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修 ,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累死太多人了.激怒了人民.
关于始皇帝功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统一六国，奠定中国历史版图基础。不过他真正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有中华民族。 记得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讲，一个民族的划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思想意识。 秦国以前，无论夏，商，周的分封制度。整整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的，也就都城方圆而已。对于许多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却是统治统治，统而不治，或许说是藩属国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战国之乱，乱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分裂因素。举几个例子，记得有个典故，是说一个楚国官员觉得齐国话很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留学，学门外语。结果儿子回来以后，齐国话倒是说得好了，楚国话却不会说了。一个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差异之大，国与国的交流多在上层和商贾之间进行。还有个典故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俗差异之大。不同的思维载体，必将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仅仅是民俗和语言还好解决，毕竟时间可以消磨这些。但是消磨的前提是在有共通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时战国七雄中，与民间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度量衡，均有5种之多。不同的记载导致不同的流传，差异通过时间的无限传播只会使沟壑无限扩大。只有做到用同一种载体记录，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才能弥补。 始皇帝首先一点，在统一，文字，度量衡上的功劳，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上的第一次统一。作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没有在这些政策，只怕现在还没有汉族，取而代之的是秦，晋，燕，齐，楚五族。 至于过嘛，传统一点的人一说起始皇帝，总会想起几点，一是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二是劳民。 先说一好了，焚书。先要从李斯说起，这个政策是李斯提出的。一个写《谏逐客书》的人，一个如此理性的人，一个法家的经典会不经大脑地提出一个摧残文化的议案吗？焚书，焚的都是些个什么书。主要是巫医、占卜、偏颇之论和六国史书。前三者实是害民之说，至于后者，在统一思维的大前提下，该烧！烧得好！何况本来六国史书之间就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扁鹊见那个什么桓公的故事就是个例子（别跟我说初中课本上写的是蔡，我就看过有写是齐桓公的）。再则，当时写史书的人有个通病——是其在我。笔在我手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当然，捏造虽然不至于，但是倾向的一些评价就难免了。能不烧么？何况焚书还有一条，就是官方藏书除外。造成的后果远远少于后来的文字渲染。清开国后不也在数十年间弄了好几次文字狱。新中国不也有#￥%大革命。坑儒，为什么要坑儒？那是因为当时（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天下以儒家和法家门生最众。秦以法兴，法家尊崇，法家自然不会有怨言。倒是儒家，一来不为时政所好，二来又因仁政之说与秦政相悖，三来因为焚书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生怨恨。儒家不是人多嘛，掌天下喉舌，有了怨恨他怎么办——口诛笔伐，煽动阻政！该杀，万幸的是，始皇帝并非如常人所言嗜杀。仅仅在咸阳附近找了400多个儒生，还劳神费力地弄个西瓜的借口来杀，杀鸡警猴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杀了400多个人，就换得天下异心之人闭嘴。从历史上的开国君主的行政来看，始皇帝杀的人算是最少的了。何况始皇帝还并不是仅仅是开国，而是开族！至于为什么后世对焚书坑儒如此唾骂？那是后来儒家渐成正统的缘故。哪朝开国不杀人，朱棣还远谈不上开国，不也把方孝儒的十族都灭了嘛（除了九族，还加了他学生）。这两点为后世诟病千年，谁让始皇帝敢第一个吃螃蟹呢。这两点，在当时，其实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二说劳民。秦亡，很多人都归结于滥用民力所致，荒谬！中国的百姓或许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善于忍耐的百姓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哪怕是半饱，他也绝对不会起来造反。不错，秦初的时候，天下初定，始皇帝为显天子之功，并没有与民休息，这也的确积压的很多矛盾。秦初时的天下就好比一个装满炸药的炸药桶。不过若是没有火，那么这个桶是绝对不会爆的。火从何来？始皇帝在时，劳天下的工程不外两项，一是巡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巡幸已经大致完成，长城业已完工，何劳天下。其他什么阿房宫（别以为杜牧写的那是真的，据考证，阿房宫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所几十百来间房的豪宅而已，连沈阳故宫都赶不上），郦山陵，就这些要劳动天下，似乎差的不是一点点。有人说博浪沙一锥，就是天下难堪暴秦的证明，荒谬！那一锥的始作俑者张良在当时不过是不愿六国混图的遗老遗少而已（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义，事实上张良早期的目标就是帮助韩王复国，后来韩王被项王杀了，才追随的刘邦）。那么那把火是从哪里来——陈涉，一个胸无大志的亡命之徒（我实在觉得他那个胜字叫起来很不爽。这种评价对他是很低，不过我觉得他就这个价了。有异议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我也可以说说为什么给他这么低的评价，不过这里不变赘述）。那陈涉为什么要起兵呢？不是因为腹中碌碌食不裹腹，更不是因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而是“我等失期，失期当斩”。主要是自己错过了时间，误军当斩。要是不杀他，他还是愿意继续过他那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的半温饱幸福生活（无论哪朝哪代，当兵的都不可能是半温饱的俸禄。 而秦法极其严苛，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贪污军饷。纯粹是写来加强气氛）。 劳民虽然重，但并非大过。 秦亡，亡于酷法暴政？荒谬！秦法历时久矣，也并没因为统一缘故而变本加厉。原秦国子民也未见有三日一闹五日一反之举，未闻求活艰难之说。法虽酷，在于威慑使之不犯而已。要说有严酷之处，我看便在连坐一说上。不过连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非秦所独有。暴政一说更不成立，焚书坑儒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再说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策，只怕就只有用兵一项了。始皇帝一统六国混为一图之后，大规模的派兵行动有两次，一次是五十万秦军南下开疆辟土，设桂林象郡，对南越用兵。不过也没打起来，南越诸国，是问谁敢与大秦相争。我圈个地，筑个城，囤数十万军，说这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也是。二就是蒙恬领雄兵三十万北击匈奴700余里。不过在后面看来，这两点都不是陈涉点火的原因，也对国内形势影响不大（这里的国内形势指国民，而非秦政。对秦国的影响大了去了）。既然不是酷法暴政，那是什么让陈涉甘冒诛九族之险造反呢？用他的话说“失期当斩”，是“失期”。“失期”者，误军也。无论在哪个年代，军法不管几斩，都有一斩是误军。偏巧陈涉又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所以嘛，横竖是个死，要死要要闹大点，多点人陪葬。 秦亡，在我看来主要是亡于诸多偶然因素。不过偶然的多了，也就成必然了。 首先，六国遗老没有诛尽，也不可能诛尽。主要是分裂时间太长（其实在我看来，始皇帝以前根本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人太多了，要是把这个因素消除，那始皇帝就真的成嗜杀了。而始皇帝在和那票遗老比寿命的长跑里面又先到了终点。是问以始皇帝扫六国之威，除了张良敢在博浪沙一锥意思了一下，天下间有几个敢说个反字。 其次，军队外调。前面说过了，秦国削平天下的主力80万雄兵，一南一北分开了，以至周文打到咸阳的时候竟然无兵可用，从郦山调了30万民夫充作军人。 第三就是权利高度集中之时，终端的突然消失引起的混乱。这一点最重要，始皇帝在巡幸途中的突然殡天，权利一下出现了真空。赵高李斯胡亥矫诏篡位的一系列政策，多了不说，光说杀蒙恬一项，就失了军心。始皇帝在时，尚且顾念秦军在统一过程中的功劳，不但没杀一个功臣，没削兵卒，还找了一南一北两边给他们发泄，蒙恬这一死，这80万秦军，最后一次有消息就是在周文进关的时候，军报说正在火速赶往咸阳勤王（其实速度比蜗牛还慢），然后默契一般地消失了，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记录。 最后就是一连串的如果。如果陈涉这个亡命徒没有服役；如果那只军队没有调去戍边；如果没有经过大泽乡；如果那几天没有下雨；如果下雨了还是赶得急；如果陈涉不在那支军队；如果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有所察觉；如果事先杀了陈涉；如果章邯破项梁之后挥兵南下；如果项王在巨鹿没有那么剽悍；如果…… 中国历史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巧合多了也就成了必然。不管那个朝代，在第二第三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次大风暴。过了，这个朝代才能延续数百年。汉初有匈奴进烦和七王之乱；西晋初年有五胡乱华；隋初简直乱得不可开交（我甚至觉得隋初和隋末是一回事）；唐初有武媚篡政和安史之乱；宋初是契丹进犯（其实是收回幽云十六州进攻契丹，不过既然是收回嘛，那就算他进犯好了。反正输了一串）；元代比隋犹有过之，抵抗从来没停过；明初先有朱棣之乱，再有瓦剌土木堡之战；清初则有杀敖拜、削藩、收台湾和葛尔丹。遗憾的是秦初（或许始皇帝死后就该叫秦末了）没有挺过这一关。 唐宗宋祖，李世民行仁政，虽然有贞观之治，也给唐朝死于安乐埋下了种子。宋祖……根本不陪拿来比较，至少是在这里面。千古一帝康熙，《尼布楚条约》为了不打仗连领土都可以让，简直本末倒置。不拿士兵来保卫国土，反倒用国土的牺牲来保全士卒。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居然是在大胜的情况下签定（看来近代清政府的糊涂外交是遗传）。所谓的千古一帝连冒顿单于都不如！汉武奋四世之余烈，平百越，破匈奴，扬国威，振荣辱。如果说始皇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武帝大一统则是他政策的成型和发扬。中国君王，堪与始皇帝比肩者，惟汉武。 扫八荒，并六合，功盖环宇，三皇五帝犹不及也。始皇帝，真乃我中华第一君王！ 以上转自百度法家吧：可汗就是法家吧的吧主。。
因为秦始皇已经在地上做过皇帝了，想在地下试下做皇帝的感觉，地上的不早点灭亡哪来的地下？
传统的观点认为秦朝亡于苛刻的法治和无休止的暴力。综合各种的说法，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政治宣传失败。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所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叮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了。8，是秦领导人素质的变化。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4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候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
关于始皇帝功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统一六国，奠定中国历史版图基础。不过他真正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有中华民族。 记得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讲，一个民族的划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思想意识。 秦国以前，无论夏，商，周的分封制度。整整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的，也就都城方圆而已。对于许多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却是统治统治，统而不治，或许说是藩属国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战国之乱，乱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分裂因素。举几个例子，记得有个典故，是说一个楚国官员觉得齐国话很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留学，学门外语。结果儿子回来以后，齐国话倒是说得好了，楚国话却不会说了。一个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差异之大，国与国的交流多在上层和商贾之间进行。还有个典故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俗差异之大。不同的思维载体，必将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仅仅是民俗和语言还好解决，毕竟时间可以消磨这些。但是消磨的前提是在有共通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时战国七雄中，与民间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度量衡，均有5种之多。不同的记载导致不同的流传，差异通过时间的无限传播只会使沟壑无限扩大。只有做到用同一种载体记录，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才能弥补。 始皇帝首先一点，在统一，文字，度量衡上的功劳，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上的第一次统一。作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没有在这些政策，只怕现在还没有汉族，取而代之的是秦，晋，燕，齐，楚五族。 至于过嘛，传统一点的人一说起始皇帝，总会想起几点，一是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二是劳民。 先说一好了，焚书。先要从李斯说起，这个政策是李斯提出的。一个写《谏逐客书》的人，一个如此理性的人，一个法家的经典会不经大脑地提出一个摧残文化的议案吗？焚书，焚的都是些个什么书。主要是巫医、占卜、偏颇之论和六国史书。前三者实是害民之说，至于后者，在统一思维的大前提下，该烧！烧得好！何况本来六国史书之间就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扁鹊见那个什么桓公的故事就是个例子（别跟我说初中课本上写的是蔡，我就看过有写是齐桓公的）。再则，当时写史书的人有个通病——是其在我。笔在我手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当然，捏造虽然不至于，但是倾向的一些评价就难免了。能不烧么？何况焚书还有一条，就是官方藏书除外。造成的后果远远少于后来的文字渲染。清开国后不也在数十年间弄了好几次文字狱。新中国不也有#￥%大革命。坑儒，为什么要坑儒？那是因为当时（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天下以儒家和法家门生最众。秦以法兴，法家尊崇，法家自然不会有怨言。倒是儒家，一来不为时政所好，二来又因仁政之说与秦政相悖，三来因为焚书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生怨恨。儒家不是人多嘛，掌天下喉舌，有了怨恨他怎么办——口诛笔伐，煽动阻政！该杀，万幸的是，始皇帝并非如常人所言嗜杀。仅仅在咸阳附近找了400多个儒生，还劳神费力地弄个西瓜的借口来杀，杀鸡警猴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杀了400多个人，就换得天下异心之人闭嘴。从历史上的开国君主的行政来看，始皇帝杀的人算是最少的了。何况始皇帝还并不是仅仅是开国，而是开族！至于为什么后世对焚书坑儒如此唾骂？那是后来儒家渐成正统的缘故。哪朝开国不杀人，朱棣还远谈不上开国，不也把方孝儒的十族都灭了嘛（除了九族，还加了他学生）。这两点为后世诟病千年，谁让始皇帝敢第一个吃螃蟹呢。这两点，在当时，其实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二说劳民。秦亡，很多人都归结于滥用民力所致，荒谬！中国的百姓或许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善于忍耐的百姓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哪怕是半饱，他也绝对不会起来造反。不错，秦初的时候，天下初定，始皇帝为显天子之功，并没有与民休息，这也的确积压的很多矛盾。秦初时的天下就好比一个装满炸药的炸药桶。不过若是没有火，那么这个桶是绝对不会爆的。火从何来？始皇帝在时，劳天下的工程不外两项，一是巡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巡幸已经大致完成，长城业已完工，何劳天下。其他什么阿房宫（别以为杜牧写的那是真的，据考证，阿房宫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所几十百来间房的豪宅而已，连沈阳故宫都赶不上），郦山陵，就这些要劳动天下，似乎差的不是一点点。有人说博浪沙一锥，就是天下难堪暴秦的证明，荒谬！那一锥的始作俑者张良在当时不过是不愿六国混图的遗老遗少而已（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义，事实上张良早期的目标就是帮助韩王复国，后来韩王被项王杀了，才追随的刘邦）。那么那把火是从哪里来——陈涉，一个胸无大志的亡命之徒（我实在觉得他那个胜字叫起来很不爽。这种评价对他是很低，不过我觉得他就这个价了。有异议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我也可以说说为什么给他这么低的评价，不过这里不变赘述）。那陈涉为什么要起兵呢？不是因为腹中碌碌食不裹腹，更不是因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而是“我等失期，失期当斩”。主要是自己错过了时间，误军当斩。要是不杀他，他还是愿意继续过他那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的半温饱幸福生活（无论哪朝哪代，当兵的都不可能是半温饱的俸禄。 而秦法极其严苛，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贪污军饷。纯粹是写来加强气氛）。 劳民虽然重，但并非大过。 秦亡，亡于酷法暴政？荒谬！秦法历时久矣，也并没因为统一缘故而变本加厉。原秦国子民也未见有三日一闹五日一反之举，未闻求活艰难之说。法虽酷，在于威慑使之不犯而已。要说有严酷之处，我看便在连坐一说上。不过连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非秦所独有。暴政一说更不成立，焚书坑儒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再说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策，只怕就只有用兵一项了。始皇帝一统六国混为一图之后，大规模的派兵行动有两次，一次是五十万秦军南下开疆辟土，设桂林象郡，对南越用兵。不过也没打起来，南越诸国，是问谁敢与大秦相争。我圈个地，筑个城，囤数十万军，说这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也是。二就是蒙恬领雄兵三十万北击匈奴700余里。不过在后面看来，这两点都不是陈涉点火的原因，也对国内形势影响不大（这里的国内形势指国民，而非秦政。对秦国的影响大了去了）。既然不是酷法暴政，那是什么让陈涉甘冒诛九族之险造反呢？用他的话说“失期当斩”，是“失期”。“失期”者，误军也。无论在哪个年代，军法不管几斩，都有一斩是误军。偏巧陈涉又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所以嘛，横竖是个死，要死要要闹大点，多点人陪葬。 秦亡，在我看来主要是亡于诸多偶然因素。不过偶然的多了，也就成必然了。 首先，六国遗老没有诛尽，也不可能诛尽。主要是分裂时间太长（其实在我看来，始皇帝以前根本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人太多了，要是把这个因素消除，那始皇帝就真的成嗜杀了。而始皇帝在和那票遗老比寿命的长跑里面又先到了终点。是问以始皇帝扫六国之威，除了张良敢在博浪沙一锥意思了一下，天下间有几个敢说个反字。 其次，军队外调。前面说过了，秦国削平天下的主力80万雄兵，一南一北分开了，以至周文打到咸阳的时候竟然无兵可用，从郦山调了30万民夫充作军人。 第三就是权利高度集中之时，终端的突然消失引起的混乱。这一点最重要，始皇帝在巡幸途中的突然殡天，权利一下出现了真空。赵高李斯胡亥矫诏篡位的一系列政策，多了不说，光说杀蒙恬一项，就失了军心。始皇帝在时，尚且顾念秦军在统一过程中的功劳，不但没杀一个功臣，没削兵卒，还找了一南一北两边给他们发泄，蒙恬这一死，这80万秦军，最后一次有消息就是在周文进关的时候，军报说正在火速赶往咸阳勤王（其实速度比蜗牛还慢），然后默契一般地消失了，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记录。 最后就是一连串的如果。如果陈涉这个亡命徒没有服役；如果那只军队没有调去戍边；如果没有经过大泽乡；如果那几天没有下雨；如果下雨了还是赶得急；如果陈涉不在那支军队；如果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有所察觉；如果事先杀了陈涉；如果章邯破项梁之后挥兵南下；如果项王在巨鹿没有那么剽悍；如果…… 中国历史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巧合多了也就成了必然。不管那个朝代，在第二第三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次大风暴。过了，这个朝代才能延续数百年。汉初有匈奴进烦和七王之乱；西晋初年有五胡乱华；隋初简直乱得不可开交（我甚至觉得隋初和隋末是一回事）；唐初有武媚篡政和安史之乱；宋初是契丹进犯（其实是收回幽云十六州进攻契丹，不过既然是收回嘛，那就算他进犯好了。反正输了一串）；元代比隋犹有过之，抵抗从来没停过；明初先有朱棣之乱，再有瓦剌土木堡之战；清初则有杀敖拜、削藩、收台湾和葛尔丹。遗憾的是秦初（或许始皇帝死后就该叫秦末了）没有挺过这一关。 唐宗宋祖，李世民行仁政，虽然有贞观之治，也给唐朝死于安乐埋下了种子。宋祖……根本不陪拿来比较，至少是在这里面。千古一帝康熙，《尼布楚条约》为了不打仗连领土都可以让，简直本末倒置。不拿士兵来保卫国土，反倒用国土的牺牲来保全士卒。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居然是在大胜的情况下签定（看来近代清政府的糊涂外交是遗传）。所谓的千古一帝连冒顿单于都不如！汉武奋四世之余烈，平百越，破匈奴，扬国威，振荣辱。如果说始皇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武帝大一统则是他政策的成型和发扬。中国君王，堪与始皇帝比肩者，惟汉武。 扫八荒，并六合，功盖环宇，三皇五帝犹不及也。始皇帝，真乃我中华第一君王！ 以上转自百度法家吧：可汗就是法家吧的吧主。。
秦朝灭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秦国的法治推行了100多年之后，其本身已经逐步地走向了僵化。第一，史记陈胜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延误了戍期，法令失期当斩，陈胜吴广遂反。但是大雨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免责或减责事由，但是陈胜吴广却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国学者宁汉林就曾指出：秦朝刑律之失，在于不区分情节，只要发生刑律中所规定的后果，一律论处。2，秦国在伐灭六国之后，国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可以在一隅行之有效的制度，却不能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从陈胜吴广的戍边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疆域小，百姓戍边来回旅途短，戍边时间也不长。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国家太大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到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允许百姓以钱代戍（费300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者称为“过更”，自己戍边称为“践更”）3，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国是个耕战国家，奖励军功。统一之后原本应该早日结束的军事管制制度被无限期延长了。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也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如吴守令），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4，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后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5，从陈胜吴广以扶苏和项燕为号召来看（而根本不顾后者的国家正是被前者的父亲所伐灭），显然百姓只是恨那些官吏和苛政，对秦室并无特殊的恶感。6，秦朝的徭役过于严重，并伴有族群间的歧视。稍微一观察，我们发现，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就目前对始皇帝陵边修陵民工瓦当的发掘来看，记载的籍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东地区的郡县。秦朝修筑直道，伐匈奴百越，所需要的粮草大部分来源于关东地区。我记得探索与发现当中有一期说秦朝伐匈奴的粮草来自于齐地的，运粮食的车队要2次翻越太行山，3次度过黄河，每石粮食中只有1石可以到达前线。由此可见对关东经济的掠夺到了什么程度。7，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这使得关东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秦国凡攻略一地，必夺其地，迁徙秦民居之。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等等等等。这也是上面所说刘邦、项羽、英布等秦末枭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东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有在关中服徭役的经历的原因。而且，秦国关中地区的人只是苦于严厉的法律，而并不是苦于徭役，他们的经济并没有受非常大的损耗。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所有的爆发点都在关东，而关中地区始终没有发出一叮点火花；刘邦进关只是约法三章，就使得民大悦；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有了关中，粮秣极为充足的原因了。8，是秦领导人素质的变化。秦国讲求法治，这种法治是建立在君权基础之上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显然在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才能远远不如秦始皇（虽然按史记的记载，二世即位之后的春天就出行郡县，在4个月内东到浙江北达渤海并太行而还，如果这个记载是事实的话，这无疑创造了古代交通条件下的高速度记录。这似乎可以说明秦二世并非无能之君，但是显然的，即便如此，二世个人的阅历和火候显然不足以担当重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有着千古一帝之称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灭六国而完成中国的统一，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这里简要概括一下： 一、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在此之前，中国地域内有许多分封的国家，各国有自己的国君或王，中央的商或周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有限；各诸侯国之间常发生战争，极大的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度，设立了中央直接管理下的郡、县、乡、亭、里等多级管理基层结构；这样的管理结构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延续。 二、统一文字、货币。在此前，各国使用的文字不同，来往的文书经常相互之间不能看懂，对国家的文化和交流十分不便；秦始皇时强制统一成一种文字，这套文字作为中国唯一规范的文化一直用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使用；各地区使用的货币也不一样，有圆形的、刀形的、铲形的，还有贝壳、龟甲或玉片等等，秦始皇将货币统一金和为外圆内方的铜币，这种铜钱直到沿用两千多年后的清朝。 三、统一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在秦始皇前，各地的度量衡单位五花八门，比如说，你想买一尺布，到其他地方连一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或者这边的一斤米，到那边的称不叫一斤，又叫另外一种单位了；秦始皇时规定了统一的长度单位，叫分、寸、尺、丈。这些名称现在还在使用；量具容积的单位叫合、升、斗；重量（衡）的单位叫铢、两、斤、石，这些单位也是到现在还在使用。铢是由于铜钱的重量是以铢计的，如半两重的铜钱叫5铢钱，后来把“1铢”叫做“1钱”了。现在还是10钱=1两。 四、修建驰道，疏通河道和渠道。也就是连接全国各郡县的道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和省道）。大大的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 五、修建长城，原来各国之间都有一些长城，但北方的长城不完整；统一后他下令把原来国之间的长城拆除，再把原来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止北方匈奴的南侵。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六、开拓边疆。在中原各国相互征战，无暇北顾的时候，匈奴乘机南侵，攻掠秦、赵、燕三国的北方边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派数十万大军万大军北伐，击败了匈奴，稳定了北方边疆；南攻岭南的百越，把两广并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总的来说他统一六国功不可没，但后期实行的暴政使得秦朝变成了一个短命王朝，所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从历史的发展看，他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封建历史的发展。从他统一六国的过成看，他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而统一后统一度量衡，首推儒家学派，罢黜百家，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等政策又体现出他的政治才能的杰出。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为推崇儒家而焚书坑儒严重损害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虽出发点正确但方式却过于偏激与残暴。他大兴土木修建娲皇宫劳民伤财，增加赋税，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系列暴政又体现出他后期的骄傲自满，使秦朝变成短命王朝。秦始皇又功亦有过，我们应辩证的评价他。
这位同学 是在学关于秦始皇功过之类的评价么？我找到一篇 结构比较清晰 最后又总结 比较不错修改意见的话 已经比较完美了 如果想更接近初中生的视角可以把最后的过部分完善一下 加一段更为翔实的总结满意请采纳吧！论秦始皇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永远是一个说不尽争不完的话题。两千年前，他创建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不知什么原因，竟触怒了今天的一些学者，又再次被指责为“暴君”，并扣以新制的大帽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始作俑者。当然，这样的观点有人赞成，但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中央集权制应当肯定。因为它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以为历代天朝所继承，而且行之有效。至于“暴君”问题，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今将浅见述下。（一）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绩，是“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有人认为此话是老生常谈。虽是老生常谈，但不能就认为是人云亦云，其实是各有见解的。如一位历史循环论者看此话，就会“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观点评价秦始皇，其功业必然不甚了了。但请一位历史发展观者看此话，其议论可能大大不同。他会说：秦始皇消灭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仅如此，还会说：秦始皇又“废封建，置郡县”；继续开疆拓土，为后代的帝王树立了“天子经略，诸侯正封”（《诗·小雅·北山》）的好榜样。所谓“旧时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所以言其“旧”，是因为三代时的所有国家的制度都很落后，而且疆域从未统一。就其制度而言，当时的大小国家都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来，依托于血缘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周三个王朝原为三个大国，文化比较发展。中等国谓之方国或诸侯，小者以族属为名，星罗棋布。其生存状态，一直处于融合与兼并的过程中。史称：夏时诸侯，号称万国，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仅百余国。春秋与战国是社会转型时期，战争之多，恶性循环。至有“春秋无义战”之说。战国时期之七雄，都号称“万乘之国”，每逢大会战，双方出兵都以十万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其惨烈之状，难以言表。以致更加剧了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壮者散至四方，老弱转死沟壑。事实说明，这个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梁襄王的魏国虽相当落后，但还是个大国。他为长期战乱而忧心，曾向孟子请教。他问：“天下恶乎定？”答：“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两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样实现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战”，孟子“反战”，两人的主张，南辕北辙；而且都不切合实际。但当时的秦国却为“旧时代”找到了一条比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过“商鞅变法”，破旧立新，以农养战，富国强兵，逐步吞并六国，走“海内一统”之路。秦经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之经营，至秦王政时，诛其君，吊其民，只用了十年时间（前230-前221），就“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纷纷扰扰长达数百年的旧时代，开启了天下大一统的新时代。关于旧时代的疆域，文献记载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黄河中游的南北两侧，商灭夏朝，疆域扩至黄河中下游两侧，但均无明确疆界。西周灭商之后，号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据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周王室在这个范围之内仍未统一，王室只占据邦畿以内地区，其他皆为大小封国，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雄并争，都谈不到统一。只是到秦始皇时，才“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疆域形势。然而，秦始皇的可贵之处还不全在于此；而又在于他已灭六国之后，并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命灭楚的军事统帅王翦继续向东南进军。东越投降，将其疆土划入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闽越投降，就地设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进军岭南，在南越北区设南海（治今广东广州）、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进军，开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南通云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将军蒙恬率士卒30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置34县。又北渡河，据阴山，连接旧时秦、赵、燕长城为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延袤万里，以北防匈奴，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此时，秦之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今越南中部），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本纪》）比西周时之疆域至少要超过五倍，为今天祖国之疆域奠定了基础。（二）秦始皇第二大功绩，是“废封建，置郡县”。此“封建”一词不是指社会性质，而是指政治制度。即“封诸侯，建藩卫”之省语。有人理解：这只是改变了地方行政制度，如说：“改国称郡，罢侯置守。”这一理解过于肤浅。其实际的内容很多，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政治制度的全面彻底的改革，其中包括了对人事制度的改革等。改革以前的旧的政治制度是依托于血缘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始行于夏朝，发展于商朝。至西周前期，已形成较完善的制度。此制度的核心价值为：严格嫡庶的权益分配；以嫡统庶，以庶辅嫡。时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前期，就是用这一制度统治天下，王室和诸侯国都获得了稳定和发展，证明此制在当时是有效的。可是，二百年后，此制日益腐朽，不为人所遵守。首先严重破坏宗法政治的事件发生在周王室。如周幽王废申后，另立妾褒姒为后；又废申后所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此事惹怒申后之父申侯，他联合犬戎，攻破西周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杀幽王，西周灭亡。太子宜臼立为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王室和诸侯们似未从幽王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从平王之子桓王开始，几乎代代都有废嫡立庶之事发生，而且都引起战乱。诸侯大国如齐、鲁、卫、晋、郑等莫不如此。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辛伯曾警告曰：“并后，匹嫡，两政，偶国，乱之本也。”“并后”就是“妾如后”；“匹嫡”就是“庶如嫡”；“两政”就是“臣擅命”；“偶国”就是“都如国”。（《左传·桓公十八年》及杜注》）由于这些原因，致使春秋二百数十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至战国时期，宗法政治因腐朽而内斗更加严重，异姓卿大夫乘虚而入。春秋末年，晋国异姓韩、赵、魏三家已经控制了姬氏的国家大权，并三分其国土。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赐三家为诸侯。前376年，三家灭晋。齐国国君本姓姜氏，而异姓的田氏却早已控制了姜氏的国家大权，前386年，周安王赐田和为诸侯，取姜氏而代之，仍以齐为国号。关东，包括燕、楚两个旧国在内，新旧六国都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成效甚微。基本上是旧制度、旧势力在垂死挣扎。一旦强秦进攻，即丢盔弃甲，束手待毙。秦始皇所创新制，可以说比较彻底地消除了旧的宗法制的羁绊和模式，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创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本文为了说明的方便，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各举两例，略述于下。一、中央——以皇帝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机构1.皇帝为国家元首——秦始皇敢于“坏先王之制”，废“王”号，称“皇帝”，这是出于全面改革的需要。皇帝已非旧制本族之“大宗”，而是至高无上的国君。与之相应，皇后已非旧制国王众妻之正，而是执掌六宫、母仪天下的女主。皇太子已非旧制本族之“宗子”，而是储君，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此新制创行，将降低旧制时发生“并后、匹嫡、两政、偶国”的几率，清除乱政之源。2.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废除旧时之世卿世禄制或谓之世官世职制，由命官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以处理日常政事。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但非旧时之宰衡，只是皇帝的助手。故曰：“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下引此表不再注）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监察。九卿分掌庶政，如兵、刑、钱谷等事。九卿不足，因事设列卿主之。公卿皆非世职，由皇帝任免。秦朝是多民族国家，九卿中之典客与列卿中之典属国分掌民族事务。《百官公卿表上》曰：“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属官，九译令。”秦之中央仅有十六卿，而以两卿掌民族事务，说明了秦始皇对民族问题极重视。二、地方行政——地方政区分郡县两级，基层分乡、亭、里1.地方行政为郡县两级制——秦始皇彻底废除旧的分土封侯制。初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直属中央，置守、尉、监三长，分掌行政、军事、监察。郡下设县，置令（长）、丞、尉三长，分掌行政、文狱、军事。郡县主要长官由命官充当，由皇帝任免。2.乡亭里——归并自然聚落为基层政区乡亭里。县下设乡，乡下设亭、里。基层官吏有乡三老、亭长、里正等，均推举本地殷实户主充当，各有执掌。秦始皇所创新制是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这套新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典范。自“汉承秦制”（《后汉书·班彪传》）直到明清，历代王朝都以秦制为国家制度的基本模式。这套制度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两千余年以来，疆土的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都有赖于这套制度得以实现。（三）秦始皇的第三大功绩，是“统一经济制度，统一文字”。旧时七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字的形状有很大差别。东汉学者许慎曰：“（战国）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会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统一的国家极为不利。秦始皇下令统一的事项很多，今择其中最重要者简述如下。1.“使黔首自实田”，实行土地私有制度——所谓“田畴异亩”，不仅谓亩积的大小不一，还有土地所有制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在内。问题长期积累，形成了老大难。西周时期行土地国有制，名井田制。至春秋时期，此制已过时了，以致发生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诗·齐风·甫田》）的情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不相适应。亦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征收。在此情况下，各国多在进行“税改”。前645年，晋国首先“作爰田”；继之为齐国“案田而税”，或曰“相地而衰征”；鲁国“初税亩”；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郑国“作丘赋”；秦国的税改最晚，于前408年“初租禾”。但是仅仅税改不解决根本问题。秦国又在“初租禾”之后50年，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汉书·食货志上》）秦国率先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的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于三十一年（前216），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就是在全国范围废除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农户据实登记田地，按亩纳税。秦始皇此令的颁行是我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标志。2.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此事是由左右丞相隗状和王绾主持，以原秦制为基础统一之。此举对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方便国家税收，促进民间贸易，形成较大的共同市场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3.统一文字——汉字同源，传至商代的甲骨文阶段，已相当成熟。到战国时期，列国长期分立，“言语异声”等各种因素影响到文字的发展，出现了“文字异形”现象。秦灭六国后，授命廷尉李斯主持统一文字事宜。李斯以原秦国字体为基础，创制字形固定，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小篆（或称秦篆）作为规范化文字，推行于全国。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四）秦始皇的错误也是严重的。最主要的错误有两项：1.焚书坑儒——秦始皇烧尽民间藏书，坑杀大批无辜的士人学者，严重摧残了我国古代文化，这是一种政治暴行。2.徭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应立即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他却好大喜功，内则大兴土木，外则劳师远征，使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总的说来，秦始皇功大于过。他的功过都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好的，我们应当珍惜，批判继承，发扬光大。坏的，也应当总结，作为教训，永远引以为戒。【最后的这段话可以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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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独特的历史意义，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修御道、长城。让人们产生了集权的“中国”这个概念，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统治，也许现在亚洲的东方没有一只挺立的雄鸡，有的只是一个“中盟”。 要谈秦朝灭亡的原因，就要从其兴盛说起，实际上自秦的崛起，它就种下了毁灭的种子。秦之所以能傲视群雄，是因为其在国内推动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改革不同于其他人。他不仅仅是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还改变了秦国的政治制度，“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使得法律具有了强制性、公正性。他建立了一套超远秦王权力的“法治”体系。除此之外，商鞅还否定了周朝就有的宗法制，而推行“论功行赏制度”，打破了旧有的阶级隔离。使得秦没有永远的贵族阶级，其统治阶级永远是精英阶级。秦朝是中国史中唯一一个将政治与文人分割开来的王朝。后世之科举，其考核内容实际与政治毫无关联。而只有秦朝的录取制度是考政治的。说白了就是后世的人才都是语文系毕业生，只有秦朝是政治系毕业生。这样先进的制度保证了秦的官僚制度高效和强力。正是商鞅这套法治体系，才使得秦“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只有秦朝一家是推行“法治”的，其他的王朝推崇的都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何为儒术？儒术就是通过君王的勤政，依靠权术的制衡来达到国家的发展。一个术字便将其“人治”的本质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统治方式的根本对立导致了法家与儒家的互相仇视、互不相容。称对方为弄权者；暴政者。 正是这种分歧，使得在中原上新兴的秦帝国在其政治走向在变法开始便被确定了下来。法家在实际意义上开始了“一党专政”。因此当一个国家根本性质与儒家完全背道而驰的秦建立起来后，如何会仁义勤政？如果秦仁义勤政，那么它的政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颠覆。而后世所推崇的儒家，是经过秦汉之争洗礼后的儒家了（即过渡后的儒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毛主席在建立新中国之后是不可能组建资本市场，搞市场经济的。那样中国在国际、国内都会陷入身份危机。而邓小平搞市场经济，是因为他的理论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的。所以让“毛泽东”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妥协是没有可能的。其焚书坑儒也就如我们现在打击藏独一样无可厚非。 很多人因为受中国主流儒家思想的熏陶，称秦的法政为暴政，并将其归为秦灭亡的原因。但我以为不然，秦的“暴政”主要体现在了两点：重徭役和严格的执法。而我认为这两点本身都是正确而必须被实施的。徭役主要体现在了修建长城和阿房宫，但我以为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秦版图，西、西南已至青藏高原，有崇山峻岭作为屏障。南、东皆已临海。只有北方一马平川。秦始皇为了保卫刚刚形成的“中华民族”，所以征调民工修长城。而长城也忠诚的保卫中华民族2000余年。当时的秦真是据青藏亿仗之城，临东海不测之渊。虽然秦没能传至万世。但毫无疑问，秦的基业为中国后来所有封建王朝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任何一个王朝都有非常宏伟的建筑物。唐朝的大明宫在规模上更是超过了阿房宫，皇宫是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有利于震慑外族与人民。弘扬我国国威。因此阿房宫不可不建。事实上历史上重徭役的不止秦一代，汉推行的是儒家的勤政之策，但其在汉武帝北伐匈奴时，曾征调了全国的全部马匹，征调50万民工北上供给骑兵远距离长途奔袭。这难道不是重徭役吗。为何只有秦才成为暴政呢？又怎么能将此作为秦灭亡的原因呢？ 人们认为秦的法律是严刑酷法，但如果大家去看看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就会发现事实绝非如此，法家是提倡以法治国，但并不意味其法律就十分严苛。当时的秦朝有四种正式死刑：定杀、磔刑、弃市以及戮杀。相较起来其他时代的酷刑也不遑多让，夏商时期的炮烙，脯，醢等等由于过于久远尚且不说，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将颠颉断椎，西汉的戚夫人也是被具五刑做成了“人彘” ，三国时吴国的陈声被处以锯割 ，宋代以后的凌迟这个古代酷刑的顶峰更是堂而皇之载入了法典，成为法定刑，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和崇祯时进士郑鄤，前者剐了四千二百刀，后者被剐了三千六百刀。明代明代洪武年间大批贪官剥皮实草，以警后任。满清十大酷刑版本不一，加起来共有如下二十种：剥皮，断椎，腰斩，车裂，俱五刑，缢首，烹煮，宫刑，刖刑，鸩毒，插针，活埋，棍刑，锯割，灌铅，抽肠，凌迟，刷洗，弹琵琶，骑木驴。秦代有何德何能能以酷刑被斥为严苛？（此段援引自网上资料，非本人自创）。我想秦酷法中最为深入人心的就是陈涉起义，以陈涉的话说，失期当斩。但实际按秦的《徭律》。误期6天以下警告处分，6天以上罚一赀，若无钱可以做苦力224天，这与杀头可谓差距甚远。可见大部分人并不懂法，而懂法的屯长陈涉在造谣生事，否则绝不会有这几百人为了一副盔甲就干上了抄家灭九族的买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秦的政策实际上正确的。而且其“暴政”实际上与后世无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朝在短短的20年内就迅速垮台了呢？这是因为秦其所处的为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由分裂向统一的过渡时期，所以其短命是必然的。统一前的山东六国尚处于奴隶制后期，人民意识观念中尚有周礼的残存，人们还处在较松散、低效的管理体系中。因此当六国的遗民接触到了高效的《秦律》时，对它产生了抵触情绪。使得《秦律》的优势未被体现出来。而将相比于旧的周礼更严厉这一点突出、放大、歪曲，最后导致了当时底层人民对法律普遍带有负面评论。因此陈涉才有条件，从中作梗，发动了起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才导致了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恐惧、抵触，最后揭竿而起。同样处于制度过渡时期的中华民国（武昌起义——北洋政府垮台）也因此而寿命不长。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积极推动制宪会议，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善的资本主义政府管理体系。但是有人当时从普通的底层人民到国家领导人。都残存着封建的君主制。是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导致了中华民国的倒台，是北洋政府的大总统们的独裁导致了中华民国的覆灭。我们还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理科方法吼吼）的方法来观察问题，与秦几乎是同时的西方的主宰——罗马帝国也有着与秦相似的情景：同样是通过武力吞并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罗马内部的民族认同感甚至比秦更差，因为有宗教的差异），同样拥有一套完备而严酷的法律体系。但为什么罗马却屹立了数百年，而秦只有二十年呢？这因为秦推进了封建制的进程，而罗马则沿袭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奴隶制，并将其发展到了完备阶段。可见制度过渡阶段产生的社会动荡是十分剧烈的而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由分裂向统一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在秦朝的掘墓人中，是没有秦人的。实际是六国遗民对于占领国的反抗。是他们在没落的六国贵族的带领下，刮起的飓风吹翻了秦朝这座大厦。早在秦朝还未统一中原，仅是刚刚攻克楚国故都郢都的时候，楚人就喊出“亡秦必楚”的口号。这样下来，即使没有秦朝的暴政，楚人也要反抗，而且假如没有强力的暴政，反抗反倒会更激烈。是以上几股势力造成了秦朝的灭亡，可是就动机而言，它们与暴政似乎一点关系也没有。（后半段援引自窦沅青，非本人原创）19世纪民主的传播者拿破仑曾带领他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占领了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而在对待被占领国人民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古今中外最仁慈、仁政的之一。他的军队几乎没有过野蛮的掠夺，其获得战利品，连卢浮宫一小部分的装不满。相比于靠掠夺建立起的大英博物馆相距甚远。在占领他国之后，拿破仑并没有将其归入法国的版图。而是将原有的欧洲旧封建王朝推翻，在当里建立新的共和制政府。推行法兰西式的民主。当时被占领国的人民可以说是获益不少。但是他们因此而心存感激，在拿破仑在沙俄失利后，反法势力风起云涌，人民亲自将代表他们的政府推翻，迎回腐朽的王室。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力量。可见就算是仁政对于被占领区的人民来说也无法抹去他们的民族仇恨。因此秦的毁灭是必然的。
秦始皇没有想做什么丰功伟绩，做的事只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统一货币，统一计量，统一文字，这些都是统治所必需的，一个国家的文字计量货币自然要统一，不管谁做皇帝都是会这么干，这要算“功绩”，有点勉强，最多不过是历史责任。而长城是为了自己的领土不被异族人侵略，郡县制很科学但是不过是比王侯制更加的中央集权而已。相比之下令人钦佩的倒是灭六国的雄心壮志。 说到底，秦始皇这些维护统治的做法只不过在后代人眼里成了丰功伟绩而已。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朝代，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丰功伟绩的想法，下面两篇文章，正反都有。 第一，秦始皇三十二年，命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了“河南地” 第二，三十三年，征发曾经犯过逃亡罪的人、入赘其他家庭为女婿的人、有商人身分的人夺取“陆梁地”，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个郡，安置强制性的移民。 第三，三十四年，将办案子不公的狱吏发配去筑长城，或迁往南越。 第四，三十五年，在渭河南的上林苑中建筑朝宫，又征发受宫刑处罚的罪犯和刑徒七十余万人修建阿房宫或骊山的陵墓。 这四项中的第二项，实际是此前出动五十万大军征南越的继续，因为一直没有取胜，才又补充了这批人。但在征服南越后，除了战死的及在南越定居的以外，其他人是可以返回故乡的，而且征南越的行动到三十四年已经基本结束。第三项的数量显然不可能很多，南越的还是强制性移民。可见常年的征发是造阿房宫、骊山陵墓与筑长城这三项，前两项征发了七十万，后一项没有具体数字，但蒙恬出兵三十万，即以此作为经常保持的一个数额，三项合计共一百万。 至于其他经常性的项目，如修长城、戍边、从军(包括护卫秦始皇出巡)及地方性的征发，是由日常的徭役承担的，而据专家研究，汉朝的日常徭役与秦朝并没有什么差别(如见黄今言著《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秦始皇额外征调的人力是100万，按正常制度征发的不计。 另一方面，秦朝的人口不止二千万，根据我在《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结论，秦朝人口最多不少于四千万，所以征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应低得多，只占左右。 退一步说，即使秦始皇征发的人力高达总人口的15%，也还不至于产生太严重的后果。因为在当时，十几岁的孩子就能从事农业生产，超过六十岁的男子照样在服役或劳动，在平均寿命不高的情况下，这样年纪的人本来就不多。到西汉惠帝时还征发妇女参加长安城墙的修建，可见必要时妇女也能征发，而且当时的妇女一般都从事生产劳动。西汉初的晁错就有这样的说法：“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可见秦朝与西汉时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如果秦始皇只征发15%的人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样说来，难道秦始皇征发的徭役不重吗？不是，而是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另外两个方面，一是秦始皇的强制性移民，一是为了维持这类强制移民和额外征发人口的生存而消耗的人力。实际上秦始皇征发的劳动力不知要比15%高多少倍。 自发性的移民不可能获得官府的资助，也不必依靠官府的救济，他们一般都事先有所准备，或者在定居后立即自己生产维持生存的粮食。但强制性的移民就不同了，他们在迁移途中和定居之初的生活和生产用粮必须由官府解决，一部分强制移民定居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生产粮食，或者这些移民不会自己生产粮食。 同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进行的强制性迁移主要有： 第一，二十六年半“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至咸阳，以每户五口计，应有六十万人。三十五年，又将咸阳居民中的三万户迁至丽邑(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五万户迁至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不过这八万户中的大部分应该属于此前迁入咸阳的十二万户，所以未必另外增加新迁入的移民。 第二，三十四年，在蒙恬驱逐匈奴后，在从榆中及黄河以东，直到阴山一带，新设立了四十四(一作三十四)个县，强制迁入的人被安置在这些新县。三十六年，又向北河、榆中迁去了三万户，给每户的户主拜爵一级的奖励。以每县五百至一千户的规模计算，第一批移民应有十至十五万。第二批移民应有十二至十五万，合计估计为三十万。 第三，强制迁至南越的人口，我在《中国移民史》中估计为十至十五万。 第四，二十八年迁往琅邪台的有三万户，此外还有迁往巴蜀、越地等。 由于迁移对象和迁入地不同，一部分移民必须依靠官方供应粮食，而另一部分则能够就地供应或自己生产。第一项迁入咸阳的十二万户“天下豪富”不可能自己从事生产，咸阳地区也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或土地。第二项迁入北方边疆北河和榆中的约三十万人，也不可能马上做到粮食自给，特别是移民初期的安置和生产，都必须由官府从外地输入粮食。而迁入琅邪台、南越、巴蜀、越等地的移民一般都能就地自行生产粮食，不会增加官府的供应和运输负担。 同样，被额外征发的100万人并不是从事农业或其他生产，而是修宫殿，建陵墓，筑长城，守边防。他们服役的地点是咸阳一带和北部边疆，当地无法供应他们的食粮，必须由外地输入。所以在这些年间，秦朝政府要为在咸阳地区的六十万移民、七十万刑徒和北部边疆的三十万将士供应粮食，在三十四年开始的若干年间还得为北部边疆的三十万移民提供全部或部分粮食。 秦朝主要的粮食产区在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大致即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地区)，只有关东才有富余的粮食可供输出。其他地区不是没有富余粮食，就是限于交通条件，输出相当困难。但从关东向关中的咸阳和北方边疆运送粮食大多只能通过陆路，无论是使用人力或畜力，即使不考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运送者本身在途中就要消耗大量粮食。汉武帝时的主父偃曾说：“秦始皇北击匈奴，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见《汉书·主父偃传》)一钟相当六斛(石)四斗，三十钟等于一百九十二斛，也就是说，从今山东半岛中东北部将粮食运到河套，有效输送量只有。即使考虑到从关东其他地区输出的距离较短，估计实际输送量也只有1-2%。 这样的结果是否有夸大呢？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例证。据北宋沈括的计算，平均每个民夫只能背六斗米，而自己每天要吃掉二升。民夫返程也得有粮食吃，实际每天的路程要消耗四升。用牲口的话，可能多运一些，但赶牲口的人要消耗粮食，牲口也要耗费饲料。如果牲口在途中死亡，损失就更大。(见《梦溪笔谈》卷十一)。如果民夫每天能走四十公里，如果他的行程达到十五天，即六百公里，他正好将自己背的粮食全部耗尽；如果他走十四天，就只能在目的地留下四升粮食，只能供应一个人吃二天，有效率为。要维持一个人全年的粮食就得有一百八十人次来保证。假定由专人负责，至少需要十五个人。要供应北部边疆六十万人的生存，至少要动员九百万人专门运输。从太行山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到河套的距离远不止六百公里，所以只能采取接力的办法，由更多的劳力分段运输，那么以上的估计是最低限度。即使考虑到关中离粮食产区较近，又能利用一部分水路，刑徒的供应标准很低，要供应在咸阳地区的一百三十万人，也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 所以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绝不是人口的15%。以4000万人口计，额外征发与专门运送粮食的人一度高达二千万左右，即总人口的50%。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日常农业生产，连老弱和未成年男子与妇女都必须动员了。秦朝之所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那是由于：此前多少有些粮食积蓄；咸阳的一百三十万人与北部边疆六十万并非足额，并不断有人逃亡；最高供应量只维持了一二年，其中部分人陆续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压力。但无论如何，秦始皇对人口的征集已经达到极限。这固然使秦始皇自食恶果，但人民蒙受的损失更大，在秦汉之际，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直到汉武帝时还没有恢复到秦朝的人口高峰。 无独有偶，常常被后人与秦始皇并称的汉武帝，又重演了竭尽民力的暴行。汉朝当时的总人口还不足四千万，但汉武帝征发徭役的程度并不低于秦始皇，强制性的移民则规模更大，《史记》、《汉书》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元光五年(前130年)，在巴蜀征调数万人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又征发数万士兵修建通向雁门郡的道路。 元光六年，调动数万士兵开凿漕渠，历时三年。 元朔二年(前127年)，片发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并修复蒙恬所筑的障塞。募集十万人迁往朔方。 元朔五年、六年，卫青率十余万骑兵两次征匈奴。 元狩二年(前121年)，征发数万人开凿朔方渠，经过二三期还完不了工。霍去病两次率数万骑兵征匈奴。李广、张骞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击。匈奴昆邪王投降，出动二万辆车迎接。 元狩三年，迁移关东贫民七十余万口于西北地区(今内蒙古、陕北、甘肃、宁夏等地)。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征匈奴，用于运送粮食和物资的步兵有数十万。 关于这些大工程、大规模出征和强制性移民所造成的影响，《史记·平准书》有具体的叙述： 那时候，汉朝开辟通向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干活的有几万人，他们吃的粮食都是从千里外运来，比率是每十钟才能运到一石，用钱在少数民族地区收购征集，花了几年时间路还没有修通。……整个巴蜀地区的租赋都不够抵销这笔开支。……在东方的行动远达沧海郡(今朝鲜半岛中部)，人力的耗费与在西南夷地区差不多。又出动十余余人修筑朔方城，运输粮食的路线非常遥远，整个太行山以东地区都受到影响，花了数十亿钱，国库更加空虚。 第二年，大将军率领六位将军又出征匈奴，获得匈奴人的头一万千五颗，有功将士接受赏赐的黄金有二十余万斤，被俘的数万匈奴人都得到丰厚的赏赐，衣食都由官府供给，而汉朝的军人和马匹死了十余万，损失的武器、物资和运输费用还没有计算。于是大司农报告国库中没有存钱，赋税已经用尽，还不够给战士发饷。 那年秋天，匈奴的浑邪王率领数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出动二万辆车迎接他们。到达后，接受赏赐，包括有功之士。那年的花费有百余亿。 接着将贫民迁至关以西，又充实到朔方以南新秦中地区，有七十余万口，衣食完全靠官府供应，还贷给他们生产资料，派政府的代表分地区进行督导，路上出差的官员和车辆不断。花的钱以亿计，不计其数，于是国库完全用空。 汉武帝征发及迁移民众最多时超过一百万，远达河西走廊和河套，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这几年间他们完全是依靠政府供应粮食和生产资料的。即使以长安为起运点，到目的地的距离大多在一千公里以上。就是府库充足，仅运送这些粮食至少得出动一千五百万人。加上其他日常的征发，汉武帝对人口的征集并不亚于秦始皇，也达到了总人口的50%。之所以汉朝的经济没有完全崩溃，是因为朝廷毕竟还有多年的积蓄，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迁往西北的近百万移民在几年内陆续转化为定居农民，并逐渐做到了粮食自给。但汉武帝如此大规模的征发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此后的汉朝君臣都认为在他统治期间“户口减半”。据我在《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研究，汉帝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四百万，实际损失人口达一千五百余万。 本文不想全面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但希望提醒某些人，在赞扬他们开拓疆土，征服其他民族，兴建巨大工程的“丰功伟绩”时，要了解他们利用专制手段征发人力的极端程度，不要忘记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虽然是暴君但统一六国，统一货币，统一衡量度，建造万里长城的功绩不能泯灭!!!!!!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并初步将“大一统”思想灌输给了中国人，为以后的中国统一战提供了依据。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耽雄”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 秦始皇，名叫赢政，后灭六国，统一中国，称始皇帝，是秦王朝的开国皇帝。两千年来，对他的评价是很有争议的，那么秦始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秦始皇励精图治,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然后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敢再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其他的最后只留下了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只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虽然是暴君但统一六国，统一货币，统一衡量度，建造万里长城的功绩不能泯灭!!!!!!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并初步将“大一统”思想灌输给了中国人，为以后的中国统一战提供了依据。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耽雄”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 秦始皇，名叫赢政，后灭六国，统一中国，称始皇帝，是秦王朝的开国皇帝。两千年来，对他的评价是很有争议的，那么秦始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秦始皇励精图治,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然后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敢再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其他的最后只留下了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只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虽然是暴君但统一六国，统一货币，统一衡量度，建造万里长城的功绩不能泯灭!!!!!!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并初步将“大一统”思想灌输给了中国人，为以后的中国统一战提供了依据。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耽雄”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 秦始皇，名叫赢政，后灭六国，统一中国，称始皇帝，是秦王朝的开国皇帝。两千年来，对他的评价是很有争议的，那么秦始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秦始皇励精图治,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然后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敢再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其他的最后只留下了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只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
别人谈论起秦始皇的时候，都会想起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暴君主，其实那只是被秦始皇坑儒焚书事件蒙蔽了眼睛，在加上历史不少文人都对这个事件大加渲染批评，没有说秦始皇好的，但是你想作为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难道他的心胸就那么狭隘吗？不容忍孺人，以及各种学说吗？其实不然，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他当然要稳固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要做的当然是统一思想，统一货币，修建长城，把六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这是秦始皇必需做的事情。再说我觉得秦始皇也不算是最暴的君主，历史上比秦始皇暴的君主多得是，秦始皇没有杀功臣，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快把功臣杀完了，搞得最后他的孙子与他叔叔打仗的时候连一个会打仗的将领都找不到，还有前面说坑儒焚书，要知道清朝文字狱不比那个残忍，一个字就能抄家，株连九族，这还能说明秦始皇是最狠的皇帝吗？我就是觉得秦始皇冤就是冤在他是第一个做皇帝的人，第一个做坑儒焚书，修长城的人，不是有句话说的好枪打出头鸟吗？
汉朝完整的葬玉制度不仅体现了当时玉文化的繁荣,也昭示了当时厚葬风气的鼎盛,是一种独特的墓葬文化
汉代墓葬结构 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 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竖穴墓与砖室墓基本结构与辨识方式 在整个汉帝国或汉文化圈之内，墓葬形制大约可分为主流与旁支两类。主流墓葬形制，是继承先秦以来的竖穴木椁墓、土洞墓、以及由此二者发展出来的横穴砖室墓，是汉代墓葬普遍形制。支流方面，则如四川的崖墓、山东的石板墓、东北地区的贝墓等，属於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因此其特殊性高，较不普及。因此，为了帮助读者对汉代墓葬基本结构有所认识，以下我们将挑取主流墓葬形制中的竖穴木椁墓及砖室墓作详细介绍。竖穴木椁墓 汉代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与先秦木椁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长方形土圹，作为放置棺椁的墓室。椁室之构造一般均为长方箱形，椁板结合方式以凹槽榫卯为主。椁内可再分隔出不同大小之空间，以放置棺木及随葬品。棺木之形状，仍以长方箱形为主，亦有头部较宽之例，至於现代普遍使用的弧形棺盖则极为少见。棺板之结合以榫卯或棺钉为之。椁室之外，填土亦有各种类型，大抵为防潮而设者有白膏泥及木炭，少数墓底有排水设施。而在挖掘墓室时为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另外在楚文化影响区内，墓道为相当普遍的墓葬设置之一，可能是为施工方便而设，与墓主身分之高低并无绝对之关系。 砖室墓之型制与起源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本上乃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穴，再在此横穴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於竖穴之底部，不再开横穴由於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 值得说明的是砖室墓的墓葬形式并非突然出现於西汉中期，其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山西、陕西地区所使用的土洞墓习俗。土洞墓的洞穴形制其实与砖室墓的横穴概念相似，即由地面向下开掘一竖穴墓道，到底部之后，再向旁边横挖一洞穴，最初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的龛室，后来逐渐扩大，成为放置棺木之墓室。不过战国时期的洞穴为宽浅洞，到后来才转变为深长洞。 另外，在战国晚期河南地区还出现一种竖穴空心砖椁墓。这种墓穴的构造基本与竖穴木椁墓相同，唯木椁的部分转由大型长方空心砖砌成的椁室所代替，砖椁内仍置木棺。由此类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看来，墓主的身分不可能太高，可能为低级官吏或士人。 结构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代为我国古代墓葬方式发生大转变的时代。以来为墓葬主流的竖穴木椁土坑墓，在汉代转变为砖室墓。若我们相信一个汉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基本上乃是根据一套固定的习俗，而这习俗也反映出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价值观与宗教观，因此这习俗的变动也代表人们在某些信仰的想法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变。 对於砖室墓的出现，我们可以从由砖块筑成之椁室要比木椁耐久这点讨论，使用砖筑墓是否来自於一种想要使墓室永远不朽的希望？但此种希望又为何起始於中较低阶层呢？有人主张这是由於当地缺乏木材，因而经济力量较差的人就用的砖来代替。 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至少我们从墓葬结构的转变推测，汉代的砖室墓很可能就是将竖穴砖椁墓的砖椁移置到洞室墓的。就如郑州出土的一批战国初年至初年墓葬中，依年代早晚顺序排列，最早为竖穴土坑，次为竖穴空心砖椁墓�9�6其次为土洞墓，再而为土洞空心砖椁墓，也就是横穴砖室墓，最后有狭长土洞，证明墓葬形制的发展是有其传承及脉络可循的。 考古网站： 中国考古网
1、西汉自宣帝以后,历任统治者都懦弱无能,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尤其是在成帝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有的成为豪强地主家的奴婢,更多的则走向社会成为流民.自古以来,流民都是国家政权的一个巨大威胁.我们历史上课本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其实并不确切,准确的说应当是流民造反.流民主要来源于农民,但并不能与农民划等号.王莽执政时,对社会上的矛盾并没有觉察,所以他的很多政策都是脱胎换骨离当时社会实际的,效果反而是加重当时的社会矛盾.当他代汉自立时,又进行了复古改制,更是弄得民不聊生.王莽中后期,大规模的流民到处流窜,进行所谓的乞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绿林赤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流民.当不满王莽篡汉自立的豪强地主加入到这些流民队伍中时,这些流民的到处乞食的流窜变成了有目的政治造反.转变成功的是绿林兵.而赤眉军虽然在后期也想改变,但为时已晚.他的失败也在于此.绿林兵成功转型以后,发展很快,不久就推翻了王莽的伪新政权.绿林兵的领袖们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他们害怕能力较强的刘伯升兄弟,所以推举能力弱的刘玄作为领袖以便控制.刘玄就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更始帝，并以公元23年为更始元年。但是更始帝没有能力控制局势，也没有采取措施安抚造反的民众，缓和社会矛盾。所以赤眉军拥立了城阳景王刘章的后裔刘盆子，公元25年（汉更始三年）攻入了长安，刘玄投降，西汉到此结束。同年，刘玄的族弟，也就是被他杀掉的那个刘伯升的弟弟刘秀在河北即位，改元建武，东汉开始，刘秀是为光武帝。西汉自公元前206年开始，到公元25年结束，中间有自公元8年到公元23年王莽政权2、东汉最终一定灭亡。太守、牧、左将军啥的不过是虚衔，名分而已。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封地官职可以不要，兵权不能丢。也就是说决定地位的是实力而不是官职。所以皇帝也不过是高级傀儡。1.经济上。宦官专权不过是表面现象，是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小自耕农的数量日益减少，税收主要集中到地主军阀的手中。2军事上。东汉末期各地军阀已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3.人才。东汉的“举孝廉”制度使得属吏只对主官负责而不对皇帝负责，导致皇帝身边没有有头脑和能力的亲信。综上所述，明君再世也不能阻挡汉朝灭亡而只能推倒重建。
在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多用砖垒筑，特别是东汉时期，兴起用花纹砖筑墓，在墓室内壁用绚丽多彩花纹砖进行装饰。筑墓砖的花纹有圆球、连环纹、叶脉纹、菱纹等花纹砖砌成，有的上面还涂有红、黄、白彩，给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营城子发掘的汉代墓葬，大量的墓葬形制中就有花纹砖砌筑的。出土的花纹砖在大连地区分布得相当广泛，除庄河市和长海县以外，其他地区均有发现。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尹家村、刁家村，北海镇李家沟、三涧堡镇土城子，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沙岗子村、前牧城驿村，金州区登沙河镇老亮台和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长兴岛镇蚊子嘴西岗等的东汉古墓中，都发现了许多灰色花纹砖。这些花纹砖都是用来装饰墓内的花纹。在东汉初期建筑的砖墓，砖都是在一面印有绳纹。到东汉末期许多砖墓都是用花纹砖，使墓内装饰变得十分讲究。花纹砖的使用，反应了东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分布已经相当广泛，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也高度发展。筑墓使用花纹砖的多少与墓室的多少和大小，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少有关。花纹砖种类很多，规格也不一样。由于用途不一样，分别筑门、门上券和墓壁，所以砖有方砖、长方砖、长方楔形砖、子母口砖等。砖上花纹组合也有一定艺术性，根据筑墓需要有的在正面，有的在砖头一端，也有在砖的侧面，但花纹都是朝向墓内，构成墓内墙壁装饰花纹图案，使墓室华丽美观。按花纹砖图案的不同，分为六种类型。1.圆圈纹砖，有单圆圈、双圆圈、三圆圈、四圆圈与十字、三角、菱形、点纹、网格、人字纹等组合的花纹图案。2.钱纹和文字砖。有钱纹与网格纹、菱形纹、同心圆、斜对角线等组合纹。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和无文等。文字砖在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灰砖上刻有“戊”、“寅”、“卯”、“北”等干支文字。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刁家村五室花纹砖墓中的一块墓志砖上刻有“吾从四月三日来，七日世辰有疾，至十日，伯辰入换，一月来二日启完为事七日，世辰归”等，记载死者情况。3.方菱线几何纹砖，有单、双排或多菱形纹与三角、矩尺、半圆、斜格、田字格等组合纹。叶脉纹（亦称羽状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4.动物纹砖有双鱼、三鱼、羊、龟、鸟、螃蟹、鹿、龙等，有的是几种动物图象在一起组合。5.人物纹砖，多为人头像，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出土的人物是圆头上有五条放射线双眼，两只胳膊向两边下垂，双腿直立；普兰店市汉墓中出土的是椭圆形头像，头上带三山冠，耳鼻眼嘴齐全，嘴上衔环，下面有一只羊头，羊头下面有双鱼纹。6.狩猎纹砖，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汉墓中出一块砖，正面印有中间有一手持弓箭人，猎人前面有一只卧地鹿，猎人后面立一只鹿。上述花纹砖内容，都寄寓一种含意，圆圈纹，寓意“富贵”、叶脉等纹含有“长青”、“千秋”之意，鱼表示有余，富裕，龟表示“延年益寿”，鹿表示“禄食有余”，羊表示“吉祥”。还有狩猎场面，也反映了一种消遣游玩享乐之意。大连汉代花纹砖受中原画像砖和空心砖花纹图案影响，多是寓意花纹，除个别狩猎纹砖外，很少反映生产活动以写实为特点的内容。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然而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辽南地区格外突出，每每发掘汉代墓葬，皆是排列整齐有序，密集相接的墓群，分散或孤立的汉墓甚少。1953年春，在鞍山市沙河东的窑场建设工程中，一次清理400多座密集相连的汉墓。同年，在海城大屯清理一个80余座墓葬的汉墓群。1954年，在辽阳太子河筑堤清理200多座墓室的汉墓群，1955年又在辽阳三道壕清理数群东汉墓，其中一个童棺墓地，一次掘出368个排列十分密集的儿童瓦棺墓。大连地区的汉墓更是成群发掘出现，例如：1954年在营城子一次清理40多座西汉贝墓、十几座砖室墓，共计52座汉墓同属一族。旅顺铁山地区、江西区、北海区、大连湾、金州董家沟、普兰店花儿山乡及庄河、瓦房店等地区皆发掘几十座密集相接的汉墓群。例如大连市营城子汉墓，一个墓地数百座汉墓，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石板墓。这个墓群跨越年代达四五百年之久，属于同类型墓葬集中在一起，越是外围时代越晚。由此可知，这些墓主都是按宗族内各直系宗亲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份，依次埋入墓地的。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贾谊：《新书》)。1953 年发掘的鞍山沙河东的一个汉墓群400多座。而据调查估计这个墓地原有汉墓在千座以上(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根据发掘的400多座墓葬，其排列方位、形制、随葬特点、墓葬材料、墓室结构，都说明这个墓群是一个宗族墓地，而因入墓时代不同，排列有序，并体现了绵延相接的特点。辽南地区的汉墓群正是先秦“族坟墓”的延续，说明宗法关系在墓葬制度中体现强烈。这一情况在内陆地区虽有反映，但没有辽南地区反映集中。从汉代的这种突出的墓葬制度，又反映了汉代时期，辽南地区的社会宗法制度、宗法关系、宗法观念较内陆强烈、稳固。从而为我们研究辽南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