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毕业论文发表在上海

追求学术之路上，在读文科博士生被毕业难、生活难、就业难“三座大山”压迫，本报记者调查发现—— 本报记者樊丽萍 2009年博士生入学考试已于日前启动。当又一批已经摘取硕士学位的学子即将开始攀登更高的学术阶梯时，或许他们对今后三年读博之路所要承受的“艰辛”，还没有充分的估量。 苛刻的论文发表指标、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所需付出的巨大工作量、相对同龄人而言更加贫困的生活，以及今后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在如今的高校，越来越多在读博士正被毕业难、生活难和就业难这“三座大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相较于攻读理工科的博士生，读文科尤其是攻读人文学科的博士，由于读博期间所承接的科研项目更少、所研究的专业方向又不一定那么“实用”，因此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就业上，都面临着比理工科博士更甚的压力。 博士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剑” 当众多本科生和硕士生纷纷抱怨持续扩招和经济危机让自己“身价”下跌、工作难觅时，同样有“谋饭碗”需求的博士生们，却连抱怨经济形势不景气都顾不上。 “我们首先要担心的，是自己能否顺利毕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博士生杨震宇，当年怀揣着“一口气把学位都读完”的想法，毅然在完成文科基地班四年的本科学业后，前往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读本科的时候，杨震宇不仅是班上很会读书的尖子生，还是个“社会活动家”，既出任团委学生干部，在学生社团也干得如鱼得水。但到了读博阶段，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震宇不得不推掉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 “三年时间，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完成一篇10万字的博士论文，实在太紧张了。”杨震宇在读博的第一年，就听说了师兄师姐临毕业时的惨烈状况。“如果4月份要交毕业论文，从2月份开始，大家都极度紧张，焦头烂额。女博士们几乎通通都哭过一遍，哭完后继续弄论文。”一篇十万字的论文，从“工作量”上看，不过是写一篇硕士论文的3倍，但为此付出的劳动量可能10倍都不止，“要阅览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的材料。” 博士生们不敢轻视毕业论文写作，主要是因为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个人的毕业论文都要送给校外专家接受“盲审”。一旦“盲审”没有通过，就只得选择延期，对已经不再青春年少的博士来说，延期意味着支付额外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 诚然，“盲审”制度的设置，初衷是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但如今的不少文科博士却对“盲审”颇多微词。因为在文科领域，判断一篇文章好与不好，没有明确标准，不同老师的评审结果差异也很大。“我们不否认多数被关掉的论文都是有问题的。但事实上，也有一部分论文，可能并不是整批送审论文中最差的，最后却没有通过盲审。” 读博延期，爱学术沦为“啃老族” 其实，论文通过“盲审”只是读博的底线要求。对一些真正热爱学术、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博士生来说，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在复旦北区，很多在读的研究生都认识或听说过王明(化名)这个“奇人”，倒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另类表现，而是闻名于这位博士的“菩萨心肠”——每到晚上，王明总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坚持数年风雨无阻，照顾流浪猫已经成为王明生活的一部分。“猫粮是bbs上的网友捐助的，我就出点力而已。”在谈到对猫的喜爱时，王明也不经意间吐露了一句真言：“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王明是复旦大学哲学系1998级的本科生。秉承着“几百年后人们撰写的哲学史中希望提到我的名字”的宏大梦想，王明一路从复旦哲学学院的硕士读到博士，但为了做出一篇“像样一点的博士论文”，王明不得不申请延期，这一延就是三年，今年已经是他读博的第六个年头了。 如果说追随哲学是王明无悔的选择，那么让他稍感愧疚的是，在选择学术的同时，他也变相给家人带去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延期的第一年开始，王明连学校每月发给博士生的几百元生活补贴都拿不到了。 “吃在家里，住在学校；维持生计，基本靠‘啃老’。”王明这样描述自己博士延期后的生活状况。经济上的压力，以及与做学问相伴随的精神上的深层孤独，恰是王明最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在接受采访时，王明不断强调，他的案例在博士生中不算“典型”。“毕竟我们家还耗得起，还有能力供我做学问。我的同学中，有年龄更大的，也有从农村出来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同等条件下做学问，他们的生活压力比我大得多了。” “潜规则”下，发论文得付版面费 更多“一心向学”的博士生，还须接受另一件被他们视为“奇耻大辱”的事：为了完成学校设定的论文发表数指标，不管自己的学术论文做得多优秀，都不得不屈服于越来越猖獗的发论文“潜规则”。 1983年出生的陆庆祥，老家在山东，在南开大学读完硕士后，于2007年转投浙江大学攻读美学博士学位。照陆庆祥原初的想法，读文科写文章靠的是厚积薄发，“没有8年到10年苦读，根本写不出好的学术论文”。但进入正式博士阶段后，陆庆祥才明白自己原来很“天真”。来自同窗和师兄弟之间人心惶惶的气氛，随着毕业时限临近而日渐浓郁。 “在毕业前，我们必须在学校指定的国家一级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各一篇。而要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非常困难的，一级刊物就这么几本，我们要在那里发文，相当于要跟已在大学执教的年轻教师竞争。” 陆庆祥说，为了在论文发表数上达标，博士生们如今不得不挖空心思。有的学生自己写好学术文章后拉着自己的导师当第二作者，借着导师在学术圈的“名气”，向杂志社捆绑式推销自己的论文；而更多的博士生只得支付版面费刊登学术文章。 据记者调查，目前国内一些文科核心学术期刊的版面费已经涨到了每页500-600元；按一篇学术论文至少刊登2页计算，博士生刊登一篇论文所需支付的版面费在1000-1500元左右。 眼下，沪上一些对博士生在读期间的论文发表数指标一般定在3篇左右。一些博士生坦言，即便导师愿意在自己发文上“帮忙”，最多也只能解决1篇文章的指标。搞定另外两篇文章，每个人准备2000元作为版面费，这个预算“不算太高”。面对越演越盛的发文“潜规则”，绝大多数博士生都选择了“遵从”，因为大家都不想跟自己的学位、前程过不去。 寒窗苦读，换不来理想工作 如果读博三年“折腾”能够换来一条更好的出路，那么博士生们咬牙苦读也心甘情愿。但眼下，博士生们却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博士学位已经没有他们预想得那样“值”了。 陆庆祥告诉记者，读博这两年间，他给远在山东农村的父母打电话时，总不忘给父母灌输一个概念：博士毕业后只能找个普通的工作。而按照他父母的设想，“读了博士就像古时候中了举人，以后不是做大官就是赚大钱”。陆庆祥说，他已经改变了父母的这种观念，父母也支持他到高校当老师。但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是希望当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这个目标也变得越来越不“普通”。 近年来，各地的高校院系纷纷提高了教师聘用的门槛，如今的在教师聘任上更热衷引进“海归”人才。也就是说，仅凭一纸国内的博士学位，已经很难让在读博士生们实现从“博士”到“大学老师”的角色转变。 “我们即便千辛万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未来去哪儿，心里已经没有底了。”杨震宇不禁感慨，若是在本科阶段，文科之间还稍微有点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的差别，比如，读新闻的学生可能在求职上比读历史的学生更容易些。但如今到了博士生阶段，专业冷热之间的差异几乎全被磨平了。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就读人文学科的博士生谈及今后的就业趋向时表示，第一志愿仍是去高校当教师和科研人员。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高校的教职名额已经不多，“读完博士，要留在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留在当老师已经不太现实了。现在可以选择的，仅仅是在一线城市找个普通学校，或者索性离开一线城市，到二线、三线城市的普通高校去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