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妃研究论文

明朝除皇后外，还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才人、选侍、淑女等级别————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齐高帝建元元年,设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明朝中后期还出现了妃嫔中最高的等级——皇贵妃。... ——————明朝官职设置与莆田官员 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明朝中央最高级官职；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两者位尊权重，但是一种虚职，是皇帝对大臣的加官和赠官，兴化有两位礼部尚书（周如磐、宋继祚）加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陈俊加封太子少保，他们都是明代兴化品位最高的官员。 明朝初期，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于洪武二十八年（1093）撤销中书省，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原中书省所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品位也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明朝兴化共出了12位尚书，除上述三人加封太保、少保外，其余九人为翁世资（户部）、郑纪（户部）、林俊（刑部）、康大和（工部）、林云同（刑部）郭应聘（兵部）、陈经邦（礼部）、曾楚卿（礼部）、林兰友（兵部）。 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行政监察机构，明朝部，院同治，院、部权并重，院长官都御史与尚书平级，为正二品，兴化官居都御史的有三人。 承宣布政使司为明地方（省）最高行政长官，明朝全国设有13个布政使司，而巡抚在明初为中央派出协调地方工作的官员，为临时的官职，任务完成之后，回朝复旨，职务也就自然取销。宣德之后（1426—1435），许多巡抚不再回朝，而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兴化人当布政使的有27人，巡抚3人，其官职均为正二品。 正三品官员兴化有26人，其中六部侍郎（六部的副长官）13人，通政使司（中央情报机关）通政使1人，大理寺（中央司法机关）卿1人，副都御史（都察院副长官）1人，按察使司（地方最高监察机构）按察使9人。 从三品官员兴化有24人。其中：承宣布政使司参政（省副长官）19人，都转运使司（中央在地方的办事机构）转运使3人，大仆寺（兵部在地方设立的牧养军马机构）卿2人。 明朝全国设159府，府的长官称知府，其官正四品，兴化人官居知府的有35人。与知府同级的四品官还有：按察使司副使26人，大理寺少卿4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1人。 此外，尚有四品以下，如参议、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六品以上官员，数以百计。 明朝兴化官员政绩显赫，许多人被载入史册，成为兴化的骄傲和楷模。 明代兴化人考中进士的有571人（其中文进士563人，武进士7人，赐进士1人），以明经荐辟6人，特奏2人。

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诸妃位号除贵妃外，亦惟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闺房雍肃，旨寓深远。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名号。嘉靖十年（1531年）仿古礼册立九嫔：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位在妃下。宪宗时封万贵妃加“皇”字为皇贵妃，以后渐成定制。三宫六院体系 对于皇帝的后妃，俗言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提法，其实这只是一种泛泛之谈，皇帝后妃的编制历朝历代虽大略近似，然而在名目上和数量上并不相同。 民间所谓的三宫，一般是指后妃居住的中宫和东西两宫，其实这是明清以后的体制，三宫最早乃是指诸侯大人所而之处、而天子后妃所居乃曰六宫。《礼记》言："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周礼·天宫内宰》言："王后帅六宫之人。"郑玄注六宫曰："正寝一, 燕寝五，合为六宫。"六宫为皇后居住之所，所以往往用六宫代指皇后，如同后世用中宫代指皇后一样。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诸侯的消亡，三宫的含义有了变化。汉代就以皇帝、太后、皇后合称为三宫，又称太皇大后、太后、皇后为三宫。唐代穆宗时又将两太后与皇后合称三宫。六院作六苑，皆以后妃所居宫院（苑）代指后妃。六宫的概念至唐代已非专指皇后，而泛指后妃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贺《贝宫夫人》中的\'六宫不语一生困，高悬银（片旁）照香山"，所言"六宫"皆指后妃，而不是专指皇后。明以下遂泛称后妃为三宫六院。 所谓七十二嫔妃，不过是泛指皇帝后宫人数的众多，实际上皇帝后宫侍妾的数目远比七十二为多。《管子·小匡》即言："九妃六嫔，陈妾数千"。《礼·昏仪》则言周代后妃制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可见早在诸侯时期，国君的妻妾已甚众了。秦汉之时秉承周制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妃制，以皇帝为中心，皇帝之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妻称皇后。由于秦的时代短暂，所以完备的后妃体制及其等级划分实际执行于汉代。汉代的后妃爵列八品：即1.皇后，2.夫人，3.美人，4.良人，5.八子，6.七子,7.长使，8.少使。自汉武帝、汉元帝始，后宫三千嫔妃又扩至十四个等级。即1.昭仪，2.婕妤，3.（女圣）娥，4.容华，5.美人，6.八子，7.充依，8.七子，9.良人，10.长使，11.少使，12.五官13.顺常，14.无涓，共和、娱灵、保林等。东汉时又化繁为简，六宫仅有皇后、贵人之称，其下只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 三国魏晋时期后妃制又有所变化，自夫人以下魏定爵秩十二等。魏太祖于王后以下定五等：夫人、昭仪、 婕妤、容华、美人。文帝时增设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明帝时又增设淑妃、昭华、修仪（除去了顺成）三等。晋参照汉魏之制于皇后下设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又设淑妃、淑媛、淑仪、修华、 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还有美人、才人等，其位亦在九嫔以下。 至此周之三夫人、九嫔便有了具体名称。

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诸妃位号除贵妃外，亦惟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闺房雍肃，旨寓深远。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名号。嘉靖十年（1531年）仿古礼册立九嫔：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位在妃下。宪宗时封万贵妃加“皇”字为皇贵妃，以后渐成定制。一是授予后妃以封号、尊号、微号和谥号。封号用以定后妃等级，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等等。尊号是表示崇敬褒美，一般由新君即位时授予先帝后妃，其号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徽号是在尊号前加上歌功颂德的套语，可多次授予，但仅有部分后妃能够得到。谥号是后妃死后皇帝根据其一生言行事迹而颁予的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除极少数因特殊原因如被废外，后妃一般都能得到此称号。皇后的谥号字数按例为12字，但也有9字、13字和15字的；妃嫔谥号则例为二字，极少数妃嫔因受宠则享有6字谥号。 二是按等级颁发给后妃宝印。宣宗以前，只有皇后有册、有宝和有印，妃子有册、有印但无宝，嫔以下则只有册。皇后的册、印和宝是金制的，妃子的印金制、册镀金银，嫔册银制。宣宗因宠爱皇贵妃孙氏，制金宝赐之，从此，明代的皇贵妃也和皇后一样有了金宝、金册和金印。 三是冠服、车舆、仪卫卤簿皆有严格的规制。后妃冠服主要有礼服和常服两种，均配戴凤冠。凡皇后受册、谒庙、朝会，则着礼服，平时穿常服；皇后的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袆衣，一种为翟衣；每年正旦、冬至，皇后在宫中接受妃嫔和宫外命妇朝贺时着袆衣。常服则包括凤冠、霞帔和玉带。妃嫔受册、助祭和朝会时也着礼服，永乐三年（1405）皇妃冠服定制，搭配的大衫、霞帔佩饰与皇后相同；嘉靖十年（1531）定九嫔的冠服，大衫、鞠衣均与皇妃相同。皇后车舆有辂及安车、行障、坐障等；皇后仪仗可分为丹陛仪仗、丹墀仪仗、宫中常用仪仗等，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车舆和仪仗；妃嫔的车舆有行障二、坐障一，皇妃的车称凤轿，所用的行障、坐障和皇后一样，用红绫装饰。皇妃的仪仗只有一种。 四是殡葬制度前后虽有变化但依然在总体上有其等级格局: 皇后附葬帝陵，并附祀太庙，废后则另葬；自宪宗开始，升为太后的妃子亦可附葬先帝陵内，但不附祀太庙。明英宗前，妃嫔实行殉葬制，死后葬入山陵内或帝陵附近，但都附享陵内。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和景帝五位皇帝殉葬妃嫔共70余名，其中太祖妃嫔殉葬的就达38人。在皇帝之前死去的妃嫔一般葬在金山。

明代后妃制度的政治文化解读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无一不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的，无一不是特定政治文化的产物。研究明代后妃制度，不仅需要系统梳理其自身的制定原则、主要内容和管理措施等，而且必须挖掘明朝统治者制定这一制度所持有的政治理念、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并进而剖析实施这一制度对明代后妃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一）明朝是在元代“法纪荡然”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各项制度“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与宋朝之典”（《明书》卷51《纶涣志》），后妃制度自不例外。作为中国后妃制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后妃制度在继承前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本朝统治者的需求作了增删改进。因此，要系统梳理并把握明朝后妃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变化特点，似有必要对自上古形成以来历朝历代后妃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概略的扫描。中国后妃制度是古代婚姻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萌芽于远古传说的五帝时代，那时已实行一夫多妻制，帝王有一妻多妾，分别称为正妃和次妃；到了周代，妻妾的名号和人数都有了变化，“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礼记•曲礼》），“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礼记•昏义》），明确编制共121人，对其各自职责也有了相应规定： “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也”，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周礼》）。由此，奠定了后妃制度的基本框架。秦统一中国后，明确“后”专指“皇后”，妾皆称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和少使等名号，爵列八品。西汉继承了秦后宫妻妾名号制度，人数和等级则有所增置，到汉元帝时，后宫已达三千人，除皇后外，分昭仪、婕妤、经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以及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共十四等（此外还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她们各有爵位，从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到视百石不等。王莽时托古改制，后妃制度也附会周礼，从此出现了《礼记》中所描述的那种后妃制度模式，为后世所遵循。东汉光武中兴后，提倡俭朴，六宫称号只剩下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俸禄不过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无爵秩，只在岁时赏赐充给。曹魏时后妃制度沿袭汉法，设皇后一人，夫人以下则屡有增加，到明帝时，皇后以下定制为十二等，除位仅次皇后的贵嫔和夫人没有与同外廷相应的位号，其他依次从爵比诸侯王到视千石。晋武帝开始广选良家女子充后宫，并命司徒、大将军之女为三夫人和九嫔，三夫人位视三公，九嫔位视九卿；九嫔以下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南朝后妃制度，在晋制的基础上稍做改变，在九嫔之外增加亚九嫔。北魏时，孝文帝推行汉制，后妃制度也仿效中原传统，嫔妃爵位与外官相对应，由视大司马到视元士不等；并首次在内宫另设女职，掌管宫中事务，同时尽妾之义务，等级从视尚书令到视五品。北齐成武帝时，后宫依“古制”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并按汉制设左右昭仪，为秦以来后宫设置最完备时期。北周开始在皇后之下设“妃”，为隋炀帝后各朝各代所仿效。隋朝在开国初期实行一夫一妻制，后宫只立皇后，且首次制定了中宫朝会之礼，皇后定期接受内外命妇和群臣的朝贺，同时根据周礼确定了女官规制；文帝独孤皇后去世后，后宫始置三贵人，嫔增加到九员，世妇增到二十七员，女御八十一员，同时设六尚、六司、六典等女官，逐级统摄宫中事务，但地位大大降低，分别为从九品、勋品和流外二品。炀帝时不仅宫女人数超过万人，而且规定后妃不理妇职，只负责梳妆打扮，陪从宴游；同时参照外廷的尚书省，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女官制度，其所设六局二十四司，为后世女官制所遵从。唐朝在高宗前，妃嫔名号、品级和编制与隋初相似，女官方面除仍设六尚外，第一次增设宫正掌纠正编失，彤史掌记功过；高宗时妃嫔品级不变，名号曾更换，但不久又恢复；玄宗时不仅妃嫔名号强调华美，而且人数大大超过120人的编制，据《新唐史》记载，后宫人数达四万人，创历史最高记录。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各割据小国的后宫当然不可能有大一统时代的规制和模式，但后唐时后宫内职曾封为君，为历史上所仅见。宋代是中国后妃制度集大成和完备、成熟时期。宋朝妃嫔名号等级依次为：妃、嫔、婕好、美人、才人和贵人，品级从一品到无品；编制则在同一时间内基本上没有满员过；后妃人选注重门第和女德；在待遇方面，享有数额不等的俸禄和封赠家属的优待。在管理机构方面，仿照外廷设立了“内省”机构，此外还创置过十阁等其他一些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后妃制度首次明确了在皇帝年幼或患重病时皇太后可垂帘听政，但为了确保太后如期归政，允许朝廷大臣对太后的违规行为进行抵制，同时在外廷设台谏和封驳官员的监督体系。（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宫庭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元代后妃制度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皇后人数不只一人，其称谓“南必皇后”、“阔阔伦皇后”、“速哥答里皇后”等仅见于元代。明代后妃制度在宋代的基础上更为完备，尤其是对后妃的管理力度大大增强（具体内容详后）。清代后妃制度在康熙之后逐步完善，其内容大多仿效明制，但不设女官。清代后妃名号和编制为：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常在、答应等则不定员；后妃人选每三年通过选八旗秀女来物色，汉女不得为后妃。（二）明代后妃制度在洪武初年由太祖朱元璋钦定，其相关条款被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世世遵守。后世皇帝虽然在妃嫔名号、编制、葬制等方面作过调整、改变，但对其主要内容都予以严格的执行。关于明代后妃制度，史书上并没有完整地记录，而是散见于诸多文献中。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一项政治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定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二是在这一制度范围内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即人们在这一制度范围内的地位、角色、权利和义务；三是实施这一制度的组织系统和实施的操作方法及程序。在此，本文便围绕这三大构成要素，对明代后妃制度系统梳理如下。1、原则与目的。洪武元年（1368）三月初一，太祖命儒臣修女诫，他对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所惑。卿等其篡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洪武三年，正式明确“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得预焉”（余纪登《典故纪闻》卷二，第3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此可见，明太祖制定后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十分明晰：一是治天下首先要治理好家，家要管好就必须严守夫妻之道；二是后妃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侍候皇帝和管理宫女，严禁过问宫外之事和参预朝政；三是强化教育，树立典范；四是严格等级，恩宠适度，尊卑有序。2、编制与人选。在后妃的编制方面，明初不拘所谓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数，设皇后一人，妃子数人，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人数不等。嘉靖十年（1531）仿古礼册立九嫔，位在妃下。而在后妃的人选上，明初规定，凡天子、亲王的后妃宫嫔，均通过选秀女方式，从家境清白的低级官员或平民百姓家选取，绝对禁止大臣以各种理由进献美女。因此 ，有明一代，除成祖徐皇后外，后妃“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明史》卷108《外戚恩泽侯表》），有的后妃甚至连身世都搞不清楚。后妃选配的地域，明初一般在两京（北京、南京）附近，明中叶以后则主要限于北京附近。还有部分妃嫔由周边小国定期进贡，如成祖的权妃便来自朝鲜。3、等级与待遇：一是授予后妃以封号、尊号、微号和谥号。封号用以定后妃等级，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等等。尊号是表示崇敬褒美，一般由新君即位时授予先帝后妃，其号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徽号是在尊号前加上歌功颂德的套语，可多次授予，但仅有部分后妃能够得到。谥号是后妃死后皇帝根据其一生言行事迹而颁予的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除极少数因特殊原因如被废外，后妃一般都能得到此称号。皇后的谥号字数按例为12字，但也有9字、13字和15字的；妃嫔谥号则例为二字，极少数妃嫔因受宠则享有6字谥号。二是按等级颁发给后妃宝印。宣宗以前，只有皇后有册、有宝和有印，妃子有册、有印但无宝，嫔以下则只有册。皇后的册、印和宝是金制的，妃子的印金制、册镀金银，嫔册银制。宣宗因宠爱皇贵妃孙氏，制金宝赐之，从此，明代的皇贵妃也和皇后一样有了金宝、金册和金印。三是冠服、车舆、仪卫卤簿皆有严格的规制。后妃冠服主要有礼服和常服两种，均配戴凤冠。凡皇后受册、谒庙、朝会，则着礼服，平时穿常服；皇后的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袆衣，一种为翟衣；每年正旦、冬至，皇后在宫中接受妃嫔和宫外命妇朝贺时着袆衣。常服则包括凤冠、霞帔和玉带。妃嫔受册、助祭和朝会时也着礼服，永乐三年（1405）皇妃冠服定制，搭配的大衫、霞帔佩饰与皇后相同；嘉靖十年（1531）定九嫔的冠服，大衫、鞠衣均与皇妃相同。皇后车舆有辂及安车、行障、坐障等；皇后仪仗可分为丹陛仪仗、丹墀仪仗、宫中常用仪仗等，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车舆和仪仗；妃嫔的车舆有行障二、坐障一，皇妃的车称凤轿，所用的行障、坐障和皇后一样，用红绫装饰。皇妃的仪仗只有一种。四是殡葬制度前后虽有变化但依然在总体上有其等级格局: 皇后附葬帝陵，并附祀太庙，废后则另葬；自宪宗开始，升为太后的妃子亦可附葬先帝陵内，但不附祀太庙。明英宗前，妃嫔实行殉葬制，死后葬入山陵内或帝陵附近，但都附享陵内。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和景帝五位皇帝殉葬妃嫔共70余名，其中太祖妃嫔殉葬的就达38人。在皇帝之前死去的妃嫔一般葬在金山。4、管理及机构。明初，从良家女子中选拔品貌端正、能书会写、通晓算法，年纪在15岁至40岁间的未婚者入宫任女官。女官机构为六局二十四司及一宫正司，分别掌管内宫的礼仪、诫令、宝玺、图籍、财帛、羽仗及衣食供给等事务，并对后妃言行予以导引，确保后妃行止有度，不得违礼越制，乃至结交外臣，干预政事。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成祖以后，女官职责大多转归宦官，只剩下尚宝四司。5、管治及措施：①训化思想，规范言行举止。一是立纲陈纪，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同时立下祖训，要求后代君主对后妃严加管理，不得违背；二是严加教育，用封建礼教对后妃的思想进行熏陶和约束。开国伊始，太祖便命翰林朱升编修《女诫》，作为教育宫中女子的读本；成祖上台后不久，命大学士解缙编《古今列女传》，其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篇，颁行天下”（〈明史后妃传〉第3509-3510页）；之后，又有世宗生母蒋太后的《女训》、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女鉴》以及神宗郑贵妃重刊大臣吕坤的《闺范图说》等，这些教材都由女官在宫内定期讲授。②管制生活，限制人身自由。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都要从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再移部臣取给。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处以死刑。私递书信出外，亦处死刑。宫嫔以下有病，只能以症取药，不准医生入宫诊治。③裁抑外戚，严防恃宠干政。一是从民间良家选后妃，致使外戚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形成政治势力，从源头上杜绝其预政的可能性；二是给外戚以高爵厚禄，但严格限制其参与政治，到世宗时外戚爵位世袭权也被革除；三是一旦发现外戚染指和干预朝政，轻者削爵，重者下狱，一律予以严厉打击。对比前代后妃制度，不难发现明代后妃制度的独特之处：（1）后妃选自民间，不重门第重品行，而且通过选秀女产生，不准大臣推荐；（2）妃嫔没有品级，女官的品级也较前代大大降低，到了中叶以后，女官逐渐淡出，其职责大都转由宦官承担；（3）对妃嫔实行殉葬，其野蛮程度为历朝历代所罕见；（4）对后妃的教育、管理以及对外戚的防范、抑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尤其是外戚，在历史上势力最为孱弱。对此，《明史外戚传》评论道：“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其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三）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均集中体现着皇帝所秉持的政治文化观，即所谓君者，制之源也。认真审视明代后妃制度，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其制定者朱元璋所遵从的政治理念、施政方针和政治情感。1、记取前车之鉴，注重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朱元璋起自田亩，对元未政治腐败、法纪荡然导致政权覆亡的教训深有体会，故而十分重视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此作为自己治国行事的根据。他经常挑灯夜读《汉书》、《宋史》等史书，和廷臣讲经说史，并且命近侍收集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时时警醒自己：“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典故纪闻》卷一）。他说：“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在与侍臣论古之女宠、宦官、外戚、藩镇夷狄之祸时，他指出：“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元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因此，他对后妃采取了镌铁牌、立祖训、严教育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就是为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2、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教化以形成稳定的伦理观念，也需要刑罚对付犯罪，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统治难以为继。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就提出施政应“宽猛相济”，旬况提出应把教化和刑法相结合，这种德、刑并用的施政方针被后世统治者所接受，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朱元璋也同样将此施政方针奉为圭臬。面对百废待兴的明初政局，他一方面强调重典治世，对臣民严格管制，“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 ”（《皇明世法录》卷1），“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典故纪闻》卷三）。另一方面重视教化，认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之徒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典故纪闻》卷三）；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天下臣民知晓仲尼之道和国家法令，知所循守，因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实录卷26》）。在这种施政方针指导下，后妃衣食住行被严加管制，其思想精神被不断禁锢也就势所必然了。3、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情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因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男尊女卑是天理，女性只配传宗接代当玩偶，其生命毫无尊严；一旦女性参预政治，便是牝鸡司晨拂逆天道，必须予以痛击。这种观念不仅被朱元璋信奉，而且其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元璋的郭宁妃、李贤妃和葛丽妃都生有皇子，但只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便被处死，死后只用一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太平门外；楚王的生母胡妃仅因为被怀疑堕胎，就被朱元璋杀了并投尸城外，只剩下一根衣带被楚王带回封地安葬。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哪里还顾念一丝夫妻情分。为了避免红颜祸水，杜绝妃嫔干政，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开始实行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妃嫔殉葬制，并在自己死前命令在世的全部38个妃嫔殉葬。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都继续这一恶政。妃嫔在殉葬时大多缢死，其状惨不忍睹。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成祖死后，在妃嫔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妃嫔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然后活活吊死。90多年后，这一野蛮的妃嫔殉葬制才被明英宗临死前宣布废除。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经指出：“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形成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作为明代后妃制度的制定者朱元璋，其上述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出身贫寒，政权在血海中夺得，岂能容忍他人觊觎、染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命运的大起大落使得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一方面比一般帝王更加看重皇权皇位，对他人更加猜忌；另一方面也更加努力地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尽可能多地承袭传统，并发挥到极致。因此，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治国方针和政治情感，说到底其核心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护皇权、扩大皇权和巩固皇权，使朱家皇朝的统治千秋万代，传之永远。（四）作为一种政治秩序、政治规则和政治规范，明代后妃制度不仅直接影响着明代后妃、外戚群体的人生际遇，而且对明代的政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严禁后妃和外戚干政的观念深入人心，皇帝、后妃和朝臣们共同构筑起维护朱家天下的严密堤坝，使得明代朝政免遭后妃和外戚的危害。由于帝制中国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强调男权中心，排斥女性参政，又因孝道观念和君主制度的基本缺陷而肯定和依赖母权（张星久“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一期）。因此，尽管明代后妃制度严禁后妃预政，但明代后妃并没有完全与政治绝缘，相反在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影响，尤其是在定立太子、迎立新君、培养幼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数次及时避免了因皇位继承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不过，在长期的严格管制、思想训化以及太祖马皇后和成祖徐皇后的示范作用下，明代后妃对待预政大都有着正确的态度，参政但绝不干政，并自觉裁抑外戚。与此同时，皇帝和朝中大臣也对后妃和外戚防范甚严，后妃和外戚稍有干政的苗头便予以打击。如神宗尽管一向对郑贵妃恩宠有加，但据史载，有一次郑贵妃对文书房人选发表意见，神宗立即大怒，郑贵妃战栗待罪很久此事才了。世宗时张太后的两位兄弟因扰民被人告发竟被以谋逆罪下狱至死。明未宫中发生的红丸、梃击、移宫三大案更是直接与廷臣们激烈制止郑贵妃和光宗李选侍图谋易储及垂帘听政相关。就这样，在后妃、皇帝和朝臣的共同努力下，“是以终明一代，宫壶肃清”，完全杜绝了后妃和外戚干政之祸。二是管制严格和残忍无情导致后妃人生了无生趣，生命朝不保夕，明代后宫成为一座人间地狱。明朝宫内生活十分冷酷，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有一次，崇祯宠妃田氏弹琴，“上一日于宫中闻贵妃窍抚琴，疑之，问在家师谁，贵妃以母授对。次日即召其母入，与妃对弹，始释然”（李清《三垣笔记 崇祯中》）。故此，邵太后曾悲痛地说：“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并提出：“以后选女入宫，无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程嗣章：《明宫词一百首》）。后妃们不仅人身没有自由，地位也常常难保。明代一共16个皇帝，被废的皇后就有4个，被打入冷宫的也有3个，还有一个被烧死，其中被废的皇后没有一个是真正有过错的，有的当上皇后还不到三个月。最残酷的是后妃们一踏入宫中，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如宣宗有位郭嫔，入宫不到两月便被殉葬。据史书记载，明代后妃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历朝历代最多，除被逼殉葬的70余人外，还有数十人死于非命，有的甚至被太监矫诏杀死。正由于明代后妃地位之低下、处境之悲惨，故而百姓一闻听要选秀女，“一时男女尽皆配合，不论长幼良贱，有垂髫即笄者，有乳臭为夫者，孀妇亦再醮礼人”（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中）。三是政治地位的弱化导致后妃对宦官失去足够的制约，宦官势力日益膨胀，以至数次将朱家天下推向覆灭的边缘。按理说，在后宫中，后妃是主，宦官是奴，宦官势力根本不可能和后妃势力相抗衡。但在明代后宫中，两者的力量对比却恰恰相反。随着明代统治者对后妃的不断打压和对宦官职权的不断加重，在明代后宫中，后妃的力量越来越弱，宦官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导致后妃尤其是皇后、皇太后无力或者放弃对宦官的制约，在一些时期甚至被宦官所控制。比如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严重擅权乱政，熹宗皇后张氏尽管一直与之作斗争，但由于在内宫势单力薄，又无法与反对魏氏的朝中大臣结成政治同盟、相互支持，其结果不仅未能有效扼止魏忠贤的为所欲为，皇后的地位也差点不保，天启三年更是被魏忠贤一伙逼至流产。而其他与魏忠贤不一条心的妃嫔也都一一被加害，其中张裕妃被幽于别宫饿死；李成妃被斥为宫人。直到崇祯帝继位，魏忠贤一伙才被绳之以法。如果说，明代后妃制度在防范后妃和外戚干政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在抑制宦官势力上却是非常失败的。明太祖绞尽脑汁，严防妻妾祸及皇权安危，岂料到朱家天下却差点被宦官所亡，可谓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此外，明代后妃制度还对明代的经济社会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说，频繁到民间去选秀女，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百姓的生活；再就是，一些后妃在政治上难以作为，就转而把精力放在大肆敛财上，像郑贵妃便利用神宗的偏宠疯狂地掠夺民脂民膏，大量侵吞土地,其仅在福王就藩一事上,便从国家手中敲诈走2万顷土地，致使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离失所。由之可见，在整个明代悲喜交加的历史活剧中，后妃群体及其所体现的宫廷政治文化是值得我们认真解读与审视的。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皇后可谓是女性权力的巅峰。历朝历代中，皇后大多来自世家大族或是一国公主。但是在明朝，后妃却多数来自民间。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明朝皇帝选择出身平平的女子作为妃子呢？

一、平民皇帝与平民皇后携手走上权力的巅峰为此奠定基础

朱元璋出生在安徽一户贫困农民家里，从小过着穷苦的生活。朱元璋后来建立明朝，册立马氏为皇后。马皇后贤良淑德，常常劝诫朱元璋不可随意杀人，对待朱元璋的后宫嫔妃也仁义宽厚。虽然贵为皇后，但她勤俭节约，会自己缝制衣衫，并将其发放给无人照料的孤儿老人，剩下的会给皇子公主裁成衣物，苦心教育子女要爱惜钱财，称得上是一代贤后。虽说是郭子兴的养女，同时贵为皇后，但是归根结底，她同朱元璋一样， 都是出身平民，最终走到了权力的巅峰，也开启了大 明王朝平民皇帝与平民皇后这一独特现象。

二、外戚干政？女人掌权？明朝皇帝表示，想都别想

外戚，指的是帝王的母族以及妻子的家族。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有过外戚干政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多是继任新君或年幼或无能，导致大权旁落到少数大臣手中 ；或是宦官集团的权力过大，君主一人之力无法压制，需要扶植外戚力量同宦官争权，以达到最后整合权力的目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虽然没有采取“去母留子”这样极端的手段，但对于外戚干政很是警惕，他时常警醒自己 ：“自古末世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在于此。”不仅如此，他还说 ：“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这句话不仅仅是对后宫妃子的警告，更是对外戚的警告。

历史证明，女人的权力巅峰不仅仅只是皇后之位。垂帘听政，最后像武则天一般称帝也并非不可能，但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这种事情被扼杀在了摇篮，这就不得不提到朱元璋为了防止外戚干政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明朝还实行了残酷的妃嫔殉葬制度，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外戚趁皇帝去世后干扰朝政。这一制度同样始于朱元璋，朱元璋在去世之前，颁布诏书，要求后宫没有生育的妃嫔全部殉葬。这一制度历经明朝五代皇帝，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才将其废除。

综上所述，明朝后期后妃大多出身平民的原因不仅有朱元璋的皇后马氏的先例，还有朱氏朝廷对外戚的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