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善谏进谏的论文

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自有其道理.探寻这些道理,既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为了满足其与生俱来的理智好奇心的需要.所以,学问就具有了这样两层价值：功利的价值和智慧的价值.关于这一点,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早就注意到了,他指出：“获得任何一种东西有两项价值,作为知识的价值和作为训练的价值.获得每一种事实的知识,除了用以指导行动外,也可以用来练习心智；应该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它在为完满生活作准备时的效果.”今天人类衣食住行的文明和便捷,均得益于学问的进步.人类掌握了动物皮毛的加工制作,使自己能享有华美的服饰；人类摸索出植物的生长规律,成倍地提高了其产量,使得自己的膳食品种丰富多样；人类发明并制作了新的建筑材料,从而建造出高档舒适的居所；人类探索发现机械运动的原理,发明出汽车、飞机和轮船,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使人们的生活舞台变得十分宽广.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健康和长寿.这当然只是一种概率统计优势.我想,可能的解释有如下几点：首先,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能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个人成就感和幸福感比较强,生活条件,包括衣食住行的条件会比较优裕,特别是医疗卫生、保健条件会比较好,因而会健康和长寿.其次,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智力活动会更多,所进行的智力体操就多,而智力活动有利于健康和长寿.第三,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更强的获取资讯的能力,有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有丰富、科学、合理的养生保健知识和措施,从而更加健康和长寿.第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对自我更负责任的态度,会更加珍爱自我、善待自我,会更少地放纵自我、透支生命,因而会健康长寿.当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从事高危职业的可能性比较小,受到意外伤亡的可能性就比较小.通过上述分析,学问也是具有社会功利价值的.“学问”二字,须作两个层次的理“学”,即获取更多的资讯.你需要懂得更多,需要去了解事情的缘由,去分享和掌握人类世世代代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问”,就是不要轻信,不要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凡事需要去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能听到遥远的另一个人的声音?为什么飞机如此庞然大物能够承载着几百人升上天空并准确着陆?电视上清晰的图像是如何生成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怎样的政府是一个合法的、好的政府?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去思考、探索的问题更是无穷无尽.尽管我们不可能什么问题都去关注,或者有兴趣去关注,但探索的兴趣和思考的习

刘邦任泗水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统统解开，《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的事，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说明刘邦的豁然大度与性格的豪爽。纵观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任贤为能的统治才华；悟性极高，善于纳谏的明君刘邦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能够把大批杰出的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比如会带兵的韩信，善谋略的张良，会管账的萧何等等。《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的作者易中天概括刘邦的用人之道有八大特点：知人善任，不拘一格，招降纳叛，不计前嫌，坦诚相待，用人不疑，论功行赏，暗中控制。刘邦正是运用了这些管理人才的手腕，成就了自己的帝王大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刘邦是懂得领导艺术的，具备当领导的素质的。不错，与贵族世家出身的项羽比，刘邦出身贫寒，但要论资质，刘邦确实无愧于领袖的称号，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都有，而张良、萧何等人给他出的主意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和具体操作性的，谋略和战略性建议都有，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沛公已定关中，项王随后入关，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对沛公先入关心有不悦，便使人去讨好项王，欲以求封。项王大怒，欲攻沛公，项王叔父左尹项伯与留侯张良素善，夜驰沛公军中私见张良，具以实情相告，欲使张良活命。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遂又以实相告知于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这一点就连其后世子孙刘备也与之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何其相似乃尔）经张良私下稍一点拨刘邦灵机开窍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因项伯文谕项羽，项羽乃止。一场鸿门兵险就此化解。故刘邦往往是一点就通。这种洞察力、判断力和悟性，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韩信说他“将将”的才能“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这并非完全是在恭维，更不是讽刺。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所说的知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了解人性中的优点，也了解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刘邦很懂这个道理。他似乎天生就会和人打交道。《史记》说他厌恶读书，却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和最底层的小兵，一见面都能成为老朋友。除因他性格豪爽大度，不拘小节，易与相处外，还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惟恐其少，不厌其多。刘邦在进入秦都咸阳之后，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不杀子婴，优待俘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详。”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第二件事是约法三章，废除苛法。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第三件事是刘邦自己不受犒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从刘邦所做的这三件事，可以看出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大一统，正因为他头脑清醒，肯虚心纳谏。具有卓越的领导才华。建国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困难重重，形势复杂多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如何保证刘姓江山能够万世永固。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所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复杂。刘邦建国后，总结秦亡的教训，而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楚人辩才陆贾是最早向他提出这个建议的。以“无为” 、“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刘邦对社会生产经济的恢复发展，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劳力归农（增加农业劳动人口）、鼓励生育、减轻徭役、薄敛赋税、节约财用、抑制商人、迁徙大姓豪强和安定环境（移民边境）。另外，他和战匈奴，制订和亲政策。刘邦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继秦之后的大一统王朝。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争霸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等诸多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显然后者是刘邦最为头痛棘手的事情。和许多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一样。刘邦为巩固刘氏政权，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刘邦在剪除异姓诸侯王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功臣韩信。本文仅以韩信被杀事例为证，作以说明。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在楚汉战争的最后紧要关头，韩信的地位十分的特殊。用项羽的说客武涉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史记.淮阴侯列传》）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史记.淮阴侯列传》）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完全可以独立称霸于一方，与刘、项二王三分天下。而韩信没有听进这些话，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懂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的道理。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昧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卖友求荣，在道德上输了一着。第二，他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第三，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其实现在看来，刘邦收拾韩信等异姓诸侯王功臣，那都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刘邦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刘姓汉家王朝。可以说，刘邦收拾韩信等人，都是一步一步有预谋有计划性的。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刘邦深知此理。韩信虽是死于吕后之手，但也是刘邦忍耐已久，暗中允诺的。故当刘邦从平定陈豨叛乱的战场归来，听到韩信被处死的消息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也是他对韩信的欣赏与厌恶、怜爱的复杂感情写照。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倘有，便是“不臣”，就要剪除。刘邦并非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刘邦的一连串屠戮，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彭越、臧荼、陈豨、卢绾等人，还差点杀了樊哙。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后人批评刘邦斩杀功臣和异姓王，并非过错。但是忽视了刘邦必须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作出很多妥协：郡县制虽然是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完全废除郡县制，那么只能是回到春秋战国时代，那么汉代的统一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国家和社会只会重走老路，汉代将不会是一个统一和稳定的政权，如果施行如同周代的分封制，无论同姓异姓皆封王，虽然可以起到暂时安抚各种政治集团利益的目的，但是无疑埋下一大堆的定时炸弹，内战只是迟早的问题。刘邦的选择其实比较精明，他保留了郡县制，因为他需要郡县制保持全国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同时他也列土封王，但那都是封给自己人，也就是同姓王。刘邦实际上在做着和秦始皇同样的事情，就是一统天下，但是刘邦的手段就要高明的多，他既要考虑到未来政治的走向，又要兼顾时下的政治格局。不能不说刘邦的政治哲学其实已经达到了炉火纯清的境界，这种郡国并行的国家政体，看似非常别扭，实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创新，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当然其中的演化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