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度：
明太祖制定后妃制度的目的十分明晰：一是治天下首先要治理好家，家要管好就必须严守夫妻之道；二是后妃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侍候皇帝和管理宫女，严禁过问宫外之事和参预朝政；三是强化教育，树立典范；四是严格等级，恩宠适度，尊卑有序。
2、等级：
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美人、才人、选侍、淑女等等。
扩展资料
明朝，朱元璋鉴于历代后宫宫女太多，秩序混乱，干预政事，后患无穷，曾进行过整饬。
规定了六宫定制和出入制度。但这也无济于事，嘉靖皇帝，一次选入宫中的有名号的妃嫔就有九人，其他无名号的就更多了。
明朝的妃号有贤、淑、敬、惠、顺、康、宁、昭等。诸妃中以皇贵妃位次最高，仅次于皇后，贵妃为第三。
终明一朝，共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昭仪、婕妤、美人、才人、贵人，选侍、淑女等名分或等级，但各时期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
明朝统治者吸取前代选妃必出自勋旧,使得“勋而兼戚”、“戚而兼勋”,以至酿成外戚、勋旧祸乱朝政的历史教训,改革了后妃的选配和编制制度。
在后妃的选配上,除注重女德外,明初还规定:凡天子、亲王的后妃宫嫔,必须从家境清白的低级官员或平民百姓家选取,绝对禁止大臣以各种理由进献美女。
历朝君主都严格遵循这一祖制,未敢违背。查之史籍,明代后妃自仁宗张皇后始,绝无来自勋贵之家的闺秀。相对而言,代宗汪皇后的出身可算最为尊贵,但其父也仅仅是个六品官。
其他如孝宗张皇后、武宗夏皇后、穆宗李贵妃都出身於寻常百姓之家,熹宗张皇后、思宗周皇后更是:家贫甚”。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明朝后妃
明朝除皇后外，还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才人、选侍、淑女等级别————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齐高帝建元元年,设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明朝中后期还出现了妃嫔中最高的等级——皇贵妃。... ——————明朝官职设置与莆田官员 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明朝中央最高级官职；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两者位尊权重，但是一种虚职，是皇帝对大臣的加官和赠官，兴化有两位礼部尚书（周如磐、宋继祚）加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陈俊加封太子少保，他们都是明代兴化品位最高的官员。 明朝初期，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于洪武二十八年（1093）撤销中书省，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原中书省所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品位也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明朝兴化共出了12位尚书，除上述三人加封太保、少保外，其余九人为翁世资（户部）、郑纪（户部）、林俊（刑部）、康大和（工部）、林云同（刑部）郭应聘（兵部）、陈经邦（礼部）、曾楚卿（礼部）、林兰友（兵部）。 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行政监察机构，明朝部，院同治，院、部权并重，院长官都御史与尚书平级，为正二品，兴化官居都御史的有三人。 承宣布政使司为明地方（省）最高行政长官，明朝全国设有13个布政使司，而巡抚在明初为中央派出协调地方工作的官员，为临时的官职，任务完成之后，回朝复旨，职务也就自然取销。宣德之后（1426—1435），许多巡抚不再回朝，而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兴化人当布政使的有27人，巡抚3人，其官职均为正二品。 正三品官员兴化有26人，其中六部侍郎（六部的副长官）13人，通政使司（中央情报机关）通政使1人，大理寺（中央司法机关）卿1人，副都御史（都察院副长官）1人，按察使司（地方最高监察机构）按察使9人。 从三品官员兴化有24人。其中：承宣布政使司参政（省副长官）19人，都转运使司（中央在地方的办事机构）转运使3人，大仆寺（兵部在地方设立的牧养军马机构）卿2人。 明朝全国设159府，府的长官称知府，其官正四品，兴化人官居知府的有35人。与知府同级的四品官还有：按察使司副使26人，大理寺少卿4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1人。 此外，尚有四品以下，如参议、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六品以上官员，数以百计。 明朝兴化官员政绩显赫，许多人被载入史册，成为兴化的骄傲和楷模。 明代兴化人考中进士的有571人（其中文进士563人，武进士7人，赐进士1人），以明经荐辟6人，特奏2人。
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诸妃位号除贵妃外，亦惟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闺房雍肃，旨寓深远。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名号。嘉靖十年（1531年）仿古礼册立九嫔：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位在妃下。宪宗时封万贵妃加“皇”字为皇贵妃，以后渐成定制。三宫六院体系 对于皇帝的后妃，俗言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提法，其实这只是一种泛泛之谈，皇帝后妃的编制历朝历代虽大略近似，然而在名目上和数量上并不相同。 民间所谓的三宫，一般是指后妃居住的中宫和东西两宫，其实这是明清以后的体制，三宫最早乃是指诸侯大人所而之处、而天子后妃所居乃曰六宫。《礼记》言："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周礼·天宫内宰》言："王后帅六宫之人。"郑玄注六宫曰："正寝一, 燕寝五，合为六宫。"六宫为皇后居住之所，所以往往用六宫代指皇后，如同后世用中宫代指皇后一样。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诸侯的消亡，三宫的含义有了变化。汉代就以皇帝、太后、皇后合称为三宫，又称太皇大后、太后、皇后为三宫。唐代穆宗时又将两太后与皇后合称三宫。六院作六苑，皆以后妃所居宫院（苑）代指后妃。六宫的概念至唐代已非专指皇后，而泛指后妃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贺《贝宫夫人》中的\'六宫不语一生困，高悬银（片旁）照香山"，所言"六宫"皆指后妃，而不是专指皇后。明以下遂泛称后妃为三宫六院。 所谓七十二嫔妃，不过是泛指皇帝后宫人数的众多，实际上皇帝后宫侍妾的数目远比七十二为多。《管子·小匡》即言："九妃六嫔，陈妾数千"。《礼·昏仪》则言周代后妃制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可见早在诸侯时期，国君的妻妾已甚众了。秦汉之时秉承周制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妃制，以皇帝为中心，皇帝之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妻称皇后。由于秦的时代短暂，所以完备的后妃体制及其等级划分实际执行于汉代。汉代的后妃爵列八品：即1.皇后，2.夫人，3.美人，4.良人，5.八子，6.七子,7.长使，8.少使。自汉武帝、汉元帝始，后宫三千嫔妃又扩至十四个等级。即1.昭仪，2.婕妤，3.（女圣）娥，4.容华，5.美人，6.八子，7.充依，8.七子，9.良人，10.长使，11.少使，12.五官13.顺常，14.无涓，共和、娱灵、保林等。东汉时又化繁为简，六宫仅有皇后、贵人之称，其下只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 三国魏晋时期后妃制又有所变化，自夫人以下魏定爵秩十二等。魏太祖于王后以下定五等：夫人、昭仪、 婕妤、容华、美人。文帝时增设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明帝时又增设淑妃、昭华、修仪（除去了顺成）三等。晋参照汉魏之制于皇后下设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又设淑妃、淑媛、淑仪、修华、 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还有美人、才人等，其位亦在九嫔以下。 至此周之三夫人、九嫔便有了具体名称。
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诸妃位号除贵妃外，亦惟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闺房雍肃，旨寓深远。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名号。嘉靖十年（1531年）仿古礼册立九嫔：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位在妃下。宪宗时封万贵妃加“皇”字为皇贵妃，以后渐成定制。一是授予后妃以封号、尊号、微号和谥号。封号用以定后妃等级，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等等。尊号是表示崇敬褒美，一般由新君即位时授予先帝后妃，其号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徽号是在尊号前加上歌功颂德的套语，可多次授予，但仅有部分后妃能够得到。谥号是后妃死后皇帝根据其一生言行事迹而颁予的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除极少数因特殊原因如被废外，后妃一般都能得到此称号。皇后的谥号字数按例为12字，但也有9字、13字和15字的；妃嫔谥号则例为二字，极少数妃嫔因受宠则享有6字谥号。 二是按等级颁发给后妃宝印。宣宗以前，只有皇后有册、有宝和有印，妃子有册、有印但无宝，嫔以下则只有册。皇后的册、印和宝是金制的，妃子的印金制、册镀金银，嫔册银制。宣宗因宠爱皇贵妃孙氏，制金宝赐之，从此，明代的皇贵妃也和皇后一样有了金宝、金册和金印。 三是冠服、车舆、仪卫卤簿皆有严格的规制。后妃冠服主要有礼服和常服两种，均配戴凤冠。凡皇后受册、谒庙、朝会，则着礼服，平时穿常服；皇后的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袆衣，一种为翟衣；每年正旦、冬至，皇后在宫中接受妃嫔和宫外命妇朝贺时着袆衣。常服则包括凤冠、霞帔和玉带。妃嫔受册、助祭和朝会时也着礼服，永乐三年（1405）皇妃冠服定制，搭配的大衫、霞帔佩饰与皇后相同；嘉靖十年（1531）定九嫔的冠服，大衫、鞠衣均与皇妃相同。皇后车舆有辂及安车、行障、坐障等；皇后仪仗可分为丹陛仪仗、丹墀仪仗、宫中常用仪仗等，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车舆和仪仗；妃嫔的车舆有行障二、坐障一，皇妃的车称凤轿，所用的行障、坐障和皇后一样，用红绫装饰。皇妃的仪仗只有一种。 四是殡葬制度前后虽有变化但依然在总体上有其等级格局: 皇后附葬帝陵，并附祀太庙，废后则另葬；自宪宗开始，升为太后的妃子亦可附葬先帝陵内，但不附祀太庙。明英宗前，妃嫔实行殉葬制，死后葬入山陵内或帝陵附近，但都附享陵内。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和景帝五位皇帝殉葬妃嫔共70余名，其中太祖妃嫔殉葬的就达38人。在皇帝之前死去的妃嫔一般葬在金山。
明代后妃制度的政治文化解读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无一不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的，无一不是特定政治文化的产物。研究明代后妃制度，不仅需要系统梳理其自身的制定原则、主要内容和管理措施等，而且必须挖掘明朝统治者制定这一制度所持有的政治理念、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并进而剖析实施这一制度对明代后妃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一） 明朝是在元代“法纪荡然”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各项制度“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与宋朝之典”（《明书》卷51《纶涣志》），后妃制度自不例外。作为中国后妃制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后妃制度在继承前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本朝统治者的需求作了增删改进。因此，要系统梳理并把握明朝后妃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变化特点，似有必要对自上古形成以来历朝历代后妃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概略的扫描。 中国后妃制度是古代婚姻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萌芽于远古传说的五帝时代，那时已实行一夫多妻制，帝王有一妻多妾，分别称为正妃和次妃；到了周代，妻妾的名号和人数都有了变化，“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礼记•曲礼》），“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礼记•昏义》），明确编制共121人，对其各自职责也有了相应规定： “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也”，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周礼》）。由此，奠定了后妃制度的基本框架。 秦统一中国后，明确“后”专指“皇后”，妾皆称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和少使等名号，爵列八品。西汉继承了秦后宫妻妾名号制度，人数和等级则有所增置，到汉元帝时，后宫已达三千人，除皇后外，分昭仪、婕妤、经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以及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共十四等（此外还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她们各有爵位，从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到视百石不等。王莽时托古改制，后妃制度也附会周礼，从此出现了《礼记》中所描述的那种后妃制度模式，为后世所遵循。东汉光武中兴后，提倡俭朴，六宫称号只剩下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俸禄不过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无爵秩，只在岁时赏赐充给。 曹魏时后妃制度沿袭汉法，设皇后一人，夫人以下则屡有增加，到明帝时，皇后以下定制为十二等，除位仅次皇后的贵嫔和夫人没有与同外廷相应的位号，其他依次从爵比诸侯王到视千石。晋武帝开始广选良家女子充后宫，并命司徒、大将军之女为三夫人和九嫔，三夫人位视三公，九嫔位视九卿；九嫔以下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南朝后妃制度，在晋制的基础上稍做改变，在九嫔之外增加亚九嫔。北魏时，孝文帝推行汉制，后妃制度也仿效中原传统，嫔妃爵位与外官相对应，由视大司马到视元士不等；并首次在内宫另设女职，掌管宫中事务，同时尽妾之义务，等级从视尚书令到视五品。北齐成武帝时，后宫依“古制”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并按汉制设左右昭仪，为秦以来后宫设置最完备时期。北周开始在皇后之下设“妃”，为隋炀帝后各朝各代所仿效。 隋朝在开国初期实行一夫一妻制，后宫只立皇后，且首次制定了中宫朝会之礼，皇后定期接受内外命妇和群臣的朝贺，同时根据周礼确定了女官规制；文帝独孤皇后去世后，后宫始置三贵人，嫔增加到九员，世妇增到二十七员，女御八十一员，同时设六尚、六司、六典等女官，逐级统摄宫中事务，但地位大大降低，分别为从九品、勋品和流外二品。炀帝时不仅宫女人数超过万人，而且规定后妃不理妇职，只负责梳妆打扮，陪从宴游；同时参照外廷的尚书省，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女官制度，其所设六局二十四司，为后世女官制所遵从。唐朝在高宗前，妃嫔名号、品级和编制与隋初相似，女官方面除仍设六尚外，第一次增设宫正掌纠正编失，彤史掌记功过；高宗时妃嫔品级不变，名号曾更换，但不久又恢复；玄宗时不仅妃嫔名号强调华美，而且人数大大超过120人的编制，据《新唐史》记载，后宫人数达四万人，创历史最高记录。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各割据小国的后宫当然不可能有大一统时代的规制和模式，但后唐时后宫内职曾封为君，为历史上所仅见。 宋代是中国后妃制度集大成和完备、成熟时期。宋朝妃嫔名号等级依次为：妃、嫔、婕好、美人、才人和贵人，品级从一品到无品；编制则在同一时间内基本上没有满员过；后妃人选注重门第和女德；在待遇方面，享有数额不等的俸禄和封赠家属的优待。在管理机构方面，仿照外廷设立了“内省”机构，此外还创置过十阁等其他一些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后妃制度首次明确了在皇帝年幼或患重病时皇太后可垂帘听政，但为了确保太后如期归政，允许朝廷大臣对太后的违规行为进行抵制，同时在外廷设台谏和封驳官员的监督体系。（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宫庭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元代后妃制度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皇后人数不只一人，其称谓“南必皇后”、“阔阔伦皇后”、“速哥答里皇后”等仅见于元代。明代后妃制度在宋代的基础上更为完备，尤其是对后妃的管理力度大大增强（具体内容详后）。清代后妃制度在康熙之后逐步完善，其内容大多仿效明制，但不设女官。清代后妃名号和编制为：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常在、答应等则不定员；后妃人选每三年通过选八旗秀女来物色，汉女不得为后妃。 （二） 明代后妃制度在洪武初年由太祖朱元璋钦定，其相关条款被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世世遵守。后世皇帝虽然在妃嫔名号、编制、葬制等方面作过调整、改变，但对其主要内容都予以严格的执行。关于明代后妃制度，史书上并没有完整地记录，而是散见于诸多文献中。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一项政治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定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二是在这一制度范围内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即人们在这一制度范围内的地位、角色、权利和义务；三是实施这一制度的组织系统和实施的操作方法及程序。在此，本文便围绕这三大构成要素，对明代后妃制度系统梳理如下。 1、原则与目的。洪武元年（1368）三月初一，太祖命儒臣修女诫，他对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所惑。卿等其篡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洪武三年，正式明确“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得预焉”（余纪登《典故纪闻》卷二，第3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此可见，明太祖制定后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十分明晰：一是治天下首先要治理好家，家要管好就必须严守夫妻之道；二是后妃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侍候皇帝和管理宫女，严禁过问宫外之事和参预朝政；三是强化教育，树立典范；四是严格等级，恩宠适度，尊卑有序。 2、编制与人选。在后妃的编制方面，明初不拘所谓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数，设皇后一人，妃子数人，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人数不等。嘉靖十年（1531）仿古礼册立九嫔，位在妃下。而在后妃的人选上，明初规定，凡天子、亲王的后妃宫嫔，均通过选秀女方式，从家境清白的低级官员或平民百姓家选取，绝对禁止大臣以各种理由进献美女。因此 ，有明一代，除成祖徐皇后外，后妃“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明史》卷108《外戚恩泽侯表》），有的后妃甚至连身世都搞不清楚。后妃选配的地域，明初一般在两京（北京、南京）附近，明中叶以后则主要限于北京附近。还有部分妃嫔由周边小国定期进贡，如成祖的权妃便来自朝鲜。 3、等级与待遇：一是授予后妃以封号、尊号、微号和谥号。封号用以定后妃等级，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等等。尊号是表示崇敬褒美，一般由新君即位时授予先帝后妃，其号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徽号是在尊号前加上歌功颂德的套语，可多次授予，但仅有部分后妃能够得到。谥号是后妃死后皇帝根据其一生言行事迹而颁予的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除极少数因特殊原因如被废外，后妃一般都能得到此称号。皇后的谥号字数按例为12字，但也有9字、13字和15字的；妃嫔谥号则例为二字，极少数妃嫔因受宠则享有6字谥号。 二是按等级颁发给后妃宝印。宣宗以前，只有皇后有册、有宝和有印，妃子有册、有印但无宝，嫔以下则只有册。皇后的册、印和宝是金制的，妃子的印金制、册镀金银，嫔册银制。宣宗因宠爱皇贵妃孙氏，制金宝赐之，从此，明代的皇贵妃也和皇后一样有了金宝、金册和金印。 三是冠服、车舆、仪卫卤簿皆有严格的规制。后妃冠服主要有礼服和常服两种，均配戴凤冠。凡皇后受册、谒庙、朝会，则着礼服，平时穿常服；皇后的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袆衣，一种为翟衣；每年正旦、冬至，皇后在宫中接受妃嫔和宫外命妇朝贺时着袆衣。常服则包括凤冠、霞帔和玉带。妃嫔受册、助祭和朝会时也着礼服，永乐三年（1405）皇妃冠服定制，搭配的大衫、霞帔佩饰与皇后相同；嘉靖十年（1531）定九嫔的冠服，大衫、鞠衣均与皇妃相同。皇后车舆有辂及安车、行障、坐障等；皇后仪仗可分为丹陛仪仗、丹墀仪仗、宫中常用仪仗等，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车舆和仪仗；妃嫔的车舆有行障二、坐障一，皇妃的车称凤轿，所用的行障、坐障和皇后一样，用红绫装饰。皇妃的仪仗只有一种。 四是殡葬制度前后虽有变化但依然在总体上有其等级格局: 皇后附葬帝陵，并附祀太庙，废后则另葬；自宪宗开始，升为太后的妃子亦可附葬先帝陵内，但不附祀太庙。明英宗前，妃嫔实行殉葬制，死后葬入山陵内或帝陵附近，但都附享陵内。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和景帝五位皇帝殉葬妃嫔共70余名，其中太祖妃嫔殉葬的就达38人。在皇帝之前死去的妃嫔一般葬在金山。 4、管理及机构。明初，从良家女子中选拔品貌端正、能书会写、通晓算法，年纪在15岁至40岁间的未婚者入宫任女官。女官机构为六局二十四司及一宫正司，分别掌管内宫的礼仪、诫令、宝玺、图籍、财帛、羽仗及衣食供给等事务，并对后妃言行予以导引，确保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成祖以后，女官职责大多转归宦官，只剩下尚宝四司。 5、管治及措施：①训化思想，规范言行举止。一是立纲陈纪，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同时立下祖训，要求后代君主对后妃严加管理，不得违背；二是严加教育，用封建礼教对后妃的思想进行熏陶和约束。开国伊始，太祖便命翰林朱升编修《女诫》，作为教育宫中女子的读本；成祖上台后不久，命大学士解缙编《古今列女传》，其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篇，颁行天下”（〈明史后妃传〉第3509-3510页）；之后，又有世宗生母蒋太后的《女训》、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女鉴》以及神宗郑贵妃重刊大臣吕坤的《闺范图说》等，这些教材都由女官在宫内定期讲授。②管制生活，限制人身自由。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都要从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再移部臣取给。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处以死刑。私递书信出外，亦处死刑。宫嫔以下有病，只能以症取药，不准医生入宫诊治。③裁抑外戚，严防恃宠干政。一是从民间良家选后妃，致使外戚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形成政治势力，从源头上杜绝其预政的可能性；二是给外戚以高爵厚禄，但严格限制其参与政治，到世宗时外戚爵位世袭权也被革除；三是一旦发现外戚染指和干预朝政，轻者削爵，重者下狱，一律予以严厉打击。 对比前代后妃制度，不难发现明代后妃制度的独特之处：（1）后妃选自民间，不重门第重品行，而且通过选秀女产生，不准大臣推荐；（2）妃嫔没有品级，女官的品级也较前代大大降低，到了中叶以后，女官逐渐淡出，其职责大都转由宦官承担；（3）对妃嫔实行殉葬，其野蛮程度为历朝历代所罕见；（4）对后妃的教育、管理以及对外戚的防范、抑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尤其是外戚，在历史上势力最为孱弱。对此，《明史外戚传》评论道：“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其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 （三）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均集中体现着皇帝所秉持的政治文化观，即所谓君者，制之源也。认真审视明代后妃制度，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其制定者朱元璋所遵从的政治理念、施政方针和政治情感。 1、记取前车之鉴，注重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朱元璋起自田亩，对元未政治腐败、法纪荡然导致政权覆亡的教训深有体会，故而十分重视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此作为自己治国行事的根据。他经常挑灯夜读《汉书》、《宋史》等史书，和廷臣讲经说史，并且命近侍收集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时时警醒自己：“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典故纪闻》卷一）。他说：“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在与侍臣论古之女宠、宦官、外戚、藩镇夷狄之祸时，他指出：“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元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因此，他对后妃采取了镌铁牌、立祖训、严教育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就是为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2、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教化以形成稳定的伦理观念，也需要刑罚对付犯罪，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统治难以为继。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就提出施政应“宽猛相济”，旬况提出应把教化和刑法相结合，这种德、刑并用的施政方针被后世统治者所接受，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朱元璋也同样将此施政方针奉为圭臬。面对百废待兴的明初政局，他一方面强调重典治世，对臣民严格管制，“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 ”（《皇明世法录》卷1），“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典故纪闻》卷三）。另一方面重视教化，认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之徒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典故纪闻》卷三）；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天下臣民知晓仲尼之道和国家法令，知所循守，因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实录卷26》）。在这种施政方针指导下，后妃衣食住行被严加管制，其思想精神被不断禁锢也就势所必然了。 3、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情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因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男尊女卑是天理，女性只配传宗接代当玩偶，其生命毫无尊严；一旦女性参预政治，便是牝鸡司晨拂逆天道，必须予以痛击。这种观念不仅被朱元璋信奉，而且其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元璋的郭宁妃、李贤妃和葛丽妃都生有皇子，但只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便被处死，死后只用一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太平门外；楚王的生母胡妃仅因为被怀疑堕胎，就被朱元璋杀了并投尸城外，只剩下一根衣带被楚王带回封地安葬。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哪里还顾念一丝夫妻情分。为了避免红颜祸水，杜绝妃嫔干政，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开始实行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妃嫔殉葬制，并在自己死前命令在世的全部38个妃嫔殉葬。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都继续这一恶政。妃嫔在殉葬时大多缢死，其状惨不忍睹。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成祖死后，在妃嫔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妃嫔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然后活活吊死。90多年后，这一野蛮的妃嫔殉葬制才被明英宗临死前宣布废除。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经指出：“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形成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作为明代后妃制度的制定者朱元璋，其上述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出身贫寒，政权在血海中夺得，岂能容忍他人觊觎、染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命运的大起大落使得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一方面比一般帝王更加看重皇权皇位，对他人更加猜忌；另一方面也更加努力地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尽可能多地承袭传统，并发挥到极致。因此，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治国方针和政治情感，说到底其核心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护皇权、扩大皇权和巩固皇权，使朱家皇朝的统治千秋万代，传之永远。 （四） 作为一种政治秩序、政治规则和政治规范，明代后妃制度不仅直接影响着明代后妃、外戚群体的人生际遇，而且对明代的政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是严禁后妃和外戚干政的观念深入人心，皇帝、后妃和朝臣们共同构筑起维护朱家天下的严密堤坝，使得明代朝政免遭后妃和外戚的危害。由于帝制中国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强调男权中心，排斥女性参政，又因孝道观念和君主制度的基本缺陷而肯定和依赖母权（张星久“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一期）。因此，尽管明代后妃制度严禁后妃预政，但明代后妃并没有完全与政治绝缘，相反在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影响，尤其是在定立太子、迎立新君、培养幼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数次及时避免了因皇位继承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不过，在长期的严格管制、思想训化以及太祖马皇后和成祖徐皇后的示范作用下，明代后妃对待预政大都有着正确的态度，参政但绝不干政，并自觉裁抑外戚。与此同时，皇帝和朝中大臣也对后妃和外戚防范甚严，后妃和外戚稍有干政的苗头便予以打击。如神宗尽管一向对郑贵妃恩宠有加，但据史载，有一次郑贵妃对文书房人选发表意见，神宗立即大怒，郑贵妃战栗待罪很久此事才了。世宗时张太后的两位兄弟因扰民被人告发竟被以谋逆罪下狱至死。明未宫中发生的红丸、梃击、移宫三大案更是直接与廷臣们激烈制止郑贵妃和光宗李选侍图谋易储及垂帘听政相关。就这样，在后妃、皇帝和朝臣的共同努力下，“是以终明一代，宫壶肃清”，完全杜绝了后妃和外戚干政之祸。 二是管制严格和残忍无情导致后妃人生了无生趣，生命朝不保夕，明代后宫成为一座人间地狱。明朝宫内生活十分冷酷，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有一次，崇祯宠妃田氏弹琴，“上一日于宫中闻贵妃窍抚琴，疑之，问在家师谁，贵妃以母授对。次日即召其母入，与妃对弹，始释然”（李清《三垣笔记 崇祯中》）。故此，邵太后曾悲痛地说：“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并提出：“以后选女入宫，无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程嗣章：《明宫词一百首》）。后妃们不仅人身没有自由，地位也常常难保。明代一共16个皇帝，被废的皇后就有4个，被打入冷宫的也有3个，还有一个被烧死，其中被废的皇后没有一个是真正有过错的，有的当上皇后还不到三个月。最残酷的是后妃们一踏入宫中，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如宣宗有位郭嫔，入宫不到两月便被殉葬。据史书记载，明代后妃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历朝历代最多，除被逼殉葬的70余人外，还有数十人死于非命，有的甚至被太监矫诏杀死。正由于明代后妃地位之低下、处境之悲惨，故而百姓一闻听要选秀女，“一时男女尽皆配合，不论长幼良贱，有垂髫即笄者，有乳臭为夫者，孀妇亦再醮礼人”（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中）。 三是政治地位的弱化导致后妃对宦官失去足够的制约，宦官势力日益膨胀，以至数次将朱家天下推向覆灭的边缘。按理说，在后宫中，后妃是主，宦官是奴，宦官势力根本不可能和后妃势力相抗衡。但在明代后宫中，两者的力量对比却恰恰相反。随着明代统治者对后妃的不断打压和对宦官职权的不断加重，在明代后宫中，后妃的力量越来越弱，宦官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导致后妃尤其是皇后、皇太后无力或者放弃对宦官的制约，在一些时期甚至被宦官所控制。比如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严重擅权乱政，熹宗皇后张氏尽管一直与之作斗争，但由于在内宫势单力薄，又无法与反对魏氏的朝中大臣结成政治同盟、相互支持，其结果不仅未能有效扼止魏忠贤的为所欲为，皇后的地位也差点不保，天启三年更是被魏忠贤一伙逼至流产。而其他与魏忠贤不一条心的妃嫔也都一一被加害，其中张裕妃被幽于别宫饿死；李成妃被斥为宫人。直到崇祯帝继位，魏忠贤一伙才被绳之以法。如果说，明代后妃制度在防范后妃和外戚干政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在抑制宦官势力上却是非常失败的。明太祖绞尽脑汁，严防妻妾祸及皇权安危，岂料到朱家天下却差点被宦官所亡，可谓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此外，明代后妃制度还对明代的经济社会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说，频繁到民间去选秀女，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百姓的生活；再就是，一些后妃在政治上难以作为，就转而把精力放在大肆敛财上，像郑贵妃便利用神宗的偏宠疯狂地掠夺民脂民膏，大量侵吞土地,其仅在福王就藩一事上,便从国家手中敲诈走2万顷土地，致使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离失所。 由之可见，在整个明代悲喜交加的历史活剧中，后妃群体及其所体现的宫廷政治文化是值得我们认真解读与审视的。
周朝时期，天子称王，正妻称后。 秦始皇统一天下，始建皇帝皇后称号， 西汉除嫡妻皇后为女主人外，掖庭嫔妃增至十四等 。魏晋南北朝的后宫名号序位屡有增减， 隋文帝思革前弊，后宫唯皇后当室，旁无私宠 。唐开元时，皇后之下设惠、丽、华三妃，六仪、美人、才人等 。
秦朝后宫妃嫔等级划分如下：
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嫡（妻）曰皇后。妾皆称夫人。后在皇后下设八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
妃嫔是一种用来代指所有皇帝之妾的总括之称，妃嫔等级是用来区分她们之间的地位和级别的。在民间传说中，谈到皇帝的家庭生活时，经常说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或者说三千粉黛。总之，皇帝是妻妾众多。
简介
其他时期妃嫔等级划分：晋朝两晋时期的妃嫔等级由晋武帝司马炎依据汉魏制度，稍加修改而成。设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位视三公。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位视九卿。其余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唐朝，皇后以下，以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为夫人。以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员，曰二十七世妇。
跟〈资治通鉴〉一样厚。
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容华、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容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衣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引言：南北朝后宫服饰，你有哪些了解？小编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在清宫话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等级的后宫穿的衣服各不相同。这些衣服的差异不仅取决于各个后宫的喜好，而且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清朝对后宫后宫的服饰有严格的分类和要求，各级后宫都要按照这个要求执行。包括宫中宫女、大臣、其他人在内，服装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清朝，皇太后和皇后的等级是后宫最高的地位。所以皇太后和皇后的服装面料是最高级的，而且工作最挑剔。皇后的服装在外观上与满族贵妇人的服装相似。有圆领衣袖的地方装饰着宽大的蕾丝，但图案上只有一些差异。皇后、皇太后、皇贵妃太后的朝服将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制作，根据出席情况。
贵妃的服饰一般装饰为观亭冬酒和非关东酒，礼服为凤凰鸟等新团、五发龙团、八段龙团，贵妃一般不能用黄色和金黄色面料制作衣服。贵妃在可以选择紫色或信息色的时候可以佩戴凤飞女，也称为漆美凤，可以佩戴肩部部分可以佩戴的流苏，但佩戴时只能佩戴一侧，不能同时佩戴两侧。
除皇后、贵妃外，他的后宫主人总是要穿粉红色、淡绿色、乳白色的衣服，在头饰选择上只需要戴发花。清朝后宫的等级制度很森严，制度大多比较苛刻。所有宫内人员都要按照要求和规定穿衣服，佩戴饰品。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其实真正的清朝后宫生活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很不一样。魏晋复制规定：后来者的福、魏草袭击了秦汉救市。皇后告知了绝服，肥皂在肥皂下面。亲奴用文水吊在青床上。秦元康六年，修皇后蚕衣顺清，以为英帝。三夫人，顾斌们帮助蚕，穿纯衣服，都是深色衣服系统。其首饰：三夫人太平包子、七个包子、黑色教母、还有发卡乔尔。古宾和公主，夫人5，细节3。从李天锡夫人到皇后，从蚕衣服开始
南北朝的服装特非常有特色，比窄袖襦裙为主，腰间有竖带，衣袖宽大，下身为小口子的裤子，袖口肥大宽敞，穿起来是非常舒适的，非常有时代特色。
根据位分和级别的高低，所使用的服饰质量不同，繁琐程度不同，一般都是圆形袖口，袖口都很宽敞，而且在衣袖的位置会绣上很多花纹和蕾丝，根据参加宴会的情况而定。
开国君主的抉择
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学术堂整理了一些洋气的历史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汉代的流言与讹言2、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3、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4、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5、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6、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7、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8、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9、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10、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
饮食文化论文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不断发展中的中国饮食文化中091-4 苗芦娜 200901501430摘要：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她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是人类文化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也紧跟中国文化的发展大势，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在悠长的历史中，中国饮食文化不断发展创新，涌现出了美味佳肴“八珍”、名扬九州的四大菜系、香飘四海的满汉全席等令人垂涎三尺的美味饮食……关键词：饮食文化 吃 历史 发展 说起中国的饮食文化，它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通的社会现象 。说它特殊，是因食物、加工方式的不同，或地区、民族的差异，产生不同的饮食风味、文化风格；说它普通，是饮食不分人种、地位、国家和民族，它还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菜肴分南、北风味 ，八大菜系；各个民族因风情各异，各有爱好禁忌。往往我们一提起饮食文化，大家首先就想到了“吃”。虽然“吃”文化只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代表我们的饮食文化。从 古往今来的熟语、俗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吃”文化，也可以说是饮食文化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影响。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这里的“食”就是“吃”。 仔细琢磨一下，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似乎都与“吃”有关，而且这里的“吃”似乎已经脱离吃饭的本意，引申为另一种寓意。例如说：许多人把“谋生”说成“糊口”，把“工作”称为“饭碗”。此外，“吃”有时候被用来表扬。一个专业或一个人受欢迎被说成“很吃香”；一个埋头苦干被说成“能吃苦”；一人混得好被说成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能见机行事叫“好汉不吃眼前亏”；能吸取教训叫“吃一堑长一智”；能理解上级意图叫“吃透精神”；有份国企或公务员身份被羡慕“吃皇粮”“端铁饭碗”。相应的，“吃”还有时候被用来批评。懒惰不思进取叫“好吃懒做”；监守自盗叫“吃里扒外”；贪污受贿叫“吃回扣”；怀疑嫉妒叫“吃醋”；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喜欢听恭维话叫“吃软不吃硬”；被特殊照顾进行单独辅导叫“吃小灶”；不与别人分享叫“吃独食”；谎报数据取费用叫“吃空饷”；胆大妄为叫“吃豹子胆”；坏人与坏人暗地争斗叫“黑吃黑”；官员索贿叫“吃拿卡要”；不思进取叫“吃老本”等等。“吃”还有多种用途，不能“吃”也吃。受别人欺负叫“吃亏”；感到意外叫“吃惊”；资金紧张叫“吃紧”；沟通失败被顶了回去叫“吃别”；下棋叫“吃子”；力不从心叫“吃劲”；全部包揽叫“通吃”。吃还被用来励志或警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马不吃回头草；吃一堑长一智；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恐怕是“吃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了。这众多的熟语、俗语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反映出了“吃”文化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吃”这个主题。“吃”文化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然与它跟我们生活的密切联系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当然，“吃”文化并还不能等于饮食文化，而只能是从属于饮食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谈一下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轨迹，品味一下这饱含历史风味的美味佳肴。首先是石磨的普及和肉类的加工。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殷商时期，对谷物的加工一直比较原始简单。周代石岂的出现，是谷物初加工方法的一次飞跃。随着石磨的普及，周人的饮食状有了很大的改善。与谷物加工相比，周代的肉类加工更为考究。周人已完全懂得选择无病、无特殊腥臊异味而又健壮的畜禽，并辨别畜禽各部位，然后施行宰割。在进食时，各式各样的菜肴都有固定的位置，取食也按一定程序进行，这些都是由肉类所切割成不同形状所决定的。 然后是八珍的出现。周代“八珍”的出现，标志着烹饪形成为一门重要的艺术，显示了周人的精湛技艺和食饮的科学性。以炮豚为例，首先将小猪洗剥干净，腹中实枣，包以湿泥，烤干，剥泥取出小猪，再以米粉糊遍涂猪身，用油炸透，切成片状，配好作料，然后再置于小鼎内，把小鼎又放在大镬鼎中，用文火连续炖三天三夜，起锅后用酱醋调味食用。这一道菜先后采用了烤、炸、炖等三种烹饪方法，而工序竟多达十余道。“八珍”开创了用多种烹饪方法制作菜肴的先例，后世令人眼花撩乱的各种菜肴，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甚至在菜名上也袭用“八珍”，至今还有“八珍糕”、“八珍面”、“八宝粥”之类。 四大菜系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期在饮食文化上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风味。在北方，古齐鲁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烹饪技术比较发达，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的雏形。在南方，楚人统一了东南半壁江山，占有今天的“鱼米之乡”。一年四季，水产畜禽菜蔬联蹁上市，为烹饪技术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又融汇了南方很多民族的民风、民俗和饮食习惯，逐渐形成了今天苏菜的雏形。在西边，秦国占领了古代的巴国、蜀国，将水患之乡改造成“天府之国”，加之大批汉中移民的到来，结合当地的气候、风俗以及古代巴国、蜀国的传统饮食，产生了至今影响巨大的川菜的前身。秦末发兵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建立南越国。利用广州地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成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 至此，后称“四大菜系”的鲁菜、苏菜、粤菜、川菜雏形已经初成。 此后，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汉朝皇帝拥有了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今天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这一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 接下来，随着茶叶的交易，茶食也深入到辽金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金人在人生重大的婚姻典礼中，都以摆上茶食为正规。而所谓茶食，只不过是先进一种像汉民族常食用的“寒具”，即炸麻花之类的大软脂、小软脂的食物，次进一盘蜜糕。只有待整个宴会结束，对待来参加婚礼的上客，才端上“建茗”。茶叶成了只有富者才能啜之的饮料，而粗者只能喝乳酪。 到了元朝，帝国的疆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大，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广阔发展。这一时期，涮羊肉在忽必烈的推捧下诞生；月饼，已经成为中秋不可少的一道点心；元大都成为有史可考的第一家烤鸭店的发源地；产生了至今众人都愿意品尝的名菜——烤全羊。与此同时，各族穆斯林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了元朝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并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清真饮食文化。 到了明代，宫廷饮食奢靡无度。宫中的菜蔬有滇南的鸡枞，五台山的天花羊肚菜，东海的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等海中植物；江南的蒿笋、糟笋等，辽东的松子，蓟北的黄花、金针，中都的山药、土豆，南都的苔菜，武当的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的核桃、枣、木兰菜、蔓青、蕨菜等，其他各种菜蔬和干鲜果品，土特产等，应有尽有。清朝的宫廷菜因吸收全国各地许多风味菜，和蒙、回、满等族的风味膳食而享誉海内外，有天下第一味之美誉。其中，宫廷菜中一种——北京烤鸭，风味独特，名扬四海。 官府菜是北京菜的特味之一。过去北京官府多，府中多讲求美食，并各有千秋，至今流传的潘鱼、宫保肉丁、李鸿章杂烩、组庵鱼翅、左公鸡、宋嫂鱼羹、北京白肉等，都出自官府。北京谭家菜颇有代表性，出自清末翰林谭宗浚家，后由其家厨传入餐馆，称为“谭家菜”。近年出现红楼菜，也是官府菜。京菜融合八方风味，因此烹调手法极其丰富，诸如烤涮爆炒，炸烙煎火靠，扒熘烧燎，蒸煮汆烩，煨焖煸熬，塌焖腌熏，卤拌炝泡，以及烘焙拔丝等等。 满汉全席是满汉两族风味肴馔兼用的盛大筵席。是清代皇室贵族，官府才能举办的宴席，一般民间少见。规模盛大高贵，程式复杂，满汉食珍，南北风味兼用，菜肴达三百多种，有中国古代宴席之最的美誉。北京御膳饭店曾将满汉全席分为六种：蒙古亲潘宴、廷臣宴、万寿宴、千叟宴、九白宴、节令宴。满汉全席聚天下之精华，用材不分东西南北，飞禽走兽，山珍海味，尽是口中之物，清代的满汉全席，有所谓山、海、禽、草“四八珍”。“山八珍”指驼峰、熊掌、猩唇、猴脑、猩唇、象鼻、豹胎、犀尾、鹿筋；“海八珍”指燕窝、鱼翅、大乌参、鱼肚、鱼骨、鲍鱼、海豹、狗鱼；“禽八珍”指红燕、飞龙、鹌鹑、天鹅、鹧鸪、彩雀、斑鸠、红头鹰；“草八珍”指猴头、银耳、竹荪、驴窝蕈、羊肚蕈、花菇、黄花菜、云香信。满汉全席可谓是中国极权主义引导下的饮食文化在几千年的演练中结成的硕果，达到了人类在口福方面所能享用的高峰。
写作思路：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上的饮食文化进行追溯描述，从古至今的饮食的传承与发展等等，比如“以和为美”与中国食文化，“意境美与中国食文化”等等。
正文：
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就其内容来说非常广泛，包括烹饪基础理论、烹饪技法、食料食器、餐宴风俗、名厨名菜名楼以及“食文学”等。
中国食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渊源流长，传统审美思想渗透到食文化的整个领域。因为中国饮食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不仅是为获得肉体存在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快感的需求，它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审美意境和优雅的和谐美。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撰文诵咏美食。
陆游的《鹧鸪天》、苏轼的《老饕赋》、《猪肉颂》、《黄洲食诗帖》等。名画《朝熙载夜宴图》描写了当时唐代餐宴的盛景。画像砖《进食图》生动地描写了店小二送食的情景。这些是中华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
“美”在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字的形成与食文化也有内在联系。古人认为，好吃就为美。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美”字采用了“羊大为美”的说法。“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甘，美也，从口含一”。字的构成上“美”字也是“大”字与“羊”字的结合体。
从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对于美的感受是与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感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是直觉化的，二者都是属于自然感受的愉悦。美食所带来的味觉的快感中已蕴含了美感萌芽。羊作为六畜之一，主要是使用，也是美味的象征。
“羊大为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最原始的理解。中国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将味觉与艺术鉴赏联系在一起。如欧阳修：“近诗万古硬，咀嚼苦难嘬，又是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人们也常用“余香满口”形容优美的诗句，用“秀色可餐”来形容姑娘的美貌等等。
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根基。古人云“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和”字从“禾”从“口”，“以和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同样对中国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烹饪处处力求达到和谐的境地。
《周礼》中所说的“割烹煎和”，为“和”是贯穿烹饪全部过程的`。西周史伯提出了“五味以调口”，他认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味，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单一口味的菜肴算不上美味，只有各种味道和才是美味。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也提出“和如美羹”，用美羹来说明君臣和谐的道理。
其实，以和为美不但要求是味觉感官上的和谐而且也是与身体健康相统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摄取食物时偏好某一种味道或摄食过多均会引起疾病。《周礼·天官》就讲到，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食物口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只有每天摄入的食物与自然气候相调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菜肴与食器搭配生动地体现了“以和为美”审美的观念。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纵观古今美食与美器搭配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首先，人们很注重菜肴与食器在色彩上的对比统一的关系，没有对比会使人感到单调，对比过分强烈也会使人感到不和谐。
如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彩格外清丽，产生了清爽悦目的艺术效果。还有，在纹饰上食的料形与器的图案也要求相得益彰。根据菜肴掌故选用图案与其内容相称的器皿，如中国名菜“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而舞图案的莲花碗中，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善舞的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
次之，菜肴与器皿在形态上体现了和谐的追求。如人们把八珍汤盛在水晶碗里，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各色八珍清晰可辨，使其增色不少。
中国菜很注重调味适度，宴席也讲究不同口味，不同菜肴与食器之间的相互搭配，有浓有淡，有甜有咸，色泽上对比变化，不但品种要多样，食器的造型和色彩也丰富多彩。这样，佳肴耀目，美器生辉，蔚为壮观的席面美景便会呈现在眼前，才能称之为美食。
意境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思想境界。中国食文化同样具有蕴藉隽永，余味无穷的意境美。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人们同样重视菜的视觉形象所带来的优美意境，来满足精神上的快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味和享受。
许多菜不但味美，而且通过精美的造型和色彩创造意境，构成一种内在的含蓄的美感。比如《辋川图》是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的作品，被当时的美食家吸收做成了《辋川图》小样的拼盘。再如，在民间，各种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生辰寿延等人们会做面塑礼花蒸制、供奉、食用，如过年的“如意年糕”，婚礼上的“鸳鸯饼”等等，用来祈求幸福，平安。
民间艺人们用大红、大绿等高纯度色彩，自然随意地涂出欢快、热烈的气氛。不但用笔泼辣帅气，无拘无束，同时造型生动，圆实朴厚。表现了劳动人民自然质朴的审美意境。中华美食不但注重口，而且构思立意独特，意味深长，注重所带来的意境。现代许多高档餐厅的菜名多以写意手法命名，用字典雅瑰丽，含意隽永深远，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把白菇摆在青菜上叫“金钱满地”。
中国食文化历史悠远，名声远扬。中国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上影响深远，让许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易经·系辞上》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中国饮食这一有形的物，正反映出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格局，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形态，这一无形的道。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