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杰发表的论文

老家有一种说法，人强强不过命，就是说，你再要强，但是命运不合作，亦属无奈，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唯心，却也不无道理。赵老太年近七十，在冬天的阳光下，与围坐在一起的农村老太比较而言，她的身材算是高大了，声音也洪亮，看上去也算是安度晚年，但一双被皱纹包起的眼睛掩不住人生的苍桑。村里人说，她年轻时可是数得着的美人，但青春的秀丽在岁月中已被磨灭的荡然无存。她年轻时，不仅漂亮，做事也利索干脆精明。她丈夫在婆家排行老二，大哥在部队，老三在外地工作，老四也在高中毕业后当兵去了。家里除了公婆就是她一家跟大嫂带着几个孩子。在两个媳妇中，她是受宠的，除了她能说会道外，娘家负担轻也是一个原因，大嫂娘家兄弟姐妹多，常有人来要帮这忙帮那忙的，很让老实的大嫂有些为难。于是她添油加醋的在婆婆前面说大嫂这样那样的，使得婆婆一次次对大嫂大打出手，后来，由于生活日趋困难，也是不堪欺凌，在老公回家探亲时，她带着孩子们一起随他去了部队。即使是现在已是七十多高龄，谈及往昔，大嫂也是老一阵叹息，对自己的这个弟媳，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她的孙女说：“呀，我二奶奶象王熙凤啊。”老三在外地工作，年底回家探亲，进门后老父亲一脸怒气，不等他放一行李，先质问他，为何半年不往家里寄一分钱，老三诧异，说每个月都寄的。他跑去问二哥，二哥才不得不承认是二嫂把钱扣下了。老大在部队，老三在外地工作，而自己的老公在家务农，她自是觉得有口咽不下去的气，在婆婆去世之后，多次跑去闹老父亲，为何当年不让自己家男人去读书，害他要啃一生黄土。这样没道理的事自是让人哭笑不得，若他读得书，娶的人未必是你了呀！老三在外地写信回来说眼部有疾，她高兴的到处说她家老三的眼睛要瞎了，当老三再来信，说眼睛已无恙时，她的脸上明显的挂了不快。老三家媳妇一直住娘家，偶尔婆家有事带了孩子去婆家小住两天，她这唯一做嫂子的，饭是断然不管的（那个年代，粮食都不够吃），老父亲找她，她自是跳起来跟着叫骂。倒是一叔伯嫂嫂看不过去，每次做了饭都三弟妹送去。显然，她是一个要强的人，希望自己会比别人好，希望别人会在她之下，然，命运对她，却是那样的不公平。这些，在她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预兆。她生有二子，自是金贵，大儿聪明，都说象她，自让她得意；二儿象他父亲，老实，她常指了二儿的额头骂他傻儿。大儿上学，后当兵，复员回家，干兽医，后又回家务农，聪明人自是不会安状现状的，其实这也是不挑战自我的好现象。于是他找到已在小城工作的四叔叔，希望他能帮忙找点活儿干。于是四叔叔通过关系把他安置于某乡镇企业，在这家厂里，厂长等领导与他叔叔很是相熟，在他进厂的第一天，请他喝酒，当时正值夏日，他酒喝得高了，在电扇下睡了过去，醒来后头疼的厉害，接着送至医院，医治无效，死亡。抛下一妻一子一女。做为母亲，赵老太自是伤悲欲绝。话再倒过来说，大儿找媳妇时，条件颇高，后寻得临县一父亲为教师，自小极少务农的女孩儿为妻，婚后才知，漂亮女孩儿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才是她不上学不务农的原因。在他走后，赵老太和丈夫带了不能干活的大儿媳妇和两个孩子撑起了生活。没有两年，儿媳也撒手西归，临终时拉着一双儿女的手，看着公婆，不知有多少话语要交待，此时，儿子约十五岁，女儿才不过十岁。赵老太哭啊，天天哭，哭肿了眼睛再到小城找到大哥哭，找到三弟哭，找到四弟哭，说儿和儿媳都没有了，一双儿女怎么办？希望在城里这些人家可以把他们领养过来，让孩子们也好有一个好的前途。后来，大家意见达成一致，把孩子带进城，放进谁家里也不现实，孩子继续跟着她们，城家的亲戚自会给予精神上的援助。二儿说：娘，哥没了，还有我呢。二儿当兵回来后，安排至某林场工作，后带了妻儿过去，农忙时一家人回来帮老人干干活。大孙子在读初中二年级时，一些异常的举动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告诉了老人，由城里的亲戚带了孩子去看病，原来孩子已是精神病患者，好象是属妄想症。赵老太的泪在这时已是流不尽了，想自己当年，看别人笑话，笑别人不如她，再如今，落到别人只看她笑话的地步，这一肚子的苦水想来，没有娘家人可以听她诉说，近人却也只有婆家嫂子和两个弟媳了。大孙子被带着城送进医院治疗，后来病情稳定，由城里亲戚先预买下一段时期的药，把孩子送回了家，后来，因他们监督孩子吃药不及时，很快旧病复发，城里亲戚带了车回去再接他，他却在路上找了借口跳下车，跑回了家，赵老太叹口气，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吧。后来听说，这孩子在河里游戏时淹死了。就这样，偌大的农家小院，出出进进只有两个老人和一个女孩儿了。赵老太在家做着力无能及的活，小儿在外时常寄点钱回来，老头子身体还算好，每年过年，城里的两个弟弟不忘送她数百元钱，也够女孩上学了，时不时，城里的亲戚也会给女孩儿买点衣服什么的。城里的亲戚一再说，孩子愿意上学一定让她读下去，不能拖她后腿，有困难，我们自会帮的。我这一辈子啊，要的就是强，可是就是没有强起来，人呢，强不过命啊。赵老太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做着手里的小孩子鞋。有人问她，给谁做的鞋，她说，我家老三添了小孙子了，我给我的小孙子做的，想想，还是他们对我好啊。

只做命运的朋友 多年后依然能沐在阳光下的他，早已明白跟着他的是什么--那是他漂泊在时光中的命运，是他的生命之舟在红尘中溅洒过的无数浪花的总和。 命运，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想来他空茫的视野中，有多少匆匆过客，浮云过目；有多少如烟的往事吹落几度闲愁满地。只有它，只有命运，忠诚地出现在路的前方，等待、守望、微笑、哭泣。那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宿命，就像一株草、一条虫，所要终生依附的宿命。他不敢妄自揣度别的生命，因为命运界定了他所能理解的极限。他也许不会拥有一只鹰远在天宇之上的高傲与犀利，也永远不会懂得一株小草在枯荣的季节中如何微弱而顽强，但他会作为一个人，在命运的端点之间选择一条独一无二的路，他不问路的归宿，不管它是冗长还是狭促，有命运为伴，他走在任何一条路上都会有一种生有所栖的安然。 是的，他和命运一起走过的路，他总记得有那么一棵树，它就像眼前的这棵杨槐，秋阳渲染着满树金黄的忧郁，而所有的枝叶都呵护着那几簇在金黄中微笑得很纯粹的嫩绿，而那些依旧的嫩绿便是他回忆中永远的净土--他生命中纯美的快乐，命运中的快乐。 当然，没有谁的生命中只有铺满鲜花的温床，一棵到了深秋的树怎么能没有枯叶呢?当他被自己疼爱的往日门生们扣上高帽子，压弯脊梁在大街上任人唾弃，在自己曾经倾尽心血的孩子们面前被污言秽语所批斗，他的心灵也承受过不能排遣的沉重。当妻子因为一个被忽略的病痛被命运夺走，他在她身边，握着她苍老如柴的手，在浑浊的老泪和渐低的呜咽声中，他听到命运轻微的伤感的叹息。不过他一直热爱着一句话："愿你的生命中有足够多的云翳，来织成一个美丽的黄昏。"无云的天空不会有变化万千的美丽，没有痛苦的人生也不会完整。所以他虽然没有如庄周一样在一生的所爱离开之际击钵而歌，但他把那块撕裂了的伤口藏在了内心深处，平静地吮去咸涩的泪水，用对痛苦的默默奠祭，宽容着恶作剧的命运。 这时，一缕淡淡的蓑草香浸入了他的肺脾，他想到那些蓑草春天的样子，想到曾和春天里的草一样青涩，热血沸腾的年纪。少年的轻狂，意图主宰自己的命运，他有整个血气方刚的季节与命运竞技、争夺、乃至搏斗，直到自己像如今这样心如止水，他的锋利遗失在与命运搏斗的战场里，如今他心平气和的以慈父似的心情抚摸磨砺成平缓的棱角，与命运握手言和。他觉得他和它是相生相惜的，生命中的快乐是与它分享的甘甜，生命中的苦痛是与它共历过的患难，他们其实是一对患难之交，一同走来，也将相互搀扶着走下去。 阳光和风，穿透他和命运合为一体的身躯，无拘无束地飘向远方。 评点：文章运用内心独白的手法，渗透着对人生、对命运的思考，能打动人心。拟人化手法生动地写出了人物与命运的交谈，感情真挚。语言极富文采，表现力强，文句畅达优美。

1903年,蒋观云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蒋观云（1866～1929），名智由，原名国亮，字观云、星侪、心斋，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东浒山人。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见国势衰弱，怀救国革新之志，未赴任。同情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1902年冬自费留学日本，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任主编，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投身诗界革命，前期诗作多反对封建专制、颂扬西方民主，史称“近世诗界三杰”之一。 晚年寓居上海，诗作转向保守。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秋冬和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春夏的《海上观云集初编》一书，于1902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论述了“荒古之民”及“鬼神怪异之术”等初民社会，论述了风俗之生成、因袭、风俗与人心之关系、中西风俗之比较、神道妖怪之说与破迷信、启民智之革命等，但却未见“神话”二字出现于其中。梓于日本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在与迦勒底古代宗教的比较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多神信仰。他写道：“迦勒底古代之宗教，崇奉多神，数多之神，各自支配其领土。诸神中之最贵者，为日、月、星，以上帝为诸神之极，君主为天之代表，有半神之观念。今按中国古代，亦崇奉多神，日有纪，月亦有纪，星辰亦有纪。而其神之最尊重无匹者，厥惟上帝。……”他还以《山海经》和《帝王世纪》中的神形为例，说明神形的进化分为三代：“《山海经》记载，有所谓鸟身人首之神者，有所谓龙身马首之神者……多不胜数。又《帝王世纪》，称伏羲女娲氏为蛇身人首；神农氏为人身牛首；神农以后，亦全体为人类。”1903年，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以“谈丛”为栏题，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采用了梁启超在他之前已经采用的“神话”这一新词。在这篇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篇神话论文的文章中，作为诗人的蒋观云，是以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观点来看神话的，他写道：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而言，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国神话，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至历史，又呆举事实，为泥塑木雕之历史，非龙跳虎踯之历史。故人才之生，其规模志趣，代降而愈趋于狭小。（如汉不及唐，不及汉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证。）他反对传统儒学家经学家们特别是乾嘉学派，把神话看成是荒诞怪异（怪、神、谐、异）的梦呓，“以为荒诞而不足道”，而认为神话是文学，是“鼓荡”人心之“有力者”、“重要之首端”，充分地估价了神话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积极作用，这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进步之所在。他所重视的神话之“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鼓荡”人心的作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于人心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在神话学在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已相当发达、甚至趋于成熟，而我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同“盗火者”那样向西方盗取现代文明和思想之火，竭力挣脱旧经学旧儒学的禁锢的时候，作为我国现代神话学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学术文章作者的蒋观云，无疑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开创性角色。但由于他把古代的神话与后世的文学完全等同视之，故而认为中国的神话，即使像盘古那样气势恢弘，而又神秘莫解的创世和推原神话，都不能不显得“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代降而趋于狭小”的断言，可见出他关于神话和历史的阐释，在学理上显示出某种幼稚和偏狭。20年后，蒋观云又写了一部《中国人种考》（1929年11月）。在这部书里，在其论述中华民族起源地、大洪水等问题时，作者显然也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论点，但他对神话的“想象附会”（即幻想性）特性所作的发挥，则特别值得注意，表达了自己的见地。他写道：“基督教中洪水之说，曾有人谓在纪元前2349年，而与中国尧时之洪水，为同一时期之事，其前后相差，仅不过五十余年。西方洪水，以泛滥潴蓄之余，越帕米尔高原，超阿尔泰山，汇合于戈壁沙漠，而从甘肃之低地，进于陕西山西之低地，以出于河南直隶（今河北）之平原，余势横溢以及南方，其间或费五十余年之岁月，然后西方之洪水，东方始见其影响。顾是说也，以为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则戈壁一带，曾有人认为太古时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尚有咸水之湖，与有人认阿非利加撒哈喇之大沙漠，为太古时一大海者，其说相同。如是，则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国之大陆者，于地势为顺。若当尧之时代，则地壳之皱纹亦已大定，山海凹凸之形势，与今日之小有变迁，而必无大相异同之事。然则……且尧时洪水，或不过中国一部分之事，未必当其时，而谓全地球俱浸没于浩浩滔天之中，即征之各国古书，载洪水之事，亦见不一见；然多系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当挪亚之大洪水。若必欲据中国之事以实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火，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炉灰以止淫水。’似明言上古有一次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犹后世之言天漏，地维缺者，犹言大地陆沉，雨息而得再见日月云霞，则以为炼五色石而补之矣；水退而地体奠定，则以为立鳌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要之，惟此洪水，其时期为最古，以吾人始祖亦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或者与巴比仑、犹太希腊同载其相传之古说欤？未可知也，而其年代则固未能确定也。” 说华夏民族自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是当时西方和日本学界十分盛行的一种观点，20世纪一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此说不过是一伪说而已。蒋观云一反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里将神话看作是文学之“首端”（滥觞）、强调其作用于人心的文学观，而把古代神话作为考证和论述中国人种起源和历史演化的比较资料，阐述和宣传其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显然更多地受到了人类学派的某些影响。他写道：“……印度书中所言八明之化身，中国书中所言黄土抟人，希腊神话中所言掷石化人，一入于吾辈今日之眼，既不免惊其说之离奇，而又邈无证据，置之于学术界中，无一毫价值可言。然欲认人类为突出，则虽欲不若是之荒诞而有所不可，而试从是等诸说，以回顾达氏（达尔文）之所言，则所谓由万物进化而来者，其说实至平易，而固毫不足为怪异也。” 相比之下，此时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比年轻时变得开阔了。进而，他还从人种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异形之神人作释义：“《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亦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之类人猿。类人猿中有名‘萨弥阿’者，其前肢盖极长。又所谓‘毛民’者，当太古栖息林木中，为防寒暑护风雨，一般无不有毛，其后以无用毛之必要，渐次淘汰而至于尽，而其时原人之一种，或犹有毛，故号之曰‘毛民’耳。又黑齿为文身之俗，今日蛮民中尚多有之，是固易解者，至当时之所谓国，决非如今日之状态，或于一方之间，取其有特异者而言之，如后世称马多者曰‘马国’，象多者曰‘象国’，其所指者或为类人猿，或为兽类，而不必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夫今日学问中可据为论点者，自必以科学为本，而无庸引此荒远之书。虽然，既为我国流传之古籍，故亦略举一而二附于其次也。” 他的这种解释，其立场，不是神话学的，而是科学的。论者说：“他企图利用所知道的动物学、民族志及原始文化史等知识，去解释《山海经》里一些奇异的人物、事象，而且对这部古典著作所记载的资料，采取了有区别的对待的态度。虽然他所解释的现象，只限于书里的一部分，解说也不太充分，可是这种说法，大体上还是站得住的，的确进入了过去学者在这问题上所未踏到的境界。它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对于这部古典著作的某些疑难部分所作的比较科学的新见解。”在此书中，蒋观云对《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作了解说：“中国古书，多言昆仑，而又述黄帝之所游（注：《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山海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及黄帝之行宫。至周之穆王，欲骋八骏，一巡游其地以为快，而屈原作赋，亦若不胜驰慕之情。此明示中国古来，于昆仑若有特别之关系。且观古书所载，述昆仑之形势，亦颇详尽。夫以吾人所知三代以后之事例之，如所谓张骞玄奘之西行者，其事盖少。何则？以中国气候之温和，物产之丰备，土地之平易，既无须出塞西行，为逐水草而谋生计，而以其道路之险难，亦足阻人旅行之情。然则，太古时代，以何因由，而反于往来西方之事独密？此而谓由中国西行，以探其地，毋宁谓由西东来，而道路所经由，因得熟悉其地形也。且犹有不可解者，古书所言西方之事，何以皆归之于黄帝，而取百家之说，以参差互证，又俱言西方盖有乐国，即黄帝之梦华胥，亦云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今天看来，他的这段解说尽管不无捕风捉影之嫌疑，但他看取问题和立论阐发的角度，也有可取之处。蒋观云在他的时代，发表了中国神话学史上了第一篇神话专文，为中国现代神话学揭开了第一章，其功绩永垂史籍。摘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