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论文发表时间

江奎，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年薪也是比较高的，自己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这里面发展的是比较好的。

刘世英：青年学者，资深传媒人。北京广天响石（GT—SUNsTONE）企划机构董事长，兼任亚洲资本论坛副秘书长、央视“赢在中国”栏目推广顾问、分众传媒高级顾问等；中信出版社2006年畅销书作者，著有《分众的蓝海》、 《谁认识马云》、 《杨伟光的央视岁月》、《在路上》等，主编《梦想年代·财智人生》系列丛书。彭征明：又名彭征，青年学者，管理学博士，长期从事企业案例研究，积累丰富的经验。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撰写并出版多部著作，有《谁认识马云》、《巨人不死密码——史玉柱在征途》、 《智者与愚者的说话方式》等。

短短两年时间，美国对华为进行了四轮制裁，导致华为的消费者业务收入大幅下滑，但是运营商和企业业务表现依然稳健，云计算、智能 汽车 解决方案等战略新兴业务正在有条不紊推进，华为在ICT领域仍然稳居全球技术领先地位。由于运营商和企业业务的毛利率远超竞争对手，且一直是华为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因此面临数字经济 科技 革命的时代机遇，技术领先、资金充沛的华为仍然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底气和勇气，领导层也有非凡的信心继续带领公司抵抗美国制裁、实现稳健发展。

相应地，那些支撑华为发展的科学家们也获得了很好的待遇。但面对当前的大环境，华为的科学家们对公司未来能否继续大力支持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如何在“活下去”和“有未来”之间取得平衡，自己的收入是否会缩水等问题产生了困惑和疑虑。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任正非在“中央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讲话。其在讲话中表示，希望真正的科学家打消顾虑，用好奇心驱动前沿 科技 的基础研究，华为可以提供清华教授的待遇，不断提升科学家的价值、地位和影响力，但科学家不能把物质激励看得太重。同时，任正非也倡议大部分科学家走专家道路，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用掌握的基础理论去研发关键技术、解决商业问题、贡献商业价值，帮助公司有质量地活下去，成功度过关键转折期。

从任正非的谈话及外界的相关反应来看，某些做科学研究的人很可能并不理解企业运营的基本原则，所以当任正非说“华为提倡用清华教授的待遇来衡量科学家的学术贡献”时，华为“心声社区”上骂声一片，指责任正非不重视理论研究，但这其中显然存在某种认知问题。

企业的本质是商业组织。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为企业带来利润，如此，企业才能实现自己的商业成功。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必须以商业利益为核心进行设计实施。企业的商业利益，最终体现为创造利润的能力，其具象体现为资本回报、利润、现金流等财务指标。

当企业评价员工时，如果一个人对创造利润没有贡献，那么他对企业就没有价值。而如果当一个人离具体业务太远，很难讲清他对创造利润的贡献时，那么在企业的困难时期，其将是被优先裁员的对象。

当员工向企业要求高薪时，必须要讲清楚他帮助企业赚了多少钱，而不能仅仅讲自己的工作多么伟大，自己加了多少班、付出了多少辛苦，因为这些因素和企业的商业利益没有直接关联。

企业的 科技 研发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是企业实现商业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确保投资回报率（ROI：Return on investment）。 科技 研发一般都聚焦在企业的主要业务方向、强竞争力产品、高价值客户。 科技 研发首先是要评估投入产出，决定是否投入，然后调节投入强度和节奏，最终达到通过合理的研发投入，在短期、中期、长期创造合理利润的目的。讨论企业的 科技 研发，必须把研究和开发的差异搞清楚，把科学和技术的差异搞清楚，不能混为一谈。

（一） 科技 研究。 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有了丰厚的利润支撑，为了确保中长期的战略安全，就需要紧密跟踪世界前沿 科技 创新，保持对未来的敏锐洞察力，预防颠覆性创新的冲击。于是企业就需要用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引进优秀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专家，逐步加大 科技 研究在整体研发费用中的占比，不断扩展和提升企业在 科技 研究领域的实力。

华为所处的通信行业已经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 科技 研究进入“无人区”，难以准确判断产业技术趋势，加上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需求多元化的特点，所以华为为了把稳战略方向，不能只对单一技术趋势和机会下注，必须采用多路径、多梯次、多场景的方式寻求对未来技术的突破。这并不是在浪费研发经费，相比战略方向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这是更加安全的战略驱动方式。华为作为全球ICT领军企业，有责任也必须自己引领行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创新。

科学与技术不同，科学研究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 探索 世界，认识未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创造科学知识，从而为创造发明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理论依据的行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来源，对于 科技 企业的技术突破和战略发展非常重要。

科学研究的特点是难度大，不确定性高，目前尚无合适的量化评估体系。 从科学发展史看，面向未来的基础科学研究，其贡献或许要等到几十年、几百年后才能被人们看到。有些理论和论文发表后，可能一两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

科学研究很难直接为企业快速创造利润，不是企业的“本分”。 企业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一方面要考虑客户的现实需求，并从中寻找商机，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当前的产业生态和技术水平是否能将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成功实现产业化。只有当企业家准确判断到客户需求和技术匹配的时机窗口出现时，才能将理论转化为技术，进而生产出产品，实现商业变现。所以，科学研究很难直接为企业快速创造利润，而且企业也很难量化考核科学研究活动。企业作为商业组织，核心是商业利益，科学研究并不是企业的“本分”。

过去全球主流的科学研究体系是由西方构造的，核心是大规模建立研究型大学，让研究生和教授一起推动 科技 研究。研究型大学不单纯是做基础研究，还开展大量驱动工程性研究。同时，政府还会出资建立一批国立实验室，而科研方向主要以科学家为主导。

当前世界经济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人类正在跨入数字经济时代，科学研究也随之逐步进入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这种科学研究需要大量数据，而大量数据只能通过大量商业行为获得，所以这些年产学研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新的科学范式指引下，未来企业的商业行为和科学研究将越走越近。

理解了以上这些企业运营的基本原则，再回过头来看任正非的讲话，其更像是对华为科研工作和团队的一封倡议书。华为仍有实力和意愿继续支持科学家的前沿 科技 基础研究，但在当下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华为更需要能解决实际问题、驱动商业价值的“专家”。

科学技术始终是人类 社会 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美国不断加大对我 科技 与经济打压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统筹好当下与长远利益，通过提升 科技 创新能力推动自身发展壮大，便显得更为重要。而华为在 科技 研发投入、吸引整合国际智力资源、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统筹基础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对于中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来说，不啻为一种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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