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教授发表的论文

一个成年人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走向。 那么，什么样的决定才是一个成熟的决定呢？（一） 假若你不是从小立志的梦想家，也不是继承家业的富二代，而只是一个接受全日制义务教育的普通人的话，那么高考完选志愿想必是你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即便分数线扼杀了你的众多选择，但仍然有茫茫数不尽的可能性。而我在众多专业中选择了医学，只因对生物课比较有兴趣。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懵懵懂懂地度过了大一，大二才开始接触医学的核心课程，直到大四，才真正踏进了医院见习，然而在此之前，我对医生的认知，可能就停留在“感冒发烧了去看看病”这个层面上，对于医生的日常工作、所肩负的责任、医学领域的发展，可以说是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这些方面，都是在大四开始才逐渐地深入了解，才渐渐认识到国内不容乐观的医患关系和医疗环境。 这样看来，我当初所做的决定，一个会关乎一生的决定，仅仅像抛硬币一样，是一场赌博。 假若我当初能多做一些工作，多花时间去了解，学习一些关于选择的知识的话，是不是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二）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成年人，做出一个成熟的决定有多么重要 。 但是，该怎么做呢？ 《罗辑思维》节目中有一期名为“我们到底该信谁”，其中给出的答案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 我们应该还记得，前几年大热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各界讨论了许久却迟迟得不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更具体讲，是一个生物医学领域的问题。而面对生物医学领域专家的安全宣称，却仍然不断有吃瓜群众提出质疑。 为什么医学专家在大家的眼里变得不靠谱了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预防医学的教授埃尼迪斯曾发表论文指出，医学研究包括发表于顶级医学杂志期刊的文章中，大多数都没有经过重复验证，很多结论的得出极有可能是错的。 这背后，揭示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挑战”，人们开始质疑科学。但是，是科学错了吗？其实不是，是“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出错了”。 科学不等于真理，而科学实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一定是对的。这是科学界的常识。 科学是一个求真证伪的过程 ，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不断地有新的理论提出，然后再不断地被科学家证实是错误的，经过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而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使其一步步地接近真理。所以，一个科学结论被推翻，不过是家常便饭的事。 那么回到“转基因食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一个科学真理要被证明，需要经过几十甚至几百年，即便是被历史认为坚不可破的真理，也有可能是错的，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么” 转基因食品“刚被发明，短短时间内又有谁能够证明其对人体是安全的呢？ 专家们并不是不靠谱，而是这本就是科学真实的样子 。（三） 那么问题来了。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究竟该信谁？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 万维钢老师（《罗辑思维》的节目策划人之一）给出了一个数学公式作为答案—— 贝叶斯定理 。在此我们当然不去讨论这个公式复杂的论证过程，用一句简单的话讲，就是面对任何一个观点，我们的态度不再只有“信“与”不信“两种，而是取其中间值，从0到100，我们选择信其百分之多少。这叫做 主观概率 。 举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相信吃烧烤会致癌，主观概率大约是百分之80，所以平日里能不吃就尽量不吃。但毕竟还有剩下的百分之20存在。没错，WHO明确把烧烤的加工肉制品列为致癌物，但如果哪一天发现其实不是烧烤的食物导致癌症，而是烧烤时的浓烟造成的呢？所以在同学会上几个发小久别重逢约出去吃烧烤、叙叙旧的时候，我的朋友是不会拒绝的。（四） 基于贝叶斯定理的理念，我认为一个成年人做出一个成熟的决定，应当做到以下三点： （1） 即时停顿 。当你面对一个人的一番很有鼓动性但却并没有经过验证的说辞时，首先你应该停下来，让自己度过这个冲动期，等处理完感性的情绪之后，再来理性地看待问题。 （2） 左顾右盼 。当你冷静下来之后，你所面对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这时不是凭直觉做出选择，而是耳听八方，像海绵一样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观点，而且，不是只吸收来自正方或者反方的观点，这样会导致偏听偏信。当你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后，你才有砝码往心中的那个天秤上面加。最后天秤偏向于哪一边，你可以暂且选择站在那一边。 （3） 与时俱进 。世间万物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的。即便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未来某一天仍然有可能出现新的观点影响你的决定。所以你要做的，不是拼命坚守你的立场，而是根据新出现的观点，随时调整你的站位，也就是你的主观概率。这种调整是一种微调。你必须将目前为止手上所有的资料综合起来做决定，否则你就很容易变成“墙头草“。愿你的下一个决定，是成熟而明智的。白发时回首而不悔此生。参考资料 《罗辑思维》182期 “我们到底该信谁” 《为何多数已发表研究有错》[美] 埃尼迪斯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7年致癌物清单图片来源于网络

范博士，中文名：范成雕，英名文ChengdiaoFan，简称@cfan，Pi创始人之一，产品负责人，斯坦福大学计算人类学博士，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cfan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拥有人类行为和人类群体研究方面的知识。她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人机交互和社会计算，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如何使用科技对人类行为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她曾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建立了一个通过众包来扩展对话的电子邮件生产平台。对Pi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包容的经济体系，让全球公民释放和获取自己的价值，进而为社会和世界创造价值。 2017年2月份联合Nicolas Kokkalis、Thomas Breier、Michael S. Bernstein等发表了一篇题为《Founder Center: Enabling Access to Collective Social Capital》的研究论文。2017年2月份联合Nicolas Kokkalis、Johannes Roith、Scott Klemmer等发表了一篇题为《MyriadHub: Efficiently Scaling Personalized Email Conversations with Valet Crowdsourcing》的研究论文@cfan博士的研究同时隶属于帕洛阿尔托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论文的记录地址在斯坦福大学官网HCI中心可以查询到 hci.stanford.edu/ 下面是@Fan的毕业论文片段：“异化”是畸形社会的产物 ——评论《变形记》范成雕（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1）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使人变得不像人，使人“异化”的根源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并生活在极度冷漠和畸形的社会关系中，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总是为少数人所享有，而绝大多数的人的命运却被他们所不拥有的资本控制并决定着。畸形的社会产生出异化来是符合逻辑的。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存在，社会当然畸形地发展，因而人所创造的物，如金钱、机器、生产方式等，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外在力量同人对立，从而操纵着人，并最终把人变成非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异化”。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一篇以“异化”为主题的代表作。其故事情节工不复杂但荒诞不经。它描写了小说主人公一个旅行推销员、西方社会的小人物格里高尔萨姆沙在生活的重负下变成了一个大甲虫并被折磨而死亡的遭遇。通过主人公“异化”这一荒诞故事，揭露了当代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致被“异化”的严酷现实，从而痛斥了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所谓“异化”，系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就是使“人”变成了“物”，使人变成了“非人”。“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物”在此已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使人自己已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西方社会里，由于普通人物不能当家作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利害，更是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格里高尔变成前，维持着一家宁静的小康生活，当然家庭成员同他的关系挺好。但变形后，这种关系就急剧变坏。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驱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以前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现在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利害关系墙。作为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过，希望他能够好转，但因为他失去了工作，影响了一家人的生活，又有损他们的名声，直至好转无望，则把他视为灾祸，唯恐他不死。由此可见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就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后，失去了使用价值，失去了为全家提供生活保障的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因此格里高尔就这样竟然死于自己全心爱着的亲人之手，而非死于其他客观原因和他人的迫害。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笼罩社会、家庭之上的各种伪装和粉饰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揭露，使其露出血淋漓的现实本相。骨肉至亲尚且如此冷酷，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为什么要用过么一种荒诞的手法来描写呢？首先我们假设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如果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发生了患了重病或者吃了白粉不可救药这些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那能引起人们的奇怪、重视吗？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和社会本质的揭露吗？你看，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用变形这种特殊手法更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习以为常，不易察觉。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用变形这种特殊手法更便于强调，使问题显示特别尖锐突出，惊人动魄，发人深省。人的异化尽管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 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格里高尔变形后，而他的小职员的身份、性格尤其是他的爱心并未改变，这些荒诞正是为了强调在西方现代社会里普通人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的悲惨；这些对比正是给人们提示：这只能是西方那种畸形社会才会有的产物和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小说本身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并且对实际生活中普遍现象和根据和提炼。当然畸形现象的出现只能依赖于那种特有的社会环境。人物变形，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聊斋》、《西游记》中就写有大量的变形。但在这些古典文学中，所谓变形之后的鬼神狐怪往往都是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是一种美好理想的寄托，是一种喜剧。而在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变形则不然，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格里高尔的变形是身不由己，突兀莫名的，是一种悲剧。在西方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天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变形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理理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突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饰品、物件而不像活人。”由于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大多数人生产的东西归少数人拥有的这种不公平现象，难免要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难免要造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相当数量的小人物当然就是这种矛盾尖锐斗争中的牺牲品。在《变形记》中，作者虽然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但他只注重了“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正面地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所引起的真正原因——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他的世界观本身就是悲观厌世的，因而在创作上就只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他只是对冷酷无情的社会感到厌恶，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尽管如此，卡夫卡通过格里高尔“变异”的故事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畸形变态”就是那个社会生活活生生的现实。人变成了一只甲虫，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一切小人物和一切倒霉人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孤独和悲哀的象征。从小说来看，格里高尔的“异化”只是一个个体现象，是一个偶然，然而从其社会本质来看，它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那种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本质所决定，必然要出现格里高尔的这种悲剧；由于“资本”统治着，必然要产生若干个“格里高尔”、若干个“偶然”。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必然和共性由若干个偶然和个性所构成——“异化”只能是那种畸形社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