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小蘑菇I
摘 要：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功不可没，它使中国经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产业和技术水平，中国平均每年8%的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再维持20年，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至少与美国相当。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瞩目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就达到了4370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4倍左右。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很多，我个人也有不少切身体会。1987年我从芝加哥学成回国，当时为了吸引在海外学成回国的人才，国家有不少优惠政策。按照优惠政策，我可以免税带“八大件”回来，“八大件”的内容是什么呢？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当时在国内是紧俏的东西），之外我又带了一个热水器，还有四个电风扇，因为我家有四口人，每人一个，当时根本不敢想象像现在这样每个房间都有空调。这些年不仅城里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全国上下包括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银行有一个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按此标准，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当中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联合国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它的第一项目标就是希望在201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比1990年减少一半。其实，中国一个国家就使得联合国这一目标早在几年前就得以实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世界经济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当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至少得一二十年才能够缓过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避免了周边经济出现竞争性贬值的情形。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经济要复苏就必须启动内需和外需。东亚经济一般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其产品与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相互竞争，在危机冲击之下要想复苏，就要增加国内需求，但对它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币贬值，中国的产品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就会占领它们的市场，它们为了提高竞争力，就可能相继贬值，这样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加剧经济动荡，对大家都不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没有让人民币贬值，避免了出现竞争性贬值的不良后果。同时，在1998~2002年那段时间里，中国维持了当时全世界最高的8%的经济增长速度，拉动了东亚经济复苏。东亚经济在危机之后的两年就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贡献最大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这是自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溃而引发的整个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中国政府迅速地采取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个季度就开始复苏，而且维持9%~10%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同样成为这次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拉动力，这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预料到的，因为国外媒体、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虽然到9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长，然而，直到2001年还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当时在国外的书店里、飞机场的书摊上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但未减反而加快了：在1978~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9.7%，而从2000~2010年是10.5%。这样的成绩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没想到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提出的目标是中国经济20年翻两番。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想知道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长多少。那时没有电脑，只能用手算。我花了整整一下午算出来，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我认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济学有一个“自然增长率理论”，用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和历史实证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7%或稍高一点持续增长几年外，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当时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要把目标定高一点，才能鼓舞全国上下努力为那个目标去奋斗，即使没有达到7%，达到5%或6%也不错。但现在发现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的以7.2%的速度增长20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持续了20年，现在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每年平均增长9.9%）。虽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太大，但是三十多年累计下来，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速度增长，32年后跟1978年比只能增长9.2倍，现在是每年增长9.9%，32年以后就是20.5倍。 我想探讨的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行改革开放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跟1978年相比，中国确实是进步了很多，但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5万美元，中国还只有其1/10，就算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也只不过是其20%，所以与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维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才能赶上发达国家，那么，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还能维持多久？ 作者简介：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二、中国经济为何能持续快速发展 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三十多年以9.9%的速度增长？高速增长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要用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够翻一番。那时其实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当时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不过三四十岁，就是活七八十岁，也看不到任何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以后，突然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增加了20倍，从每年只有0.05%变成每年1%，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这样的速度，只要7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了。也就是说，在19世纪，如果一个人比较幸运能活到70岁的话，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水平比小时候翻了一番。进入20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又提高了一倍，从每年只有1%变成每年2%，这样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减为35年。到20世纪，西方国家一般人的预期寿命可以达到70岁，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两番了。从1400年变成35年，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还在加快？原因在于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使技术发明、创新、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转变到附加价值高的制造业、服务业。这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是让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最主要的驱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可是100年的时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拥有最鼎盛文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原因并不是中国退步了，而是其他国家进步太快。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济才能翻一番，于是就落后了。 但如果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落后国家实际上是有优势的，这优势是什么呢？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产业、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必须来自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却非常低。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平均100项投入到最后只有5项技术能过关，可以去申请专利；而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实际上只有一项。也就是说，投入100项，到最后真正能对生产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只有一项。当然这一项专利可以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会很高，可是那99项都打了水漂，有去无回。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采用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因为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指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使用的技术比现有的技术好，生产率高，进入的产业比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高。但创新不见得是最新的发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也就是采用世界上现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现在所用要好的技术进行创新，创新的成本就会非常低。因为这些技术有很多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即使还在保护期内，只要超过10年基本就不用付专利费了。使用这些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创新的成本和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实现了每年7%或更高的经济增长，并且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其中的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后能够增长得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但是，后发优势一直都存在，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呢？这跟发展战略有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追求国家民族的复兴，推翻了满清政府，经过了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认识到如果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而军事工业是重工业，所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现代的、先进的重工业体系。这个目标非常伟大，但是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当时的重工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产业一般都有专利保护，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专利费，更重要的是那些先进的产业普遍被认为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你愿意付钱买，人家也不见得愿意卖，因此，必须自己搞研发，付出的成本至少跟发达国家一样甚至更高，因为它们的基础比较好。第二，这些产业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价格按照市场来定比较高，而这种先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资本）的价格。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这些企业没法跟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企业竞争，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以低利率和汇率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而且重工业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国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国家，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广大的农村，剩余非常少，只有靠政府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来动员，以投资于重工业。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它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出原子弹，70年代卫星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资源配置严重错位。应该说，中国当时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但得不到资金来用于发展，这就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产品非常短缺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了发展战略，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很快成为“世界工厂”。比如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国内做的其实是劳动密集的加工区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也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比较优势就变了———从劳动极端密集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个转变和升级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 如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利用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快的原因，那为什么其他转型中国家，如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很多非洲国家，不能取得同样的成绩呢？它们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样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在相对落后的机制下发展现代产业。所以它们的计划配置产生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是相同的。 在二战以后，即使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根据当时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的，当时发展经济学只看到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差距，即发达国家占优势的产业是先进的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落后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于是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它们出现的问题也跟中国一样，存在很多扭曲、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积极性受到抑制等等。 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从80年代纷纷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1980年及1980~20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可以发现，它们在后面的20年也就是1980~200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1960~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慢，不仅是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的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且出现频率更高呢？这实际上跟它们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有关。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与发展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建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思路雷同，“华盛顿共识”建议发展中国家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是理想当中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包括：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自由化，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化，资源由市场配置、价格由市场决定；稳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预算应该平衡，采用稳定的宏观政策，不应该再去补贴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是事与愿违，因为“华盛顿共识”只看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没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么。前面提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中那么多的计划干预、那么多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那些靠扭曲来实现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的话，那些企业就要全部倒闭。可是那些企业里有很多工人，如果让它们全部倒闭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认为这些产业是先进的、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人民不愿意让它们倒闭。所以，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这些国家又引进了很多其他更为隐蔽的扭曲、保护和补贴，这些措施所花的钱在很多情况下比原来所花的更多。比如俄罗斯的重工业现在由8个寡头集团所掌握，而给这8个寡头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所花的钱，比没有推行90年代初的转型政策之前还多。 为什么呢？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跟许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争论过，因为那些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把它们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绝不会为了国家的强盛而自己掏腰包来补贴的。私人资本家只是逐利，不赚钱的事不干。私有化之后，私人资本家会以这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为借口来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当它还是国有财产的时候，不管是部级单位还是局级单位，经理人员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护补贴，但拿了钱是不能放在自己口袋里的，否则就是贪污，是犯法。但是私有化以后，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
小蓉~蓉
摘要: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 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政府施政的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 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本研究在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原因后,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为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政策; 执行偏误; 矫正1引言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 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 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 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对此,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 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 , 而其余90 %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1 ]。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 政策执行出现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 当前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 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 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 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 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 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 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 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 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政策敷衍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 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 ] 。(2) 政策选择执行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 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 “见了黄灯赶快走, 见了红灯绕道走”, 他们“耍小聪明”, “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3) 政策附加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 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 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 自行其是, 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但在一些地方, 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 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4) 政策歪曲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 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 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5) 政策抵制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 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 甚至逆风而行, “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抵制心态异常顽固。(6) 野蛮执行公共政策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 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 演变成野蛮执行,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 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 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 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 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 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 背离工作程序, 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 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1) 政策本身的原因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 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 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 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 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 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 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 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 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 同时, 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 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 对政策随意变通, 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 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 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 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 其他领导的靠后; 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 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 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 必然导致国家受损, 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 时隔不久, 情况发生了变化, 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政策多变, 朝令夕改, 法无常规, 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2) 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1) 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 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 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 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2) 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目前, 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 “受规则约束的运作”, “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 “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 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4 ]。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09-10-30 20:08 3) 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 “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 5 ]。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公共政策对利益的分配,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四个环节: 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实。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的利益结构, 促进整个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因此, 它适用于全社会, 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 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些政策未能充分体现, 甚至损害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 以致目标群体难以认同和接受这些政策, 进而对政策的执行产生消极情绪和抵触。同时, 政治决策者和市场决策者一样, 也是理性的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在政治环境中, 犹如在市场环境中一样, 个人也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人们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也表明, 人们是在利益的推动下去实施政策行为的。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私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政策执行偏误的现实可能性。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上级政府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下级政府以及作为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的广大利益主体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个制度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中, 在法定的权限和正当的利益范围内, 官僚们在制定政策时, 由于受自利动机的驱使, 往往会尽可能地在公共政策中体现、维持、实现、扩大自身的利益, 但是这种自身的利益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之内, 不至于与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相反, 如果在一个制度不完善, 尤其是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下, 官僚的自利性往往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而发生膨胀, 他们就会通过所掌控的公共权力, 通过公共政策这一“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手段进行“政策寻租”, 把公共政策变成赤裸裸的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文秘杂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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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我专门编辑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前言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这种制度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1.03上升到了1995年的1.94（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 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权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激励，因为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响应地方选民的偏好，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Tiebout，1956）。近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功能的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有利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增加，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减少。Heine（2006）认为，流动性强的个体会以自己所拥有的退出选择为谈判筹码，不惜损害流动性差的个体的利益，要求政府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提供。 相对于理论上众多的文献，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傅勇和张晏（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类支出不足。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会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会对政府的支出结构产生扭曲。 二、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引起地方支出结构的改变，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拥有了自主安排支出的权力。因此，现有的文献在探讨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无不将重点集中在支出分权的作用上。而对于这种作用方式，现有的分析思路无非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支出分权使得财政的决策者由全国选民转为地方选民，因此，可以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支出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反映不同区域选民的不同偏好；二是从地方政府入手，认为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财政的决策者更接近于居民，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偏好的信息，与集权体制相比，会使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改变。这两种分析思路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落脚点其实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强调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改变，或得到了更好反映。这种分析思路既表明了财政分权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居民偏好的不同也形成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特征。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因素，有体制上的也有地方官员本身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重视基础建设投资，轻视科教文卫支出；重视生产性投资，轻视社会福利支出；重视政绩建设支出，轻视居民生活投资；重视行政管理支出，轻视民生投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以科教文卫事业为例，其4项支出的总和只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10.6%，而仅仅一项工业商业事务就占到了10.7%。中央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预算时可能会参考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而忽视科教文卫事业是有其根源的。而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在减少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同时，却将财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因此为了保证科教文卫事业的总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比例，这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紧张。为了缓解这种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以获得高额回报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过分强调GDP 在我国，地方政府最大的激励可能来源于中央所制定的晋升机制，而晋升的标准，据Li and Zhou（2005）的统计分析，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在分权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呈现商业性的趋向。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或者是将精力投向经营盈利企业（黄佩华，2004），或者是努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张卫国，2005）。这意味着作为官僚机构的地方政府只对取得生产率和效率等市场目标负责，而不管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它更大的支出自主权，却缺乏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的政策，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这是导致教育事业投入比例低的根本原因。 （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 地方政府普遍患有“投资饥渴症”，即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普遍都有无边无际的投资冲动，甚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就象一个企业，一切以投资问题为中心，而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问题很少关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加大了居民的财政负担，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过度的投资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对地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出发点来讲，投资与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问题是政府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反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上项目？显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能在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这么做，同时，不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想要治疗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必须在确立市场化取向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改革，这是解决“近忧”和“远虑”的根本途径。 （三）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建设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名声与晋升的需求，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政绩建设，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后，分税的比例使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财政 拮 据，一些领导干部要出政绩、搞建设，不是紧着手中这点钱办事，而是要用这点钱办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因此政府拖欠也是必然的。这种投资体制再不改、干部考核机制再不变，这种现象将无法根除。 （四）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合理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例”，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比例的提高，在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二个比例的提高，却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支付超过收入能力的责任，地方政府自然要选择首先完成考核的“硬指标”，比如GDP增长，至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软指标的被忽略，比如说教育质量。 可以说，地方财政过于追求投资性建设也是为了缓解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事权的下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如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就分别为15.27%和84.73%。为了确保这一部分的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高回报性的投资必然成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完善财政分权、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民生建设，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比例 我国对于GDP过于执着，可以说是在刻意追求GDP的增长。虽然GDP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许多的缺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而且存在无效的GDP与消失的GDP，也无法反映居民的幸福程度。所以，经济增长应该采用更为综合的指标进行衡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好民生建设与公共基础事业建设。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指导，根据各省的经济 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下达相应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倾斜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的结构。 （二）制定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 在我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科教文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与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科教文卫支出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更加降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投入的支出上，也是最明显的，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教文卫。因此，要纠正我国地方财政这种支出结构的偏向，显然，在分权体制下，必须要改变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在对地方所制定的晋升机制中，转变GDP的考核方式，以居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作为 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官员的考察指标也要有所不同，应该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不能一刀切。
lilybell714
刚好做这方面的课题，就给你了 题目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正文：公共政策是一个内涵极广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派生出很多分支，如经济政策、文化政策、财政政策、教育政策等许多方面。它们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其共通点是，是统一在公共政策概念中。因此，它们也具有公共政策一样的性质。作为公共产品，它们对应来说应该是权威机构制定的对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如财政政策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教育政策是对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分支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共同为实现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而发挥作用。但是，有了具体的公共政策，就必然得到很好执行了吗？必然会收到政策预期的效果吗？事实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对等号。在我国，政策与政策执行之间有较严重的偏离现象，如乱收费、乱罚款、非法用地等，主要在于地方政府执行力度还存在不足。从政策的起始到最终执行政策的各个不同阶段之间的距离使政策过程在一系列级别上出现差错，也给出现差错提供了机会因此，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从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案例入手，对其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现状经过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我们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下，在政策执行方面都习惯采取“自上而下”模式，注重上级对下级的指挥与控制，地方政府只是严格的去执行，没有自主权，强调的是政策制定者的优越地位，政策执行者只有被动地接受，被动地实现上级的意图。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央开始放权、分权，体现在政策执行上，出现了一些“自下而上”模式，强调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互动性，注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注重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政策执行上也偏向于自身利益，由于相对地融入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使得政策执行出现较大偏差，对于国家来说，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试点，效果好的就在全国推广，不好则做出调整指导。但是，也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上的诸多问题，表现为有较大的偏差。出现这些偏差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政策执行失真失范、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执行主体素质欠缺、目标群体对待政策的态度、执行环境不够完善等，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是通过对政策执行而实现的，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与和谐程度依赖于其政策执行的效果。而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政策甚至歪曲政策，产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上普通存在的一种现象，主要与政策本身缺陷、利益追求、执行主体局限、环境因素制约有关。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是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下进行的，而这个环境又是复杂多变、各有差异的，也受到这个环境各个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以上所列举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现状可以看出，政策执行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偏差，有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对上述现状进行概括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存在问题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地方利益追求失范从以上政策执行现状可以了解，有些地方政府妄顾中央政策，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频繁发生，如地方政府在执行活动中常常出现自利行为，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及其政府成员追求地方或个人利益，从而引起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东阳市政府新圆明园项目工程也反映出地方利益至上的倾向。在自身利益驱动下，运用手中权力收取各种形式的管理费，从而衍生出众多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发生。造成这种现象，有主客观的原因。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全由国家及中央政府控制，形成一元化利益格局，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央政府逐步放权，地方也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利益格局也随之打破，形成利益个性化、多元化格局。改革开放后，承认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既维护全局利益，又代表地方利益；既是中央政策执行机构，又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独立决策权的机构。但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如果缺乏合理的调控机制，如果为了局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那么代表全局利益的中央政策就不能贯彻实施。地方政府角色的转换，已不再是中央的“传声筒”，而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主体，通过资源配置可相对自主地决定和管理本区域的公共事务。这种角色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出现了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地方利益张、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这一方面与地方政府利益驱使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与现实中中央权威弱化、宏观调控力度下降力配置有关。2.政策欠缺科学合理性一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衡量一个公共政策是否具有科学性，有两个标准：首先，它是否针对当前的政策问题，是否反映人们的政策需求，即政策目标是否科学性。其次，公共政策中的各种措施、方法、手段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下政策目标的实现，即政策措施是否具有有效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要进行反复论证，评估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评估要求对政策文本和政策出台所处社会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对政策可行性、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做充分的预测，从而排除主观性影响，科学制定政策。东莞市治摩政策、发放临时生活补贴政策，由于对所处社会环境、目标群体估计不足，政策执行显得滞后。这与政策本身不完善、前缺乏科学评估有很大关系。可见，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策目标得当与否、执行方法可行与否、预期效益满意程度如何、影响好坏与否都缺乏系统科学的评估，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评价，缺乏正式评估组织与正确的评估标准与方法，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政策评估制度上的缺失。对于公共政策本身，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其质量，因此要重视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合理性。公共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公共政策本身的优劣是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大小的先决条件。3.执行主体意识淡薄、水平不高政策执行主体，是指负责落实政策的人或组织，主要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执行组织。在我国，执行主体主要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主体担负着政策执行的重任，是政策执行的基本资源之一，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执行水平便显得尤为重要。任何政策都是通过一定的政府机关及其执行人员来执行的，专职机构的人员、职责的明确、人员的素质，都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4.目标群体缺乏政策认同感政策执行是将公共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对象，即政策目标群体。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想当然的，它与政策目标群体有着直接关系。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有明确的目的，是因特定目标群体而产生的，公共政策能否顺利执行，不仅取决于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与目标群体有莫大的关联，这是因为他们是直接接受方，这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又一个关键因素。5.政策执行环境与制度不完善公共政策是依据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而制定的。它的制定、执行与成效，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其执行肯定也会与社会各因素相互发生作用，也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环境，是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外部因素。影响政策执行的环境与配套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心理环境，也包括制度方面的保障，如监督机制等。因此，适宜的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使政策如愿达到预期目标，反之则起到障碍作用。地方政策执行无疑与地方的社会环境如政治经济环境、执行环境、政策配套有着极大关系。综上，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存在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有主客观的原因，表现在政策本身、政策主体、目标群体、环境等的不完善上。这些都表明地方政府的现实政策执行中需要加大力度作进一步的改善，以保障政策执行有效进行，从而使地方政府更好地管理地方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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