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平发表论文stastics

二、性本爱丘山是他的隐士情怀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世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他的《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选编陶渊明的《桃花园记》《归园田居》〈其三〉〈〈饮酒〉〉〈其五〉和〈〈五柳先生传〉〉等四篇作品。所选的这几篇作品中，都体现了陶渊明的隐士情怀。纵观陶渊明的家世及其坎坷的一生，直至最后辞彭泽县令，过隐居生活，无不体现了他“淡薄名利，厌弃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刚正不阿；躬耕自资，热爱田园”的高贵精神品质。陶渊明的“性本爱丘山”正是他这种精神品质的基础，是陶渊明隐士情怀的统帅。陶渊明具有“性本爱丘山”的隐士情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窥见到这一点。 三、《归园田居》是心灵的解脱 陶渊明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并称，田园诗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写邻居与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率真的交往令人羡慕。如《归园田居其一》从这首诗中，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材、近烟、鸡鸡、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尽显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爱丘山”的本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张扬。“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表达了作者对三十年的官场生活的厌倦。“误落”体现了他对官场的后悔。“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表达出作者的归隐之心，渴望回归自然，远离尘世之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文字，表现了对自己隐居时环境的满足，后檐榆柳成荫，堂屋前种满了桃树、李树，阳春三月，桃花、李花开了，大有“落英缤纷”之感，远处深深的巷子里传来了狗叫的声音，鸡跳到了桑树上，不停的鸣叫，堂前屋后，里里外外，没有一点灰尘，非常干净清爽，家中座无虚席，有邻居与隐士、文人墨客在这里与我闲聊。景美、人美、事美、心情美，只有心中充满爱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佳作。在这首诗中，作者对景物的描绘，对自己愉悦心情的描绘，都体现了他“爱丘山”的自然本性。 四、《饮酒》体味到了人生真谛 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衣食是人身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的理念，体现了他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这种理念。这种追求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渊明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这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人从居住的草庐起，反思归田后自己的生活状况，他并没有隐居山林岩穴，也没有寄身庙宇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身处“人境”。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照理就有闹市，也就会车马喧嚣，不绝于耳，可诗人却说：“而无车马喧，”这是为什么呢？第三、四句的自问自答，揭开了谜底。“问君何能尔”一句转换叙事角度，将抒情主体客体化，仿佛在以第三者的好奇心追问下去，颇富情趣。诗人以“君”自据。言语之间自豪而自足。“尔”作“如此”、“如是”解释。概指前面二句，“心远”谓心境高远。有此心境遂能免于“车马喧”，其地得以自偏。这一句极为精练的语言，作出了回答：因为心情闲适，心志高远所以居所也显得偏僻安静了。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性本爱丘山”的寄托。 五、《归去来兮辞》是回归田园的宣言书 初归田园，陶渊明用他的笔描绘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喜悦。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也有充分体现。《归去来兮辞》是他的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诗中抒发了诗人厌恶仕途生活，不愿与庸俗官僚为伍，宁愿归隐躬耕，享受田园生活的情怀，反映了他厌恶世俗生活，回返自然的人生观，文中所写回归途中的轻快心情，到家后的天伦之乐，和自由自在的田家生活，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诗句最后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哲理。不追求“富贵”，不乞讨“神仙”，但愿徜徉于大自然之中，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在这篇文章中都得到了抒发。 六、《桃花源记》是爱丘山的见证 陶渊明的“性本爱丘山”的隐者情怀除了在他的诗作中有体现，他的散文中也有体现。如他的散文代表《桃花源记》。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境。在那里生活着一群避难的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神仙，他们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他们生活的和平、宁静、幸福，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从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桃花源美就美在它的自然风光的描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这里，土地平坦开阔，房舍整整齐齐，这简直就是当时的“农民新材，”有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池塘和桑树竹子之类，田间小路，交错相通，材落间能听见鸡鸣狗叫的声音。这里写出了景物优美雅致，气氛宁静融洽。“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写出了人们在这里共享天伦之乐。所以它也是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隐逸情怀的反映。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