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从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这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依据他的一生经历，杂交水稻的研究贯穿他的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如果从进入大学就立志从事作物研究算起就有63年，如果从“1960年袁隆平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算起就有53年，无论如何，其致力于水稻的关注和研究绝对超过半个世纪。

1960年7月，袁隆平教授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性质。1964年7月5日，他在试验稻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1966年2月28日，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开启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1971年11月23日，其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在海南试验田发现一株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此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由袁隆平挂帅。1972年，杂交稻被列为中国重点科研项目。1973年，在“不育系”、“保持系”的基础上，利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千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百余具有恢复能力的水稻。1974年，他成功选育了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比普通水稻增产20%以上。1975年，又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1975年冬，中国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1987年，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发展战略”，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1987年7月16日，袁隆平学生李必湖、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但是未被证实。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普遍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每亩增产5%-10%1995年12月16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任主任。1997年，袁隆平再次发起研究超级杂交稻。2000年，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除了增产外，袁隆平表示新型的超级杂交稻将更重视水稻营养，其研究团队已经致力于试验新品种中增加维生素A、蛋白质、淀粉及其他营养含量，以期减少贫血和视觉疾患。历时44年他终于研究出了超级杂交稻。当然，他的成功离不开之前他在植物学，农学等方面的研究

陈霖是改革开放后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科学论文的中国学者。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独创性地提出“大范围首先”的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向主流的“局部首先”理论发出了挑战。30多年来，在与持有不同学术观点学者的争论与交流中，陈霖用令人信服的实验不断完善和论证这一理论，使之被越来越多的同行所接受。他提出的拓扑性质知觉理论成为了中国学者对认知科学领域重大基础问题的原创性贡献。1982年在《科学》杂志上就视知觉过程从哪里开始的根本问题，原创性地提出了“拓扑性质初期知觉”的理论，向半个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初期特征分析理论和视觉计算理论提出了挑战。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在与国际上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的争论与交流中，他以令人信服的系列科学实验不断地完善和论证着这一假说，使之成为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所接受的学说，进而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他的成果也被《科学》（2003）、《美国科学院院报》（2003，2007）等著名学术刊物多次刊登。2005年，国际知觉杂志《Visual Cognition》以专辑的形式刊载了陈霖的成果并配发了大量国际著名学者的肯定性评论的文章。

竺可桢，著名科学家，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开拓者。一生发表了近300篇论著，写了800万字极有价值的日记。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堪称气象学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于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小时候的竺可桢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在选择专业时，他考虑到农业的重要性，选择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

在学习过程中，他觉得气象学对农业的发展影响极大，而在当时的中国，气象学还是空白，因此在农学院毕业以后，他又来到哈佛大学专攻气象学。

竺可桢在美国期间，学习非常刻苦，同时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报刊上有关祖国的报道，他都认真阅读，并将气象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当他看到台风、干旱和雨涝不断给祖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时，他感到非常难过，同时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他决心以中国的雨量和风暴作为自己的研究专题，认真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资料，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191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气象学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8年，竺可桢又以《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竺可桢满怀希望回到了祖国。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军阀混战的衰败局面，气象事业几乎为零。面对困难，竺可桢并不气馁。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任教，带领学生在校园东南角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气象站。随后，他又以不畏艰难的闯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四十多个气象站和一百多个雨量观测点，组建起粗具规模的气象观测网，奠定了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基础。

1925年，竺可桢担任了全国气象研究所所长。当时的气象研究所设在南京市的北极阁，条件非常简陋。竺可桢来到这里后，亲自动手修建了一座气象台。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进行实地观测，并进行数据记录。

此外，竺可桢还一百六十多次放飞高空气球进行观测，终于掌握了南京地区天气的一些规律，写出了《南京三千米高空之风向与天气预测》的论文。

竺可桢还十分注意物候的观察和研究。在长期观察中，他发现南京的桃李开花在3月31日左右，而北京的桃李要到4月19日才露出花瓣，南北相差近20天，但是到了5月下旬以后，南京和北京的物候现象相差就没有几天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竺可桢从气候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是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末春初，南北温差相当大，而初夏后南北温差比较小。例如：南京和北京，3月份温差达到4摄氏度，而到了5月份，就几乎没有明显差别了。

后来，竺可桢将他几十年对物候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结果写成了一本专著《物候学》，这也是对我国气象学的一大贡献。竺可桢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和论文，还留下了800万字的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共计38年37天，几乎一天也未间断，而1936年以前的日记则在搬家过程中散落了。竺可桢的日记，内容极其丰富，文采亦很好。很多日记，只要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彩的科技文章。

竺可桢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携带两件宝：气温表和高度表。每到一处，就利用这两件宝贝进行观测，并用笔和本子记下来，这成了他日记的重要内容。他那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治学精神，是许多人所缺乏的，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974年2月6日，身患重病的竺可桢躺在了床上。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正听到收音机里广播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他用颤抖的手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篇日记：“气温，最高零下1摄氏度，最低零下7摄氏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