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革命是谁发表的论文

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从1928年到“左联”成立前后，正当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时，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陆续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十多篇文章，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兜售资产阶级人性论，攻击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批评界对此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鲁迅以一系列犀利的杂文，剖析了梁实秋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相同、永久不变的人性。他形象地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 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认为，人性是人类社会文化、文学艺术活动的普遍存在，但是，在阶级冲突激烈时代，人的阶级性又异常明显地表现出来。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 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认为文学与大多数不发生关系。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评革命文学倡导者把文学当做阶 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指出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鲁迅、冯乃超等予以反批评。鲁迅指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表现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也批评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这些辩驳，既击中了梁实秋论点的错误，也显示出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刻理解。“文艺自由”的论争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连续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嚷政治“勿侵略文艺”。反对“某一种文学把 持文坛”等等。正当“左联”批评界开始同胡秋原论战时，又有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连续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多篇文章，指责“左联”霸占文坛，“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观，实质上体现出某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超阶级文艺立场，它与“左 联”所张扬的阶级论观点是相悖的。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纷纷撰文，全面展开了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鲁迅认 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自由人”、“第三种人”究其实质，是处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缝隙地带的“自由”文人作家，鲁迅指出对他们要区别对待，“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态度偏激，文艺思想理论多有错误；但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是正确和必要的。左翼作家于反批评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但提出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理论上片面、错误。歌特（张闻天）维护 了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对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通过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左联”的批评界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了更深入的阐发，对团结“同路人”和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作家有了初步认识，这些都成为左翼批评界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大众语文论争”这场论争是因为1934年5月汪懋祖、许梦因等发动“文言复兴运动”引起的。6月，进步作家陈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傅东华、黎烈文、陈子展、赵元任、沈雁冰等集会，决定掀起反对文言、保卫白话的运动，展开大众语文的讨论。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它上承左联内部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 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 特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这是继文白之争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语言论争，对此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