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

文学无用 怡情养性 洞察世事人情

高尔基曾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但并不能证明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

《论“文学是人学”》开宗明义——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随后，钱谷融就此做了诠释：“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

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

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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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

在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个人生活、个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文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悻于生活的真实。

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作家网——“文学是人学”最初出自何人之口？

文学批评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尺，是连接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中间环节。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透彻的解读，评判作品的得与失、功与过，文学批评可揭示文学作品的理路，给读者以启迪。文学批评的标准，既有恒定的一面，也有随时代而变的一面。毫无疑问，对人性、人民性的关注是其重要的标准之一。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文艺月报》5月号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认为“文学是人学”是“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同年，蒋孔阳先生在著作《文学的基本知识》中，明确提出，“有没有人民性，就应当是我们评价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古典的文学作品，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标准之一了”。钱先生和蒋先生对文学的思考和人性的重视，对当下的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启示。他们曾因这些观点遭受莫须有的批评和攻击，但他们不畏艰险，尊重文学规律，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敢于讲真话的学术品格，尤其值得后来的批评家学习。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坚持独立、公正的批评观。如果批评家不分作品质量高低，一味地唱赞歌，文学批评将沦为文学作品的附庸。当下，一些批评家，或认为名人的作品就一定是好的，或为获得名人的关注，与其建立联系，不顾作品实际，进行一味地“捧杀”。这些批评家丧失了基本的学术品格与追求，其评论文章也是违背文学规律和客观事实的。批评家的思维不应固化，如果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就很难作出独到且有价值的文学判断。批评家要具备广阔的视野，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对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把握。如在对鲁迅先生《祝福》的评论文章中，多把祥林嫂命运的悲剧归结到封建礼教的毒害上。当然，祥林嫂命运的悲剧与此相关，但是否就可以把两者等同起来呢？与以往的批评不同，杨守森先生对祥林嫂之死进行了较为新颖、独到、全面的解读：“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之死，主要是两种力量迫压的结果，一种是自然力量，即致贺老六于死地的伤寒与叼走了祥林嫂儿子阿毛的狼；一种是社会力量，即邪恶的封建势力的代表鲁四老爷及其不自觉的帮凶柳妈……贺老六没有死于伤寒，或阿毛没有被狼叼去，或鲁四老爷给以仁慈，或柳妈给以心灵的安慰，祥林嫂都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而这四个关节中的病灾与狼患，却无论如何是难以和四大枷锁、封建礼教之类扯上边儿的。”这一解读更能体现出作品的内在逻辑，挖掘出作品的丰富意蕴，拓宽了对《祝福》研究的新视角。胡风曾提倡作家要与客观世界进行“肉搏”，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批评家又何尝不应该具备“主观战斗精神”，与作品进行“肉搏”呢？批评家只有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更加全面、独到、合理的解读。与思维固化相近，有些批评家会用既定的某一理论对作品进行解读，形成理论先行的单向度批评模式。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批评家有了更多探索作品的新钥匙。但需警醒的是，毕竟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不能把某一理论生硬地套用到所有作品中去。文学批评还存在浮于表面，难以真正切中骨髓的问题，这与批评家的文学素养与批评功底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重内容轻形式的观念，语言的晦涩、程式化，批评术语的错用、混用、误用等方面。重内容轻形式的观念。正如卡西尔所说：“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它就不可能表现。”文艺需要去表现内容、情感、思想，但也要考虑如何去表现，表现方式和技巧不同，产生的文艺效果和价值也会不同。从文学的本质来看，它归根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批评当然要关注内容，但也应该关注其形式。我们知道，诗歌有着“文学中的文学”的美誉，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诗歌最为注重形式之美。透过对新诗的批评文章发现，批评家更多关注新诗写了什么内容，体现了怎样的文学理念、情感与思想，较少关注诗歌应该怎么写，即诗歌的形式问题。正如洪子诚先生指出的：“新诗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形式，还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还没有形成新诗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观点都反映着对新诗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特别是当代新诗，在凝练美、音乐美、雅致美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诗评家应重视新诗形式美的建构。当然，在文学批评中，如果只是重形式，而轻内容，那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揭示了人性中共同的东西。

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特别，往往是揭示了人性中共同的东西。比如，作家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长期在窑洞闭门创作，一写就是6年，甚至很少见到太阳，“对自己很残酷”，但写出了在冷硬如铁的现实里洋溢的诗意理想以及人性的温暖。

钱谷融先生所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理论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影响深远。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能看到其不断延伸的轨迹。

“文学是人学”理论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影响深远。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能看到其不断延伸的轨迹。

新时期以来，钱老的《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艺术·人·真诚》等文章一再获奖，直到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面向全国评选学术原创奖，《论“文学是人学”》还以其学术原创性贡献，从众多新成果中脱颖而出，赢得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