇我”之恩，“乃变名姓为刑人，人富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剌襄子”，智伯感其乃“义人也”，将其释放；豫让竟不罢休，“又潦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伺机而动。最后其义难成,拔剑三跃而击赵襄子之衣,“遂伏剑自杀”。聂政为报严仲子而刺韩相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其姐聂荣前来认尸，被问及“何敢来识之”，说道：“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可见再司马迁笔下，不但“士为知己者死”，连闺中女儿亦知报恩复仇之理。又如燕太子丹为报秦仇而求助于田光,田光以自杀激励荆轲。荆轲刺秦王而报太子,其友高渐离又欲刺秦王而报荆轲。监门侯生为报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为保信陵君窃符成功，竟将自己献祭出去，“北乡自刭”。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故事，其主题即为先秦到一个“义”字。 到了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在讨论救孤时，通篇所见已非恩义等字眼，而是“于家为国旧时臣”、“忠臣”、“忠魂”，可见先秦的“义”到了元朝已演变为“忠”。那么先秦的“义”的对象是恩主，元代的“忠”的对象则是“君主”。于是元杂剧里的“赵家”的内涵被置换成了“君”，这一点我们从元杂剧的细节和行文逻辑里也可窥得一二，如“【煞尾】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晋国山河百二雄。显耀英才统军众，威压诸邦尽伏供。（p1486）”，好似这晋国山河乃是“赵家”的，到了程婴向赵氏孤儿将事实和盘托出时，更是改称赵氏孤儿为“小主人”。再联系时代背景，笔者可做如下猜测：这里的“赵家”已经不是先秦晋国的“赵世家”，而是赵家王朝，也即宋朝。至此，元杂剧《赵氏孤儿》则被赋予了时代性主题。两宋朝廷对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位赵家功臣的的追封祭祀也可佐证这一点[下附《两宋朝廷婴、杵、厥祭祀封赏始末表》（表2）]。 三、当代演绎 相比以上两部作品，2010年陈凯歌的电影作品《赵氏孤儿》，其主题则要复杂的多。时隔上千年，以先秦的“义”作为行为动机（乃至杀身成仁）在当代已显得缺乏合理性；即使是时隔近千年的元朝，其“忠君”思想也与当代价值格格不入。因此，不论是在主题阐发上，还是在人物塑造和叙事逻辑上，陈凯歌都必须对这一流传千年的故事进行重新组合。接下来笔者要做的就是分析陈凯歌的叙事策略及其达到的效果，总结其成败经验，以期为后来的“名著改编”提供借鉴意义。 由表1我们可知，到了电影里，屠岸贾和赵氏家族的正邪对立已不明显，屠岸贾诛杀赵氏家族的动机，并非像元杂剧里那样陷害忠良，而是受到了刺激：电影开篇，通过由葛优扮演的程婴和一小市民的对话，电影就向观众交代了屠岸贾被赵朔替代一事，这一替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替代屠岸贾出征，二是代替屠岸贾娶到了国君的姐姐庄姬夫人。镜头在一组平行蒙太奇间不断转换，由赵文卓扮演的赵朔只因打了胜仗就耀武扬威，不将屠岸贾放在眼里，甚至逼其吞食由国君“从台上弹人”时不小心打中赵朔坐骑的弹丸。电影仅用了8分42秒，就将屠岸贾与赵氏家族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让观众对屠岸贾产生了同情。从8min42s到25min12s是矛盾的解除：朝堂上面对赵盾赵朔的当面羞辱，屠岸贾忍无可忍终于设计诛杀赵氏家族（笔者将这一段结束于赵武之死）。观众在观看这一组合段的过程中，已经不能像看元杂剧那样怀着鲜明的立场了，而是感情复杂，一方面为嚣张跋扈的赵氏家族被诛感到解气，一方面又替幸存的赵氏孤儿紧张。笔者将第三个组合段规定为：25min12s到57min42s，这一组合段的主题是：搜孤救孤。此前不论是在《史记》还是在元杂剧里，或为“义”或为“忠”，程婴和公孙杵臼都毫不犹豫献出了自己乃至儿子的生命，这一叙事逻辑到了当代无疑毫无逻辑可言，甚至有概念先行之嫌。于是在这32分钟里，导演对“搜孤救孤”的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新演绎：程婴起初藏孤属于临危受命，并非主动为之；后来阴差阳错，官兵错抱了赵氏孤儿，留下程婴的孩子，程婴被屠岸贾怀疑，并在自认为自己的孩子已被公孙杵臼带出城的前提下，才“招认”并带着屠岸贾去了公孙府邸搜孤；到了公孙府邸，直到屠岸贾摔婴的前一秒，程婴都以为屠岸贾会信守承诺手下留情，这才将被找到的婴儿（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亲手奉上。至此，程婴阴差阳错地完成了“大义凛然”的救孤行动。电影作为一种视觉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于《史记》的书面描写，也不同于元杂剧的角色脸谱化，演员本身就是一个视觉符号——葛优的脸，其向观众所传达的信息向来与“市侩”、“喜剧”等词有关，不论如何似乎都与诸如“大义凛然”这样的形容毫无关联，因此并非全知视角的屠岸贾，绝不可能想到如此“市侩”的小市民，会作出如此牺牲。赵氏孤儿的命就此保住。 至此，通过以上三个大的组合段的分析，笔者意在阐明电影的复杂主题——存在主义式的荒诞感，在存在主义哲学的语境中，人性不再是简单的黑白对立，个体行为的动机也不再正邪分明，生命充满了荒诞，每个人都是被动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面对命运深感无力，如电影中的程婴在意外失子后所说：“这就是命”。 以上是对电影前半部的主题的分析。关于后半段故事，《史记》和元杂剧也颇有出入：《史记》中简单的报恩复仇主题，到了元杂剧中加入了赵氏孤儿“认贼作父”的情节。于是简单的报恩复仇主题，在此又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弑父”情结。然而在笔者看来，元人笔下的这一“弑父”情节的加入，并不具备现代性意义上的“精神弑父”涵义，也并非为设置伦理困境，只是出于作者纪君祥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的考虑：内容上，这一情节的加入可增添故事的曲折性，以迎合观众的接受心理；结构上，“认贼作父”可拉近正反两派（赵氏孤儿vs屠岸贾）的距离，费去许多笔墨，确保故事结构的封闭性。如果我们再回到元杂剧的文本中进行细读，这一推论就几可确定无疑了：元杂剧第四折一跃跳到二十年后，程婴以手卷的方式向赵氏孤儿细述往事，赵氏孤儿听后的反应是：“元来赵氏孤儿正是我，兀的不气杀我也。”随后便晕了过去，被程婴唤醒后又叫道：“兀的不痛杀我也！”接着直接改口称养了自己二十年的屠岸贾为“老匹夫”，并表示“我拼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到明朝若与仇人遇……死狗似拖将出去”，甚至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把铁钳拔出他斓斑舌，把锥子生跳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把钢锤敲残他骨髓，把铜铡切掉他头颅”。至此可以看出，这些报复性的残忍描写基本上迎合了当时反元复宋的群众心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并不在意叙事的逻辑性和内容的可信度（在此忽略戏曲不同于小说电影等其他叙事体裁的叙事逻辑）。 然而到了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里，“复仇”不再像元杂剧里那么地“快意恩仇”，而是充满了情与理的矛盾。电影里，程婴抚养赵氏孤儿并主动促成其认贼作父的动机，是为了替自己的儿子报仇。元杂剧里未提及“报仇”与“认贼作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电影里，程婴之所以如此行事，不是为了简单的“快意恩仇”、置之死地，而是想要“以牙还牙”——让屠岸贾也体会到失子之痛（虽然只是养子）。至此，程婴的行为动机从之前的“被动无奈”变成“主动设计”，这一“主动设计”纯属自私行为，为了报自己的仇可以利用甚至牺牲赵氏孤儿，并不包含任何高尚的动机。黄晓明饰演的韩厥参与复仇的动机，也不再是出于忠义，而是为报屠岸贾毁容之仇。 笔者将电影的第四个大组合段划定为：57min42s到93min40s。这一段极为重要，因为导演在这饱满的36分钟之内，补充了元杂剧中空白的二十年——在元杂剧中，第三折是二十年前，第四折一下跳到二十年后，省略了这二十年间的细节。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二十年的细节却是必不可少深可玩味的，其中必有一对矛盾贯穿始终：赵武怎样认贼作父、程婴怎样防备赵武被屠岸贾认出。电影的这36分钟就是围绕着这对矛盾展开，如同猫捉耗子，可谓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观众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观影快感。这一组合段随着矛盾的最终解除而结束：在赵武出征前穿上盔甲威风凛凛地向“干爹”屠岸贾走来的那一刻，屠岸贾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昔日对头赵朔的影子。元杂剧里的屠岸贾并未提前认出赵武，而是赵武提前被程婴告知真相，并毫不犹豫地手刃仇人。相比于元杂剧，电影相应的第五个组合段则要复杂得多，笔者将最后的这一大组合段分为两个小的组合段：面对仇人的儿子，屠岸贾如何处置；以及最后的“赵氏孤儿大报仇”。如果屠岸贾毫不留情地选择斩草除根，矛盾解除，也就不会有随后的“赵氏孤儿大报仇”组合段。导演自然不会如此，电影的内部逻辑和观众的观影逻辑也不允许导演如此。于是第五大组合段的第一个小组合段围绕着屠岸贾面对赵氏孤儿的情理纠结展开：屠岸贾先是计划在行军打仗的途中设计让赵武死于敌军之手，在赵武被敌军包围一遍遍大喊“干爹救我”时，情压倒了理——他救了赵武，中止了计划，不料却被韩厥暗箭中伤，命在旦夕。 这一小组合段和下一小组合段可以说是一对“交叉组合段”：在这一小组合段的开始，程婴和韩厥就向赵武讲述了“赵氏孤儿”的故事，但不同于元杂剧中赵武的激烈反应，电影中的赵武，出于对“干爹”屠岸贾的感情和对“亲爹”程婴人格的认知，对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并在屠岸贾遭韩厥暗算后以命相逼，逼身为“草泽医人”的程婴拿出“救命”药丸。这一小组合段结束于屠岸贾被救后对赵武怀疑的解除—— 他亲口对赵武说：“干爹只是睡了几天，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你的事——我竟然怀疑你不是你爹的亲生儿子。” 赵武的心至此在第一次产生动摇：“那我是谁？” “赵朔的儿子啊，我怀疑你爹用他的儿子替了你。” 至此（107min42s），屠岸贾的情完全压倒了理，而赵武那被父子之“情”淹没了的“理智”，才开始复苏了。赵武回到家，在向程婴最后确认了“赵氏孤儿”故事的真实性后（110min14s），电影进入最后一个小组合段，这也是笔者要重点讨论的组合段。 这一组合段开始于一组慢镜头，在这组慢镜头中，程婴携子穿过闹市，来到屠岸府，与早已在府中等候的屠岸贾展开最后的“大报仇”决斗。这组决斗用时12分钟，最终以屠岸贾莫名其妙被赵武所杀而结束，使“赵氏孤儿”故事得以以“快意恩仇”作结。笔者认为，正是这一仓促的结局，造成了电影文本内部的精神分裂，前半部复杂的人性主题至此荡然无存；也造成了观众观影心理的分裂：观众的观影期待非但没有得到满足，反而被强行隔断，引往截然相反的方向，最后嘎然而止。于是观众愤怒了，纷纷将矛头指向导演陈凯歌。 然而这只是这一组合段的可能性之一，据披露，本来还有另一个剧本方案，在那个剧本方案里，最后一个组合段里，赵孤于情无法下手，于理必杀屠岸，程婴目睹赵孤纠结，遂觉自己设下此计之残忍，在复仇箭在弦上的一刻，赵孤崩溃手软，程婴为护赵孤以身殒命。这样的剧情才算合“情”合“理”，同时也能打通全片逻辑，形成完整叙事线的同时，挖掘和传达出更加深刻的主题意蕴。 但是，或许是因这一剧本方案不单改了内容，连结局也完全与复仇无关，从而彻底脱离了“赵氏孤儿”的本事，陈凯歌才不得不在走过一个“人性”圆圈后，又复归“正邪不两立”、“快意恩仇”的传统主题。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电影《赵氏孤儿》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当代演绎，其大体上是成功的，这一成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叙事上使其更贴近电影逻辑（相对于“戏曲逻辑”而言），二是在主题上赋予其时代性。但是，结局的精神分裂使其功亏一篑。 从中能得到的经验是：我们必须历史性地对待“名著改编”，抛弃其中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充分发掘其中的永恒性主题，并结合时代将其进一步放大，这才是使“名著”重新焕发时代光彩的改编策略。参考文献 【专著】 [1] 【元】纪君祥等. 赵氏孤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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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丹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550002）
高山骆庭川张本仁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化学研究所，武汉430074）
谢鸿森郭捷许祖鸣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550002）
摘要人们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中、下地壳发现了低速层，并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它的成因。作者对采自秦岭和华北地区的138个样品进行了高温（达1500℃）和高压（达3GPa）条件下纵波速度的测定结果，探讨了岩石纵波速度的一般特征，并且发现了岩石纵波低速现象。通过对实验产物的矿物组成和结构等的综合研究表明，含水矿物（角闪石或黑云母）的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导致岩石出现纵波低速现象。实验结果表明含水矿物脱水熔融可能是引起研究区或世界其他地区出现地壳低速层的重要机制。
关键词地壳低速层岩石纵波速度脱水和相变部分熔融秦岭造山带华北克拉通
1引言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以地球物理为主的地壳深部探测和对地球深部物质的实验研究使我们对岩石圈，特别是大陆岩石圈不断加深了解。其中地壳低速层就是深部地球物理的重要发现之一，它分布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如阿尔卑斯、北美、西藏、华北和秦岭造山带等地区，而且其中的许多地区是具有高热流的构造或地震活动带[2,12,13,14,19]。
人们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地壳低速层的成因。有人认为它是由流体、大规模的推覆体或韧性剪切带等引起的软层[8,9]。其他学者则从实验室中地壳矿物和岩石的成分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出发，认为石墨、含盐流体、或者矿物脱水相变及岩石部分熔融导致了低速层的出现[2,4,8,9]。从已有的研究看，迄今尚无一种理想的模式完满解释地壳低速层的成因。本文测定了采自秦岭造山带及其邻区和华北克拉通的138个岩石样品高温高压下的纵波速度，探讨了实验结果并应用实验数据解释研究区内地壳低速层的成因。
2样品和地质背景
研究区包括秦岭造山带及其邻区和华北克拉通（五台山和内蒙古）。系统采集样品的地质单元主要是前寒武纪基底和不同时代的侵入体，其变质程度包括榴辉岩相、麻粒岩相、角闪岩相和绿片岩相岩石，它们可以作为地壳主要岩类的代表（表1）。选取新鲜、肉眼见不到裂隙和无次生变化的岩石进行实验。每个实验样品还配套进行显微观察、密度测定和岩石化学分析。对实验产物还进行了镜下鉴定和电子探针分析。
表1采集实验样品的地质单元
3实验方法
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地球深部物质实验室完成的。YJ-3000t六面顶静态超高压装置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内（几分钟至100小时）在腔体内产生高达6.0GPa同时1600℃的温度和压力。实验样品为长33mm、直径12mm的圆柱体，叶蜡石粉压块作为传压介质。圆柱状的样品由3层不锈钢箔加热器包卷置于叶蜡石粉压块中。样品室的温度由已标定的功率—温度工作曲线得出。高温高压条件下样品的波速由弹性波发射和接收装置所获得的数值信号计算得出。实验和计算方法详见谢鸿森等[17]和Xu等[18]。
为模拟研究区地壳和上地幔的实际温度和压力条件，依据各构造单元的不同地温分布曲线给出的压力（P）和温度（T）的对应关系[7]，在p、T同步增加的条件下，测出每个样品在一系列p（达3.0GPa）、T（达1500℃）值下的纵波波速Vp值。不锈钢箔加热器在温度上升达到其熔点后会熔断，因此每个样品的加温加压过程即以加热器熔断为终结，每个样品实验终结时的压力和温度各不相同，最高的分别可达3GPa和1500℃，普遍都超过了1000℃和1GPa。取地压增加梯度为0.03GPa/km，将压力p（GPa）换算成深度h（km），获得的大量数据表示于Vp—h图中。
4岩石高温高压实验纵波速一般特征
图1给出了6个样品的Vp—h关系。各类岩石样品的Vp值随深度h增加表现出3段特征，在第一段0～10km深度范围内，Vp值快速增加，表明0.3GPa的压力已使岩石内部裂隙基本闭合。在第二段10～30km深度，Vp值仍随深度增加而增大，但增加的幅度减弱，几乎所有样品都在750～920℃和0.63～0.90GPa（相当于21～30km）范围内达到了最大值Vp.max，第2段的纵波波速特征（dVp/dh和Vp,max的大小）可以代表各类岩石样品的本质特性。第3段，即Vp值达到最大值Vp,max之后的变化呈现两种趋势，第1种是基本上随压力增大，Vp值恒定于Vp,max值附近；第2种是从Vp,max值开始逐渐下降，在1100～1200℃和0.99～1.50GPa（约33～50km），有54个样品显示了这类现象，占总数的1/3以上，我们将这种达到Vp,max值之后又下降的现象称为纵波低速现象。这种现象对解释地壳低速层的成因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图1部分实验样品的Vp—h图
1—大河群基性麻粒岩；2—秦岭群斜长角闪岩；3一秦岭群大理岩；4—甘沟石英闪长岩；5—宽坪群云母石英片岩；6—伏牛山花岗岩
5出现纵波低速现象样品的特征
具有纵波低速现象的54个样品的特征总结在表2中，其中5个样品的Vp—h关系见图2。对实验产物进行了镜下观察和电子探针分析，以求发现导致纵波低速现象的原因。
表2实验岩石纵波低速现象统计表
续表
① 岩石样品所达到的纵波最大值Vp,max及其对应的压力和温度；②岩石样品所达到的纵波最小值Vp,min及其对应的压力和温度；③岩石Vp值下降幅度，ΔVp=Vp,max—Vp,min；④岩石Vp值下降百分率，ΔVp=（△Vp/Vp,max）×100%。
54个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的样品，主要是斜长角闪岩、石英闪长岩、麻粒岩、辉长岩、大理岩、云母斜长片岩等。除大理岩等极少数样品外，绝大多数样品含有角闪石或黑云母。若从实验的138个样品来看，含有角闪石的各种岩类都出现了纵波低速现象。
图2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的样品的Vp—h图
图例中的样号同表2中序号一致
绝大多数样品在750～920℃、0.63～0.90GPa（约21～30km）范围内达到最大值Vp,max，之后在1100～1200℃、0.99～1.50GPa（约33～50km）范围内降至最小值Vp,min。设下降幅度△Vp=Vp,max—Vp,min，则有7个样品的△Vp值超过1.0km/s（表2），它们是2个斜长角闪岩、2个变基性火山岩、1个辉长岩、1个麻粒岩和1个大理岩。从降低程度来看，Vp,min值比Vp,max值最多降低达到21%（样品号5和37）。三种主要类型岩石的特征描述如下：
含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岩类：全部实验样品中，含有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岩石样品都出现了纵波低速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角闪石或黑云母的边部有熔融玻璃（例如18号样品）。熔融玻璃出现在角闪石（或黑云母）和浅色矿物（斜长石或石英）的边界上，并呈无色、棕色或淡黄色。熔融玻璃约占整个样品的5%～10%。电子探针结果发现了有的角闪石已脱水、相变形成了辉石（例如样品39）[20]。
大理岩：实验样品中的大理岩都出现了纵波低速现象。样品均由原来的浅色或无色变成了绿色或深绿色。有的样品出现了小气孔（小于1mm），这可能是其中的碳酸盐类矿物（方解石或白云石）释放出二氧化碳后的残余结构。镜下颗粒之间出现大量的黑色全消光物质，可能是碳酸盐类矿物相变的产物[20]。
花岗岩：图3是部分花岗岩的Vp—h关系，其中未发现纵波降低现象。花岗岩样品中不含角闪石或只含少量黑云母，实验产物中除了发现有大量裂隙外，无明显变化，而且未发现熔体。我们可以认为在花岗岩类样品中，由于无或只有少量的含水矿物，使得产物中没有出现脱水、相变或部分熔融。
以上讨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碳酸盐类矿物的去气作用和相变导致大理岩的纵波低速，并遗留了一些气孔；而在存在含水矿物的岩石中，纵波低速则是由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引起的。
图3部分花岗岩样品的Vp—h图
LZ1-3—二朗坪黑云母花岗岩；LZ2-3—满子营黑云母花岗岩；LH-6—老虎沟花岗岩；DL-2—黄陵花岗岩；EL-7—二里坝奥长花岗岩；WJ-1—王家会花岗岩
6讨论
已有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室温条件下，岩石的Vp值随外加压力的增大而单调增加或基本恒定在某个值，而在恒压升温实验中，随着温度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外加温度无疑是导致岩石波速下降的根本原因[1,4,11]。
许多研究者解释了岩石波速随温度增加而降低的原因，Kern[10]在压力小于0.6GPa条件下实验证实矿物的颗粒边缘的裂隙会因热膨胀而张开；Christensen[1]则认为矿物颗粒边缘的孔隙在1GPa以上对波速的影响很小，即在地壳深处条件下，裂隙的作用不再是重要的。其他的实验结果支持矿物脱水和相变是引起岩石波速下降的重要原因，如石英岩或富硅质的岩石在接近石英α—β相转变的温度范围时岩石波速的急剧下降[10]。本文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在富含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岩石中，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可以导致整个岩石的波速降低。
本文的实验试图模拟地壳深部的温压状态，即在波速测定过程中，温度和压力同时上升，岩石样品在外加压力逐渐增大的过程中，矿物边缘的热膨胀引起裂隙张开已变得十分困难。138个样品的实验产物中都发现了存在不同规模的裂隙，不仅在出现低速现象的54个样品中，而且在没有出现低速现象的样品（如花岗岩）中裂隙似乎更多，因此裂隙似乎不是引起岩石波速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实验中出现低速现象的样品均为含有角闪石或黑云母的（大理岩除外），对实验产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已出现了角闪石—辉石相变。
脱水对熔融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以本次实验的花岗岩为例，外加的温压条件已处于其液相线之上，但镜下鉴定未发现其产生部分熔融，也没有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由此看来，或者外加水，或者岩石含有饱和水（水以OH-形式存在于含水矿物中）对岩石中熔融的发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现低速现象的样品除大理岩外，都有含水矿物（角闪石或黑云母），脱水早于部分熔融，并成为后者的先决条件。部分熔融的出现又进一步降低了岩石的波速。地壳中、下部产生部分熔融，或规模不等的岩浆房、岩浆层，从物理性质上也可满足低速高导层的条件。如东非裂谷（肯尼亚）、美国黄石公园等地的地震层析成像所探测到的地壳低速体就被认为是部分熔融物质[15]。
实验岩石的脱水作用的发生，以该岩石最大波速所对应的温压条件作为起始条件，对含角闪石的岩石来说，起始温压多集中在700～800℃、0.6～0.7GPa；降至波速最小值可能对应着矿物脱水程度最高和出现相当数量的部分熔融。
上述讨论表明，矿物脱水相变及由之诱发的部分熔融确实是岩石出现低速现象的原因，另据其他研究者的实验结果[5]，矿物脱水相变、岩石部分熔融时其电导率明显增加，这样上述过程可以同时导致岩石低速和高导现象。
秦岭地区和华北内蒙古、五台山地区的中、下地壳物质组成和热状态同本文中出现低速现象的实验条件是可以类比的。研究区的中、下地壳以达到角闪岩相的岩石（如斜长角闪岩、变基性火山岩等）为重要的岩石类型，而且大量存在以角闪石为主的含水矿物[6,16]。已有研究成果揭示出，秦岭和华北地区均为高热流区。地温分布曲线显示[7]，中、下地壳可以达到本次实验中角闪石脱水的起始温压条件（约700℃、0.6GPa）。至少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种是部分中地壳本身发生了矿物脱水相变和少量部分熔融，形成低速高导层；另一种可能是类似Etheridge等[3]的研究结果，即矿物脱水相变和部分熔融发生于中地壳的底部或者下地壳，所产生的高温高压水或部分熔融物质上升至中地壳并被上覆的盖层圈闭引起了低速高导层。因此以角闪石为主的脱水相变或由之引起的岩石局部熔融是研究区内产生地壳低速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7结论
对54个实验样品的矿物组成和显微结构的研究表明，矿物脱水相变和由它诱发的部分熔融是岩石出现纵波低速现象的原因。矿物脱水相变或部分熔融是导致秦岭和华北地区，也可能是世界许多地区，存在地壳低速高导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同时解释低速和高导这两种性质的成因，在下一步工作中需要进行高温高压条件下岩石波速和电导率的综合测量，并进行多次平行实验和多次采集实验产物，以更好地限制实验中相变、熔融等发生的确切过程。
致谢欧阳建平教授、胡以铿、张宏飞、许继峰副教授和周文戈博士提供部分样品，同刘庆生副教授进行了有益的讨论，邓晋福教授和F.Wenzel教授提供了热情帮助，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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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条件如下：1、修满规定的课程学分，并通过全部课程考核。2、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认可。3、发表学术论文，满足学院和学校的要求。4、完成学校和学院规定的其他要求。
EMBA学位论文可以是结合管理实践的专题研究报告，案例研究等。
18、许定国： 2005年7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学。导师：安毓英教授、杨志勇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多态叠加多模叠加光场等幂高次压缩特性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5年5月。 许定国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学院副教授，光学工程学科硕士生导师和工程硕士生导师。 19、张佩瑢： 2005年12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电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学。导师：安毓英教授、杨志勇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多模压缩态与亮孤子压缩态时空传播特性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5年6月。 张佩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光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20、刘宝盈： 2006年7月，西北大学光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学。导师：石康杰教授、杨志勇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强度任意空间分布对多态叠加多模泛函叠加光场高次压缩特性的影响，西北大学，2006年3月。 刘宝盈现为陕西省商洛学院教授，商洛学院物理系主任，受聘为商洛学院物理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同时，作为国家统招博士后，刘宝盈现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国家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1、王菊霞： 2008年12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学。导师：安毓英教授、杨志勇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原子－腔－场系统中的量子纠缠信息交换、传递与保持的机理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8年9月。 王菊霞现为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教授，渭南师范学院物理系副主任，渭南师范学院量子光学与光子学研究所所长，受聘为渭南师范学院物理学科的学科带头人；2000年度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22、刘王云： 2008年7月，非经典光场与原子相互作用系统中光场量子场熵演化特性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8年4月。 刘王云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在《中国科学（G辑：物理学，力学，天文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 作为国家统招博士后，刘王云现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国家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实验室先后主持 “973”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7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亿元以上重大项目1项，千万元以上重大项目2项。以第一作者身份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12篇，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二等奖和陕西省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等多项奖励，研究成果两次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5篇博士论文入选百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在中国西部大陆动力学研究、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早期生命演化、壳幔交换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油气资（能）源综合勘探开发理论、方法与关键技术以及新生代生态环境变迁和演化研究取得的成果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与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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