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工业革命论文发表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当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灵活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汽机所代替，这样很明显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劳动力昂贵的男人，而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女工和童工，这也随之导致了妇女大量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首先对当时的妇女就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0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34.3%。而在纺织业和家庭服务业妇女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年，如家庭服务业工人共103万，其中男工13万，女工90万，裁缝、女服裁缝、女帽匠，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男工494人，女工34万；洗衣业、花边制造业、杂役、草帽编制业、手套制造业等有工人32万，其中男工2万，女工30万。[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第41——42页。] 各纺织部门更是妇女的天下，1839年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总数的56.4%，[波尔特著《国家的进步》，第193页。] 毛纺织工厂女工占69.5%，丝织业工厂女工占70.5%，麻纺织工厂女工占7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甚至在体力劳动的行业中也有女工的身影，根据1841年的数字，当时煤矿女工达到6000人。[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大量妇女由家庭走向了社会。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降为第二性是从经济地位的丧失开始的。因此，妇女改变命运的入口也必须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机器生产和低工资，促使资本家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而吸引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工资的获得意味着妇女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人的依赖，有了脱离家庭经济依赖的基础，并使她们有了自由支配劳动果实的权利。例如：出生于曼彻斯特的18岁姑娘简 L，动力织布机机工，看4台织机，一周挣16先令，交给她母亲7先令，剩下的9先令归她本人支配。[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许多人将这笔钱花费在穿戴上，因为她们已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理所当然花费在她们认为有用的地方，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责备。如：简 L穿的长外衣用去一磅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磅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而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的很好也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级的妇女不相上下。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而另一些比较节约的女工，则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数额作嫁妆。据估计，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在16岁到25岁期间，积蓄可达100英镑。[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由以上妇女的工资开销，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已开始重视自我，抛开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妇女家庭观念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独立，其他所谓思想上的精神独立便无从谈起。从前，妇女“只能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她们竖起耳朵，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来的一点点知识。”[戴安娜 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下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7页。] 而现在，随着妇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她们不必经过男性这个中间环节而与社会有了直接接触，随着她们社会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她们的精神独立意识也在经济独立中孕育而升。 二 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 妇女经济独立为其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妇女们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她们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工资。她们有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条件，使之不再仅为家庭的附属品，摆脱了对家庭的经济依赖，有了经济独立，从而使之有了享有权利的基础。妇女们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从而在其中产生了自立自主的独立意识。看看一位十八岁姑娘的服装帐单，再看看丝织厂和纺织厂的女工们在星期天的派头，（我在第一部分所列举），我们足可以发现妇女和姑娘们已开始在自己身上花费相当多的钱，她们对服装打扮的消费逐渐增多。[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这说明了当时的英国妇女居然可以不顾家庭的过多束缚，来独立的为自己花相当多的钱。这表明了伴随其经济独立而来的是造就了她们的一种“独立人格”，亦即精神独立。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妇女认为，局限于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生活单调无味，缺少社会联系。最初，已婚妇女就业的核心动机还曾经主要是“为了家庭”（多数妇女是为了家庭的财政预算而工作，因为只靠丈夫会入不敷出）。而后来她们显而易见地将个人的动机放在了首位：越来越多的妇女声明，她们的目的是通过就业来保障属于自己的收入，保持对丈夫的相对独立性，获得从事职业的快乐或者保证由职业生活所产生的社会联系 同时，随着妇女走向社会工作岗位，她们从事的不再是没有社会经济价值的家务劳动，而是有酬劳动。社会以工资的形式对她们的劳动，乃至自身价值加以肯定。她们逐渐在社会工作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培养了成就主要依靠自己奋斗的自信心。而且工作中的妇女脱离了家庭，来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必会使她们在工作中形成一切依靠自己的自立感。而这种源自于工作中个人价值实现的自信与自立，必然培养妇女在家庭中的“自我意识”。不再一味的依赖家庭，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独立的精神意识。 社会舞台造就了她们精神上的初步独立，而社会对她们新角色的有别于传统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加强了这种独立性。由于此时社会要求的改变，精神独立的英国妇女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厂主们对于女工是否承担家庭义务不感兴趣，他们决不会因为她们是孝顺女儿和贤妻良母而给以高薪。妇女此时的工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劳动，而是深入到整个社会工作之中，并且以前家庭劳动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有为社会工作所取代的趋势。家庭在妇女生活中的地位已绝对不如昔日了，她们生活的重心已渐渐偏向于社会，将其社会工作纳入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工作，以至于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后时期，有些年轻未婚女性甚至到了即将结婚之时居然还不懂如何料理家务。要知道，料理家务可是传统社会中女性最重要的“必修课”呀！载于1833年《议会文件》中的一个片段中提到“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些年轻妇女中的一位即将担任妻子、母亲、保姆、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职责她承担起来，往往是过早而又不注意节约。她没有时间，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去学家庭生活的普通事物；即使学到了这个知识，也没有时间去实践。”而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十二小时的劳动，加上离家路途往返的时间，因此年轻的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以上不在孩子身边。”[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已婚妇女也不再那么重视家庭。总之，工业社会中的妇女不再是纯粹的家庭主妇，她们由家庭走向社会，因工作而获得精神独立，工作已渐渐取代了家庭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工业革命给英国妇女带来的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对妇女而言，社会工作取代了其往日生活中家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了家庭的首要地位，从而动摇了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使之家庭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 妇女婚姻观与生育观的变化 婚姻观和生育观一直以来是家庭观念的重要部分。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家庭受到社会工业化的冲击，家庭中夫妻趋于平等，妇女家庭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之进一步所牵扯到的便是英国妇女的婚姻观和生育观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首先要谈的是当时妇女的婚龄和择偶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妇女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完全依赖他人，几乎不能自助，因此姑娘们纷纷渴望早早嫁个好丈夫。婚姻和生育是她们生存的需要。然而工业革命给妇女带来的经济独立使她们生存不再成问题。妇女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使之不必为寻找一个家庭而被迫早婚。在女性中，无职业者和女佣结婚较早，教师和工人等有固定工作者结婚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前者通常希望早组织家庭，以寻找经济上的依靠；而对于有固定工作的后者而言，她们的经济独立不仅可以维持她们的生存，而且可以使之在家庭以外的领域中找到她们施展才华的事业。总的来讲，此时的妇女已纷纷推迟结婚年龄，她们不再将婚姻作为其幸福的唯一归宿。婚龄推迟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则是当时妇女择偶观的改变。由于妇女们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她们不再将婚姻仅仅作为其生存的基本，也不用再听命于父母家庭的支配，而是在能够自己谋生的自立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关于真正的“人”的意识，有了个人的情感。因此，此时妇女的择偶标准不再是由家庭的生产形式的需求和机会所决定，也不是为个人生存考虑，而是将配偶的选择取决于爱情的支配。她们在配偶的选择上更注重的是爱情、情感支柱、友谊和伴侣关系，这些均成为英国妇女们此时的择偶标准。当然，由于她们此时对自我情感的充分重视，对择偶的标准的改变，对婚姻的期望较高，也必然带来她们婚龄的推后及离婚率的明显上升。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当时英国妇女的离婚问题。当妇女（同样也包括社会的另一半——作为丈夫的男性）对婚姻和家庭寄予的期望已经超出了保障生活的实际目的，而扩展成为对尽情享受的幸福之渴望的时候，在这种大为延长了的婚姻中，发生更为经常的和具有他种性质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解除婚姻的可能性的增加，主要基于经济的和与此相关的心理社会原因：在农业生产和小企业生产中由于生产资料的共有，人们不得不维系不幸的婚姻，现在，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这里所涉及的群体，即农民和自主的企业所有者的离婚率最低，并与其他群体的差额颇大，男女农民实际上从不离婚。夫妻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存在中愈少相互依赖，她们就愈有可能在婚姻不幸时考虑分居或离婚。所以，妇女一旦走上社会舞台，有了挣工资的工作时，就加强了她们在婚姻发生危机时分居或离婚的意愿，增大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因此，离婚最多的是受过中级的学校教育或职业教育，担任职员工作的城市妇女；离婚率最低的是那些没有职业的妇女。最终，不断减少或滞留在低水平上的户均子女数量更促进了离婚的意愿。因为，夫妻家庭中有了子女即削弱了他们离婚的主观意愿，也减少了离婚的经济可能性。就越来越广大的民众妇女而言，婚姻不再是以保障生存为目的的经济的结合，而是建立在婚姻伴侣对一种无上的爱情的关系的要求之上。当爱情越来越成为选择伴侣的决定性动机时，认为“爱情消失”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的观点逐渐得到了承认。妇女们想在婚姻中找到“非常的幸福”的渴望，尽管有种种威胁征兆，还是增长了。由此发展出了对婚姻中的情感保障、性生活幸福和亲密交流的要求。以往数代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市民所抱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实际的”爱情以及共同的生存、财产和地位的保障。与之相比，新的要求是否可以实现，更是无可比拟的难以预见。把浪漫爱情当作唯一“合法”的结婚动机来进行的广泛宣传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浪漫爱情通常只能保持一定的时间。对于为了白发到老而缔结婚姻的设想，它似乎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因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妇女已摆脱由婚姻获得生存的命运，她们的自立使之可能甚至必然获得其婚姻的自由。 与婚姻同步的生育问题此时也在英国妇女的家庭观念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家庭中的儿女是一个家庭中重要的劳动力，妇女也将多生孩子视为其骄傲的资本。然而，历来妇女因生育过多而遭受的身心痛苦也使新一代的女性望而却步。孩子的出生有使母亲失去生命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还会给她们带来失去工作的风险。因此，限制生育的观念在此时的英国妇女中形成，人们开始尤其是妇女开始关注各种避孕措施。如载于《共和党人》的理查德·卡莱尔的《爱情是什么》一文中大肆向当时的人们宣扬一种由欧洲引进的避孕方式，他在文中谈到：“当这里和别处一样，节制生育蔚然成风，大家都不再生育过多的子女时，男人就不怕娶妻子，人人都会早婚，淫乱就会减少，道德和宗教责任心就会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这表现出理查德·卡莱尔的进行节育的生育观，而其宣传在当时很受人欢迎以至于后来居然为一位牧师检举，载于《议会文件》G·S·布尔牧师的证词中写到： “问：你是不是知道在妇女当中流传着详细说明这种工具用法的印刷品或者书籍？ 答：我记得两年多以前，那时卡莱尔到我们地区来演讲，有人向我报告说，他出版过或推销过我们谈到的那一类书，但我找不到机会去加以证实，我只是听到有人报告而已。”[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很明显，以卡莱尔的节育观极其行为来看，他是一位积极宣传避孕、节育的倡导者，而后来他的宣传居然受到当地牧师的不满和检举（因为节育是为中世纪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这足以证明其宣传对人们特别是妇女所造成的广大影响；这也从彻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特别是妇女对避孕节育这方面知识的了解的巨大需要。 所以，从上面两则彼此相关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生育观的巨大变化——冲出了教会所代表的中世纪生育观束缚，表现出新形势下的新观念，即要求并习惯于避孕和节育。 四 夫妻趋于平等现象以及夫妻平等感的产生 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的是由双方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当妇女投身于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参加工作，参与交往，重新获得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的机会，自身价值相应得到提高。此外，在工业社会中，孩子不再像农业社会或采集、狩猎社会中那样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关于孩子的价值观的转变，有助于妇女摆脱生育的压力，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在家庭和社会上寻求新的角色。男女两性关系在社会、家庭领域中走向平等的趋势，改变着夫妻地位和相互关系。妇女参加工作，摆脱了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甚至有些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补贴家用，男人甚至需要妻子儿女共同维持家庭。因此，毫无疑问，妇女的劳动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她们不再在家庭中处于屈从地位，家庭的平等性有所加强。 当时人们的思维仍然局限于传统家庭的定式，丈夫挣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在当时大多数情况下，女工结婚后多半会辞掉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婚前是否进过工厂并无二致，但如果往下挖掘，不难发现尝过经济独立甜头的妇女，婚后对于这种地位的向往比起没有工厂经历的妻子要强烈得多。一些懂得自身价值的妻子，甚至会产生对琐碎家务的厌烦心理。她们自信能同男子一样获得生活资料，心理上与丈夫的平等感有可能产生。 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是，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后，丈夫工资不够一家开销，妻子往往会重操就业，进厂干活。而家庭中妇女地位变化最明显的，要算那些被称之为“头脚颠倒”的家庭，即妻子挣钱养家，丈夫失业在家干家务。一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后并不花费太多的体力和技巧，如纺织部门，主要看机器和接断头，妇女完全可以胜任。她们灵活的手指和敏捷的动作还胜男子一筹。女工比较听话，易于训练，所得报酬较低，例如，纺纱女工每周挣八、九先令，比男工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因此，一些适合女工劳动的行业，男工被排挤了。这从恩格思对英国工厂的调查可以看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纱厂中只有妇女；在使用骡机的纱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在动力织机和粗纺机上工作的，有的多半是女工，有的则全是女工，男工只从事蒸汽机的管理、纺织机械的刷洗和维修，或当木匠、监工、看门工等，人数远比女工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27——428页。] 其结果，在一些丈夫找不到工作而靠妻子养活的家庭中，出现了男女传统位置的大错位。恩格斯说这样的家庭仅曼彻斯特一地就有几百户，兰开夏412个工厂中每个工厂都有两三户。不依赖丈夫而生活，对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非常关键的。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有过母系社会，就在于那时妇女的采集劳动是维持人们生存的主要手段，妇女是主要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在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幸福的最大障碍也在于她们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不能自助。工业革命时期有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出：“制造工业的发展和机器生产代替繁重手工劳动的一个巨大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社会学家古德指出：“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则男子与女子的收入愈接近，女子就会愈少依赖男子，…… 而妇女的经济实力愈强，发言权也就愈大。……”[W·古德著《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1页。] 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从而为其夫妻平等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在朋友来访时正在替妻子补袜子的男人说：“……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1——432页。] 这男人的一席话充表现出“头脚颠倒”家庭中丈夫的无奈与沮丧，在他身上再也难以看到工业革命以前夫权的那种霸气了，以至于在家庭中无经济地位的他一个人在家给上班的妻子补袜子，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是反的（而应是妻子为丈夫补袜子）。补袜子现象就表明了丈夫心中夫妻平等感的出现（而不再是如以前一样充斥于心的是作为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威严了），而第一次参加工作而见丈夫的无能的妻子对此也就更加敏感了。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妇女通过就业得到了日益增长的财力，在家庭中取得了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使平等主义在夫妻思想中均得到了接受。在这里我想对“夫妻平等感”加以总结，并予以细化。首先是家庭的财政管理，由于此时家庭中的妻子已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必然使之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上升。一方面她们享有了独立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权利，她们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穿戴打扮上的更加注意；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独立的收支来源，必然使她们在家庭的经济支配上占有一席之地，家庭的财政支配权不再仅仅属于丈夫，妻子们也相应得到一部分，并且会随着她们经济份额的增加而上升，甚至占主导。如在有些“头脚颠倒”的家庭（我在上一部分所列举），妇女就掌握着家庭财政的主导权。 其次，是家务和孩子的抚育问题。由于此时妇女的经济地位的上升，她们的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乃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妻子们已不能再成为完全的家庭奴仆：妇女们被卷入社会之中，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她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顾及整个家庭的一切；同时，随着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萌发，她们已不再依赖于丈夫，她们要求平等的情感，当然更不甘愿独自承担家务。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此时的家务劳动及子女抚养都不再仅仅压在妇女的身上，而是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共同享有家庭的权利、履行家庭的义务。因此，夫妻双方在家庭义务的履行上经济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我在本节开始部分所提及的“头脚颠倒”的家庭正是如此，由于男性就业的困难，妻子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丈夫便承担起（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家庭的家务。但是，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中，夫妻感情也在家庭义务的承担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所以，随着工业革命对家庭的冲击，家庭双方关系——夫妻地位也发生显著变化，夫妻逐渐趋于平等，这一事实也必然造成夫妻平等感在英国普通妇女心中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