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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宝宝装饰
首页 > 期刊论文 > 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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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2002年9月17日写于牛津 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亲爱的刘教授: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 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特邀报告冯其庸 《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 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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姣姣Devil

钱谷融先生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诗,都应该有诗的意味。他说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鲁迅的《朝花夕拾》都是诗,研究文学不可忘记文学作品的本质是诗。他的这番话对于翻译的研究者和文学作品的译者有很深的启示:《红楼梦》里“诗的意味”是什么,它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或隐含在内,翻译《红楼梦》时如何才能体验和再现它的“诗的意味”。这些涉及到文艺美学也涉及到翻译美学,是《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虽属个案研究,但在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学和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汲取丰富的灵感和资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梳理总结,可以使我们的翻译研究建立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之上,在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文艺美学和翻译诗学等方面有所发现,为翻译学的建设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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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欧文

教你个办法: 英文/《石头的故事》/大卫·霍克思/197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全书80回,3卷,依程乙本为底本,参照其它版本 英文/《红楼梦》/杨宪益(中)、戴乃迭(英)/1978-197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3卷,前80回据有正本译,后4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有戴敦邦插图 这两个最权威!!! ◆《红楼梦》外文译本 ○文别/书名/译者/时间地点/说明 一、摘译本 日文/《红楼梦序词》/森槐南/1892年4月,刊于《城南评论》/ 摘译第1回楔子,有注释 日文/《红楼梦的一节风月宝鉴辞》/ 岛崎藤村/ 1892年,刊于《女学生杂志》,第321号/ 摘译第12回末尾 日文/《红楼梦摘译》/大高岩/刊《新声》杂志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摘译4段 日文/《尤三姐》/野崎俊平、志村良志/刊《文科纪要》第10期,时间不详/摘译65、66回,并注释 泰文/《红楼梦》/不详/约1809-1825年之间 泰文/《红楼梦》/素·古拉玛娄妻子/约1945-1955年之间/在泰国杂志上发表过。 俄文/《红楼梦》/科瓦尼科(德明)/1843年刊于《祖国纪事》第26期/第1回楔子。 德文/《红楼梦》/W·Y·J(丁文渊)/1928年,刊于《中国学》杂志第4期/摘译第21、22回部分情节编成 德文/《红楼梦小说之一回》/弗朗茨·库恩/译原书第18回“元妃省亲”一段,为库恩译本中第15章/刊于1932年《中国学》第7卷,富兰克福大城版。 英文/《中国诗歌》/戴维斯/1830年,刊于亚细亚学会杂志第2卷/第3回宝玉初见黛玉场面及《西江月词》 英文/《红楼之梦》/罗伯特·汤姆/1842年,刊于浙江宁波版《中国话》上/摘译几段供学习华语用 英文/《红楼之梦》/波拉/1868-1869年,刊于《中国杂志》上海版、香港版/摘译前8回 英文/《一个古老的故事》/伊·赫德生/刊于1928年《中国杂志》第8期,上海版/译第4回。译者《引言》中介绍宝黛钗的恋爱故事 英文/《红楼梦;孤鸿零雁记选》/袁家哗、石明译并注/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版,中英对照/为《英译中国文学选辑》第二辑 法文/《梦在红楼》/徐颂年(又译作徐仲年)/1933年德拉格拉夫图书公司巴黎版/摘译第17、27、28、31、32回 法文/《红楼梦》/鲍文蔚(中)/1943年,刊于《法文研究》第4期北京版/译第57回,中法文对照。 意大利文/《红楼梦》/马丁·培耐狄克特/1959年《中国》杂志第5期/摘译第1回楔子 二、节译本 日文/《新译红楼梦》(上卷)/岸春风楼/1916年,东京文教社出版/选译前39回 日文/《新译红楼梦》/太宰卫门/1924年,东京三星书社版 日文/《新译红楼梦》/陈德胜/1953年,神户中华文化研究所版/译前60回。 日文/《新编红楼梦》/石原岩彻/1958年,东京春阳堂版/附图 日文/《红楼梦》/富士正晴、武部利男/1968年8月,东京河出书房新一版/“为世界文学全集”第3卷 日文/《红楼梦》/增田涉、松枝茂夫、常石茂/1970年,东京平凡社版/为“奇书丛书”本 日文/《红楼梦》/立间祥介/1971年1月,东京集英社版,7月又有东京平凡社版 日文/《红楼梦》/君岛久子/不详/为儿童版 朝鲜文/《红楼梦》/金龙济/汉城正音出版社1955、1956年出版,1962年再版/再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选集”第11、12卷出版,共2册 朝鲜文/《红楼梦》/金相一/汉城徽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1册,任意分段标题,无回目/为“最新辑世界文学”第13卷,共72章 朝鲜文/《新译红楼梦》/吴荣锡/汉城知星出版社1980年版,回目改单句/共5册/为“中国古典文学系列”之一种 朝鲜文/《曹雪芹红楼梦》/金河中/汉城金星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共73章,1册/ 附有译者“解说”、“年表” 泰文/《红楼梦》/哇拉它·台吉高/曼谷建设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共40回/据王际真英文译本译,有洛·拉维旺序 德文/《红楼梦》/弗朗茨·库恩/1932年岛社莱比锡版,又出1948、1951、1956、1974年修订版/意译主要故事,约占全书一半 匈牙利文/《红楼梦》/拉萨尔·乔治/1959年由布达佩斯欧罗巴出版社出版,后有1962年、1964年版/据库恩本转译 罗马尼亚文/《红楼梦》/伊利亚娜·霍杰卡、维利斯库合译/1975年由米纳瓦出版社出版,共39回,3卷本/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译 阿尔巴尼亚文/《红楼梦》/不详 英文/《中国小说红楼之梦》/裘里/1892年在香港《中国邮报》版,第1册;1893年由澳门商务排印局出第2册,共56回/从第1回译至第56回,有译者序/英文第一个节译本 英文/《红楼梦》/王良志(中)/1927年于纽约出版,共95章,约60万字 英文/《红楼梦》/王际真(中)/1929年于纽约加登城的布尔戴·多兰公司和伦敦劳特莱基出版公司同时出版/全书39章/此本多次重印,在英语读者中甚有影响 英文/《红楼之梦》/王际真(中)/1958年由吐温公司出版纽约版,增订节译本,改为60章/有马克·万多伦序言 英文/《红楼之梦》/[美]弗洛伦斯·麦克休、伊萨贝尔·麦克休姊妹合译/1957年潘蒂昂公司出纽约版,1958年又出 伦敦版,1975年在美重印/据库恩本转译,有库恩序言,34幅绣像 法文/《梦在红楼》/葵尼/1957年居不勒斯公司出巴黎版/据库恩本转译又有删节,有序 意大利文/《红楼梦》/波维罗、黎却奥合译/1958年由爱诺地公司出多林诺版/据库恩本转译,有原序及马丁·培耐狄克特序 希腊文/《红楼梦》/不详据报道为1963年出版/日文《红楼梦展》第18页记录 荷兰文/《梦在红楼》/沃斯德曼/1946年克罗斯曼书店出版/据库恩本转译 三、全译文 日文/《国译红楼梦》/幸田露伴、平冈龙城合译/1920-1922年,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版,80回,3卷/据有正本译,为“国译汉文大成”本,日汉对照,附图12幅 日文/《红楼梦》/松枝茂夫/1940-1951年出“岩波文库本”14册,岩波书店版;1955年出“世界名著全集”本,东京平凡社出版;1963年再版;1967年东京讲谈社出版/全书120回,前80回据有正本,后四十回据程乙本,有译者注,贾氏世系图 日文/《红楼梦》/松枝茂夫/1978年,新译本,由岩波书店出版,12册/全书120回,12册,每册10回 日文/《私版红楼梦》/饭塜郎/1948年连载于大阪《国际新闻》,后出单行本/据120回本编译 日文/《红楼梦》/伊藤漱平/1958-1960年,东京平凡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出三卷本;1969、1970年又出新译本,1974年重印/全书120回据俞平伯《八十回校本》及附后四十回译出/附谱、图、表等 日文/《私版红楼梦》/饭塜郎/约于1980-1981年由集英出版社出版,作为“世界文学全集”之一/全书120回以人民文学本为底本 朝鲜文/《红楼梦》/李钟泰等人译/约于1884年前后译出/全书120回,120册,每回一册,现存117册,中缺24、57、71回/汉朝对照,原载于汉城昌德宫乐善斋,后藏于藏书阁 朝鲜文/《红楼梦》/李周洪/1969年由汉城乙酉文化社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选”之一/全书120回,五册,回目为三字单句,卷首有《解说》 朝鲜文/《新译红楼梦》/禹玄民/1982年由汉城瑞文堂出版,为“瑞文文库”本,共6册/全书120回,回目为原文 朝鲜文/《红楼梦》/李钟泰等译/1988年4月由亚细亚文化社影印/以乐善斋本为底本,所缺三回由台湾新陆书局1957年版补配,卷首有李家源序 朝鲜文/《红楼梦新译》/冽上古典研究会译/1988年6月由汉城平民社开始出版/全书120回,8册,附有李家源《乐善斋本》序文 越南文/《红楼梦》/武培煌、陈允泽(前80回)、阮育文、阮文煊(后40回)/1962-1963年,由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6册,以人民文学本为底本,卷首有裴杞序 缅甸文/《红楼梦》/吴·妙丹丁/1988年,由新力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9册,以杨宪益译英文本为底本 俄文/《红楼梦》/帕纳休克、孟列夫(诗词部分)/1958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2册,书末附贾氏世系“谱树”,书前有费德林的“导言” 捷克文/《红楼梦》/奥·克拉尔/1986-1988年由奥德昂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3册,卷首有译者“前言” 英文/《石头的故事》/大卫·霍克思/197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全书80回,3卷,依程乙本为底本,参照其它版本 英文/《红楼梦》/杨宪益(中)、戴乃迭(英)/1978-197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3卷,前80回据有正本译,后40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有戴敦邦插图 法文/《红楼梦》/李治华、雅克琳娜·阿雷札艺恩合译/1981年由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铎尔孟校阅,有译者、艾颠泊尔序/全书120回,2册,前80回据脂评本,后40回据程乙本译,有注、插图 西班牙文/《红楼梦》/何塞·安东尼奥、赵振江(中)修订、改译/1988年,由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20回,据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校注本译 [注]以上摘译本种文字,17种版本;节译本12种文字,26种版本;全译本9种文字,19种版本。共17种文字,62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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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嘴森淼

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英语翻译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1 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 关键词:意境 传递 模糊 语言 摘 要: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特点,使读者浮想联翩,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译者的审美能力和 文学再创造能力、语言差异和 文化 差异。意境的核心内容是模糊美,译者需要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原文的意境。 一、引 言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凝结了中国人的 哲学 智慧和 艺术 经验 。道家的本无之论和佛禅的空观是意境诞生的哲学前提,意境的提出受到了佛、道、禅的影响,美学正是在与宗教、哲学的区别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规定。(刘成纪,2006:87,92)根据《辞海》(1999年版)的解释,意境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中国的古典文论独标境界,以意境之高下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优秀的文学艺术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相交融,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茅盾曾为文学翻译下过一个定义:“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茅盾,1984:10)不少人认为文学翻译是以意境的传达和再现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意境的营造已属不易,而要在翻译中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所烘托的意境就更是难上加难。“意境由意象群组合而成,它浑融诸意象,而超越于意象之和。”(吴战垒,1991:41)刘禹锡曾说:“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这说明“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龚光明,2004:38)。翻译时译者要如何处理这种不可言传性,在译文里再现原文的意境,对自身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其实,意境再现是一种翻译的理想境界,有时很难实现,毕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和思维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不过,译者可通过自身的努力,用另一种语言来传递原作的意境。 二、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要因素 意境的传递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既然是翻译,就一定会涉及原文和译文、译者和读者。意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中的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毛荣贵,2005:7)意境的再现或传递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达意,还要传情,要引起读者身临其境的审美冲动”(陆洋,2005:50)。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是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观因素,而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意境传递的客观因素。 1.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 译者的审美能力决定了译作的美感层次。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是“由多种 心理要素及其功能关系组合而成,这些心理要素通力合作,才能保证译者审美经验(美感)的最终实现”(屠国元、袁圆,2006:25)。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强调了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要求译者以再现原作的艺术美为旨归。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感受美—体验美—理解美—表达美”。译者要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自己就必须能够感知原文的意境美、体验并理解这种美,然后在译文中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意境的创造要求达到物我水乳交融,即意与境浑,心与物共。”(孙迎春,2002:87)作者是意境的创造者,他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事物相融合而产生某种意境。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需要细心品味文中之境,让自己如身临其境般去体验作者的审美情感,之后通过再创造将原文的意境传达给译文的读者。文学作品通常蕴涵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因此译者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人生经历才能比较全面深刻地理解原作的意境,才能将译文读者带到原文的意境美中去。 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 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郭沫若,1984:22)翻译的创造性性质属于二度创造,也就是再创造。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作者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原作的精神,然后用适当的语言在译文里再现或传达原作的内容、风格和意境等。文学再创造不是词对词、句对句的转换,译者为了再现或传递原作的意境,不应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框架。“译者的创造不是指语义内容层面上的变化,而是指艺术心理的发挥。”(姜秋霞,2000:260)译者首先要感知原作的意境,再通过审美心理要素的作用,使心物交融,获取审美意象,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造象外之意的意境。 2.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 翻译需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认识差异并寻求穿越差异的 方法 。就汉语和 英语 而言,两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就注定它们之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等。比如中 英文 诗歌的互译就常常遇到难题,因为汉语的平仄和英语的十二音节诗句的韵律效果是不同的。汉语是一种意境语言,“只要排列出奇,组合得当,三言两语就能出景、出情,情景交融”(毛荣贵,2005:220)。而英语则注重逻辑分析,少了“虚”和“意”,更多的是“实”和“境”。例如:余冬日往视,但见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此汉语 句子 里有“意”——衰、寒、茫茫,有“境”——冬日、柳、烟、水,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让人充满联想和感触。试比较林语堂的英译:I went there, however, on a winter day and saw only a stretch of cold water against some sparse willow trees and a frosty sky. 虽说林译切合原文,也传达了原文的情与景,但由于英语没有汉语那么多产生朦胧美的词,使得译者无法完全再现和传递中文原句特有的意境。 文学翻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当两种语言发生碰撞时,它们是在两种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表达特色,所以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于与另一种文化相互作用的 环境中。(王宁,2006:46,48)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常常具有一词多义、象征性、审美意象和隐喻等特征,字里行间别有一番韵味和意境。要 体会和理解其中的深意,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 中国 文化修养和 文学功底,因此,译者要向另一种文化背景的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的确是不易。“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不同的文化中很难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廖七一,2002:276)例如,唐朝诗人孟郊的《古离别》:“欲去牵郎衣,郎今去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许渊冲的英译是:I hold your robe lest you should go /Where are you going, dear, today? / Your late return brings me less woe / Than your heart b Eing stolen away.文中的临邛不仅指地名,更是一种文化意象,出自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 故事 。“莫向临邛去”意思是不要效仿司马相如另寻新欢。由于临邛所承载的文化意象对英译本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无法用简练的诗歌语言翻译出来,所以许渊冲不得不进行再创造,把原文隐含的意境直接用 英语 表达出来。 三、模糊语言与意境的传递 语言模糊性是语言自身的特点之一,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语言文字构成文学作品,作家用语言文字来传达文学形象。“文学审美中的非物质形态即意象、情感、意境、风格等这些非表象要素代表文学作品的气质,虽然可感,但又因难以捉摸、不可计量而模糊。”(毛荣贵,2005:230)文学语言的模糊化是作家对语言做 艺术 处理的结果。美学意义上的所谓“模糊语言”,是指语词具有朦胧而又广远的语义外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穷自己所欲言,不“嚼饭与人”,不无视或低估受众的能动;而是让读者独立思考,让读者驰骋想象,让读者享受咀嚼。(毛荣贵、范武邱,2005:11)模糊语言调动了审美主体,扩大了审美客体,从而扩大艺术空间,增加阅读美感。意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模糊美,或者说含蓄美、朦胧美。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它的产生和流传是中国影响外国,有着中国的特色。汉民族善于由具体到抽象的联想综合,在文字表达中强调整体的表达,主张藏而不露,欣赏似是而非、只可意会的意境。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应,是一种意境性语言,讲究意合意会,不注重分析和逻辑;而英语则讲逻辑、重分析、求形合,欣赏客观描述,漠视整体感应。汉英翻译的憾事之一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由此可见,在文学翻译中要完全再现原文的意境是多么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力求传达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四、结语 中国传统美学崇尚意境美,追求实境与虚境的和谐统一。作者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手法,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想象的艺术境界。意境的基本特点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具有较强的审美冲击力,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具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性,文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再现原文的意境十分困难。为了更好地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译者必须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把握两种语言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意境,体现出意境的核心内容——模糊美,即含蓄美、朦胧美。 参考 文献 : [1] 龚光明.翻译思维学[M].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2004. [2] 郭沫若. 论文 学翻译 工作[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 姜秋霞.佳境生象外——文学翻译的美学随想[A].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 教育 出版社,2000. [4]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刘成纪.重谈中国美学意境之诞生[J].求是学刊,2006:(5). [6] 陆洋.论“美译”——林语堂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5).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2 论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 摘要 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翻译更是如此,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较,文学翻译具有其独特的创造性。本文探讨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以及译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时要考虑的四个层面:历史层面、宗教层面、文化层面和语言结构层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 再创造 层面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随着翻译这一门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也不断深化。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释道安的“五失本”,玄奖的“喻俗”,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镜”,再到我们现在通用的“忠实、通顺”等等,都对翻译作过精辟的论述。但文学翻译却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翻译,具有其独特性。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艺术,要求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用另外一种语言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会受制于诸如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使得翻译活动与前人所提出的“忠实”背道而驰。“忠实”的翻译原则似乎不能给文学翻译以有效的指导,在文学翻译中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如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去理解与再现他国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文学翻译面临的挑战。 一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 译者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媒人”,原文经过译者的加工而转换成译文。从翻译活动的开始到翻译活动的结束,原文是译文的出发点,离开了原文,翻译便无从谈起;而译文却是原文的归宿,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把原文转换成译语读者能读懂的信息。当一种语言环境下产生的作品被移植到另一语言环境中时,译者要让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与原文最为相似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视“创造”。在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就往往会被指责为误译、滥译、胡译。这实际上是曲解了创造性的真正含义,错误地把创造性当作了任意性,不能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度”。 “过度”的创造确实会歪曲原作的内容,破坏原作的意境,但是“适度”的创造在表达原作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好的文学作品的翻译离不开译者的再创造,忠实只是再创造的基础,但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好的译文,太过“忠实”的译文不能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这好比是给译者套上了沉重的枷锁,禁锢了译者的思想,忽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难译和不可译的地方,只能采取“死译”,因而与翻译的初衷背道而驰。再者,文学翻译除了要传递原文的意义外,还要涉及到复杂的审美活动。文学作品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情与景交融的产物,译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评判标准、文化修养、生活阅历及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再创造”这种主观的能动参与是无法避免的。 茅盾先生说过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对原文进行再创造,才有可能译出好的译文。当有人把“The man is the blacksheep of family.”译成“那人是家里的黑羊”时,确实让人啼笑皆非了一把。这就是典型的“忠实”的翻译。译文确实以最大程度呈现出了原文的字面意思,但是译得很失败。译者完全陷入了所谓的“忠实”翻译,译得一字不差,但却译得不知所云。如果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考虑到喻体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将blacksheep译成“害群之马”,问题便迎刃而解。还有些译文不是对与错的关系,而是合适与不合适的关系了。 培根在《论读书》中的第一句话可谓是众所周知了,“Sd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 and,for ability”。如果根椐字面意思译为“读书可以让人们感觉很愉快,可以增添光彩也能增长才干”,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原文的美感全无,原文的排比结构也无从体现。故王佐良先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成为了精典译作。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确实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艺术性地进行再创造。 二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层面 1 历史层面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经历过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而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历史的差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顾及到不同文化在历史中的积淀、 思维方式 及表达情感的方式等不同民族的习惯。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里面有一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有人译为: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Yao Shun.” 这是不合适的译文,汉语诗句中的意思不难理解,“神州”指的就是中国,“舜尧”则是中国古代两位最英明的帝王,这里引申为圣贤之人,这是译入语读者不知晓的信息,显然不能直接音译。只能进行再创造: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Sage-Kings.” 这样一来,译文中的“Sage-Kings(贤明之主)”更忠实于原文。《红楼梦》第三回有一段文字用来描写林黛玉的“稀世”之美: “两弯似蹙非蹙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克斯(David Hawks)译为: 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David Hawks,1973) 国外的读者理解不了上面的表达,因为比干、西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前者代表着智慧和忠诚,后者代表着绝世的美艳。此处如果不采取加注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译文的失败在所难免。 2 宗教层面 宗教在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所形成的文化。中国的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心中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人心目中,耶稣的位置不可替代,____贯穿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特征之一。由此演变出很多与宗教相关的词汇,它们承载着特殊的涵义。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长期使用,其含义已远远地超出了原来宗教词语的含义,随着词语使用环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如果不进行再创造,往往不能传达这些词的全部含义,造成文本的信息丢失。在《红楼梦》的第六回,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God disposes”。他用英语 谚语 来对译汉语 成语 ,似乎是神形兼备。“天”译为God”。而“God”的意思是____中的上帝,原句中的“天”却是一个道教概念。这使得东方道教和西方基督____的文化差异和宗教渊源无从体现。西方读者会以为《红楼梦》里的人物信奉着基督____样作品的原汁原味就丧失了。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Heaven dosposes.”他将“天”直译为“Heaven”,保存了原文中的道教色彩,使原作的文化特色得以再现。 3 文化层面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又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在翻译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来排除文化差异,以达到文化再现的目的。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致使相同的表达在不同语言文化中所传递的内涵也大不一样。英汉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受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的影响,不同的国家赋予词汇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在翻译时若一味“对号人座”、望文生义,不仅令人费解,而且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真正的涵义,因此只能采用意译法恰当地进行翻译,以再现原文的神韵和意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Bush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如果把它译成“布什不吃鱼还玩游戏”则让人莫名其妙。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教徒们为了表示绝对的忠诚,反对罗马天主教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所以有了“不吃鱼”这个说法,此处我们把“不吃鱼”创造性地译为“忠诚”;而“play the game”义同“play fair”,大体上是指公平地比赛,根据具体的语境在此处译为为人正直。所以上面的句子若能译为“布什既忠诚又正直”则更为达意。此外,中西文化中的“龙”也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文化中,“龙”象征“权力、地位”,古代的皇帝都坐喜欢坐在龙椅上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邪恶的象征,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喷火的动物。因此,在翻译时就要准确地把握该词所在的语境。 4 语言结构层面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隶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则是汉藏语系;英语采用26个字母为其语言的表达符号,而汉语则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传情达意;汉语是螺旋式思维,而英语是直线式思维;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得斟词酌句、深思熟虑。如果把“The coat is nice and cheap”译为“这件外套漂亮和便宜”就失去汉语的意味了,因为原句中“nice”和“cheap”的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符合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们的审美观,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忽略了汉语语言的特点,失去了原文的“美”,若能此处译为“这件外套物美价廉”,则带给中国读者完全不同的感觉。译文充分考虑到了汉语语言结构特点,采用四个字的成语表达,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最自然最贴切地再现了原文。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有些时候还要转换词语的词性,译文若采取与原文同样的词性,可能会造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是译文晦涩难懂的局面。如:“Independent observers have commented favourably on the achievements you have made in this direction.”翻译成了“有独立见解的观察家们对你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译文把句中的动词“commented”译为了名词“评价”,而原句中修饰动词的副词“favourably”也相应地转译成汉语的形容词。 三 结语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创造是表现这门艺术的唯一途径。翻译比写作更难,这是因为作家可根据自己的经验随意进行发挥、自由创作,而译者的翻译受原作内容与艺术意境的制约,可供译者驰骋的空间只有方寸之地。即使对那些“文化空白性”事物的翻译也不是任意的,既要使原文的艺术意境能顺利地“化出”,又要能为本族语的读者所接受,除了进行恰当的“创造”与“叛逆”,译者恐怕也别无他法。所谓百分之百的忠实只能是一种错觉。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借助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经验水平,在“忠实”和“再创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 [2] 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4] 谭晓鸣:《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障碍》,《科技信息》,2008年第28期。 [5] 黄顺红:《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信息求真》,《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 孟健、王春:《比较之中出鉴别――文学翻译中风格的传达》,《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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