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杂志柳叶刀医护人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生2013年08月17日 · 来自专栏 媒体报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生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在一篇名为《备受威胁的中国医生》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然而如今，中国医生的形象却一落千丈，甚至有一部分人已不再把医护人员看作“白衣天使”。据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超过100万起，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医院已经变成战场。”《柳叶刀》这样的比喻不无道理。在这场战争中，患者心急如焚，医生劳苦不堪，还有些患者甚至用暴力表达对医生的种种不满。然而，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错吗？10月26日，北京大学医学部迎来百年校庆；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将欢庆建校60周年。在这两所著名的培养医生的摇篮里，《生命时报》采访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黄钢，大家共同探讨，中国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如何才能弥补医患之间这道巨大的鸿沟。医患关系需要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互相理解隐藏在无数医患矛盾背后，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医患沟通渠道的不畅。当患者花了两小时排队挂号，花1小时候诊，忍受了漫长的等待后，等来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甚至不耐烦的态度，他们很容易愤怒。然而，对于一名一上午看了50个病人、忍受着嘈杂无序的就诊队伍、4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的医生来说，保持微笑和温和耐心的语气，同样是个有些“残忍”的要求。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医生与患者之间最大的一条鸿沟。生命时报：您如何看待目前老百姓对医生的种种抱怨？柯杨：这些抱怨背后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医疗体制有关。目前，全世界比较合理的医疗体制是：分层、分类、分级。比如在城市，社区是最基本的层面，中间层是二级医疗，最后才是三级医疗。社区医生先指导病人做决策，一旦发生严重疾病，再建议到二级或三级医疗机构看病。而三级医院主要解决疑难重症，先进技术的推广、传播和教学培训的问题。可目前中国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医疗网络。虽然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可基层医疗缺乏高水平医学人才的现实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患者就像三级跳一样，一下子涌进了三级医院，让医生们无暇应对、措手不及。再加上其他因素，如诊断方式越来越依赖高科技手段，导致患者的花费越来越高、对医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但又不一定能得到有效治疗；医学本身的局限性仍然很大，这点多数患者不了解，所以心理落差大，容易把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黄钢：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生更多地依赖各种检查设备，CT与B超随手就开，“望、触、叩、听”似乎成了传说，和患者沟通得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很多医生工作量太大，工作严重超时。一上午重复50遍相同的话，再有耐心的人也难免会有脾气。再加上有些患者对疾病、诊疗不理解，苛求医生，这也造成医患矛盾日益加剧。我也常碰到患者抱怨，比如同样是做CT筛查肿瘤，有的人结果是阴性，会抱怨白花钱。有的人没必要做，他又会抱怨，为什么不让他查CT，漏诊了怎么办。这时我会给他讲科普知识，看诊疗流程，告诉他检查指征等。当患者了解后，沟通就畅快了。生命时报：您以普通人身份看过病吗？遇到过和医生沟通不畅的情况吗？柯杨：有过啊，陪我母亲、女儿看病。我发现，医生有些说话方式可以改变。但是，目前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一个人，对其他人有一点支配权的时候，就变成人格的不平等，掌握一点别人的命运就颐指气使。医生往往表现的是，当他认定自己实施了正确的治疗，就可以说话非常生硬。在医疗行业，态度生硬就代表了一种居高临下，因为面对的是弱者，就很伤人。如果不出问题，病人都能接受；一旦出了问题，这样的态度就会成为“导火索”。生命时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柯杨：我觉得这是教育的失败。我们的教育不注重独立人格和平等的精神。这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从小就教育小孩要服从家长、服从老师、服从长者、服从权威、服从领导。长时间处于服从的压力之下，使人长大后一旦拥有权力，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报复”在有求于自己的人身上。这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东西，这个理念太糟糕了。而且这和知识水平的高低没太大关系，尤其光是医学知识，不一定能把一个人变成“成熟”的人。我们自称医学是“人学”，但“人学”是要对人的心灵有所理解，这恰恰是医学缺少的。光是医学教育不可能改变，因为学生从小到大受惯了这样的教育、见惯了这样的人。我只能告诉学生，对待弱者时不能这样。黄钢：现在的一些医学教育是“快速培养模式”，强调先进的诊疗技术，但实实在在地少了一些无形的、底蕴的人文熏陶。这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沟通不畅也几乎成为必然。医学不仅有着科学的严谨，更与人休戚相关，离开人，医学就失去了本源；离开了人文关怀，医学就失去了灵魂，只是物化的科学。作为一名医生，可以成为“大师”，也可能成为“工匠”。其差别在于：前者有思想，有方向，更注重人本身；而后者只是精确地做一件事情，关心病而忽视了人。当下很多医生把病人仅仅视为疾病的载体，那至多就是个“工匠”，这不是医学的进步，反而是倒退，或悲哀。当我们把爱传递给学生，才能让学生接过去，再传递给患者大学是培养理想的地方，然而这理想又必须在现实中打磨。今天，社会的复杂性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医学校园，各种医患矛盾、医疗纠纷让医生这个职业在学生的心中，逐渐失去了“理想”的光环。如何教会他们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让他们心中的“爱”永不消失？生命时报：现在的学生会跟老师交流医患矛盾的问题吗？柯杨：当社会上出现一些极端医患矛盾时，学生们会比较困惑，个别学生做医生的理想会因此动摇。有的家长会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能不能保证我们孩子将来当医生的安全？如果不能，我们不要再念了，我们要改行。”每次听到这样的电话，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产生医患矛盾的原因很复杂。生命时报：在医患关系上，体制和文化传统一时难改，那我们能改变什么？柯杨：教育是一方面，改善就医环境，分解医生专业以外的负担也很重要。医院应该设立专人专岗，给予病人更多关爱。比如，医生开了药，药怎么吃有专人解释；设立专门机构，让患者有聊天、倾诉的地方。很多医院都开始做这些了，但做得还不够。因为人力资源支出太大，影响医院生存，需要体制和政策支撑。但这对病人非常重要。黄钢：对医生进行爱心、责任心、沟通技巧的培训，注重培养精神世界，丰富人文情怀。要让医生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随着人文底蕴和博爱关怀的增强，医生对病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就能理解其急躁或过激的言行，就会主动地适时安抚。病人得到了安慰，心情得到舒缓，矛盾也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此外，在对老百姓做科普时，也要让他们了解诊疗程序，体味医生的辛苦，不过度苛求医生。生命时报：很多医生在我们看来比较冷漠，包括对生死也看得较淡。这是他们的个性，还是在学医后形成的？柯杨：很多人学医有一定的必然，他们好助乐施，但往往也是想找一个职业，凭本事吃饭，万事不求人。另外，一旦选择了这行，就必然要面对生死、流血等种种问题，不坚强的会被淘汰。我们在教育中，要求医生既要有坚强的神经，还得有柔软的内心。很多医生大病一场后，对患者的态度一下子转变，因为他真正感受到了当病人的痛苦。所以医学教育中有“叙事医学”，就是通过描述病人痛苦，让医生感同身受。生命时报：在人文教育方面，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做过哪些调整？柯杨：北医专门设立了医学人文学院，现在对医学史、伦理、交流、医学叙事学等课程都进行了加强，比如增加了感同身受课、告知病人方式的课程等，不断用这些课，一点点增加他们的人文素养。黄钢：四五年前，上海交大医学院就开始改革。以前强调医学知识的背诵和记忆，现在更强调能力提升，制订了一系列“能力提升计划”，针对的是医学生的全面培养，大大加强了人文教育。生命时报：在你们学校，人文教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柯杨：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感同身受课、告知病人方式的课程等，通过一些场景设置，让学生体会与病人不同的交流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让他们将心比心地去体会病人的需求。手术前告诉病人手术风险，就是场景设置的一部分。手术前，你必须告诉病人，可能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很多病人会觉得比较难接受，所以医生必须掌握说话的态度和方式。再来说说“感同身受课”，这门课特别难，有时还得请得过病的医生来讲。就是让学生通过观察病人的痛苦在哪儿、问病人你怎么难受，不断去体会病人的感受。黄钢：“名画中的医学”系列讲座算是我们学校比较独特的。这门课从2011年开始，由我主讲。我们有一些人文课程，但学生积极性不高，授课老师也很痛苦。我一直在思考其意义何在？因此，我试图改变灌输式的生硬教学法，改用一种柔和、润物无声的方式去启迪和感化学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曾给予我强烈震撼的世界名画。事实上，名画暗藏了很多医学线索，不吝于一部医学发展史。比如《拉普教授的解剖课》，可以视为解剖学的起源；伊金斯的杰作《大诊所》称得上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外科的快照。开课之初，我也有担忧，特意将课程安排在晚上，不计入学分，结果出乎意料，常常座无虚席。我希望通过名画让学生发现医学的新鲜之处，在艺术中体会医学，在医学中感悟艺术，也更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医生的伟大，了解并具有这份职业应有的奉献精神。真正的好医生是个成熟的“人”，而不只是一个掌握技术的“匠”几乎所有人去看病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碰到个“好医生”。什么才是“好医生”？不少老百姓对此的要求是“医术好一点”、“态度温和一点”。殊不知，要做到第一点，一个医生需要至少8年的寒窗苦读，再加上长期在临床上的苦苦探索；要做到第二点，可能比第一点更难，因为一个简单的微笑、一句温暖的话语背后，藏着一个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生命时报：如果您自己去看病，希望碰到什么样的医生？柯杨：首先他的医术一定要高。当然我知道疾病非常复杂，如果他没时间跟我好好解释，希望他起码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其次，我希望找大夫一下子就找对了，不要被推来推去。如果能得到医生的安慰那将更好。有些患者会说：“我希望医生能听完我说的话，有时候我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他打断了。”我觉得，这其实取决于你得的是什么病。有些病医生确实见得太多了，生死关口的都不陌生。一些常见的疾病可能他一听就明白，加上门口又有那么多人等着，所以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其实，医生的职业风险很高，出了问题是要打官司的，所以如果他没有把握，不可能不负责任地随便打断你。我觉得你要让医生看病，首先要给他起码的信任。当然，从医生角度来说，在有时间的前提下，一定要和患者多说几句，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而听诊前捂捂冰凉的听诊器，用手拍拍患者的肩膀等动作，也能取到很好的安慰效果。不过，这些体贴的细微动作，都基于医生要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生命时报：医生理解人性对看病有什么启发？怎么才能让一个医生更多地了解人性呢？柯杨：其实很多职业都需要理解人性，医学尤其如此。人类是个群体化的动物，所以你必须理解别人。人性本身又很复杂，不是光有善，也不是只要有了善，就一定能做好事。好的社会体制能挖掘人性善，抑制人性恶，反之则不然。而人和人之间，用善可以诱导出更多的善、理解与和谐。那么，怎么才能让一个医生更多地了解人性呢？我觉得要增加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这光靠医学院的教育不可能完全做到，需要在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中不断完善，也需要他们自己去体会和感悟。我们有一项努力，是鼓励年长有经验的老师不光教书还要育人，要和学生聊天，也鼓励医学生去看小说、读经典、学历史。我们北医现在8年制的学生，后面3年基本都在临床实践。临床这个地方很独特，什么身份的都有，就疾病来说，是痛苦的弱势人群，接触他们，对理解人性有得天独厚的作用。生命时报：据了解，国外在选医学生时会有一个面试，考虑其个人素质是否适合当医生。中国则几乎是高考一条路。那么如何来平衡这种差异？黄钢：高考制度限制了我们不能面试，很大程度上确实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标准。但我们学校有自己的招生原则和评估指标，比如第一原则是“非第一志愿报考者，不要”，第二原则是“如果不想学医，要转专业，立刻同意”。入学后，我们会适时对医学生进行素质评价，如果发现其素质不太适合当医生，老师会尽力帮助他改善。近年来，部分医学院校遭遇“招生难”，我们学校暂时没出现这个问题。有些学校用奖学金等手段吸引人学医。我的态度正好相反：医学专业不能通过利益诱导。因为医学是一个为人服务的学科，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不能贪图名利。生命时报：在你们的心目中，真正的“好医生”什么样？柯杨：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应该是个“成熟”的人，一个“全人”。我认为“成熟”的人，一是经过教育后有理性的思维方式，二是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体谅。而“全人”，不只是一个掌握技术的“匠”，而是要有交流能力、创新能力、团队精神、面对复杂情况和人打交道的能力等。黄钢：好的医学生和好医生一样，都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富有爱心和责任心，有不断否定自我的勇气，并善于总结提高，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激情。

也就是医用的手术刀.

1.手术刀 2.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目前的执行总编William Summerskill博士 3.电视剧 《柳叶刀》 柳叶刀即是曲刀的标准刀型。全长约1m,刀柄20cm左右。因刀刃形状似柳叶，故此得名柳叶刀。 通常以二支一同使用，较一般的刀刃为轻亦较不坚硬 。 曲刀由刀首、刀身、护手（格）和刀柄所构成,单侧有刃，呈曲线状，没有锋刃的一侧，称之为刀背。相传的“吴钩”，也是刀身呈曲翘状（按其形状可总称为曲刀或弯刀），具有适合劈砍的构造

2022年11月24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编辑部对原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王健伟教授、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教授等人关于“新冠肺炎对患者健康的长期影响”的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关注声明。该论文披露了对2020年1月7日至5月29日期间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出院的1733例患者，在当年6月至9月期间完成的集中随访的研究结果。该论文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COVID-19患者报告了发病6个月后仍有至少一个症状，比如疲劳或肌肉无力。《柳叶刀》编辑部上述关注声明称，《柳叶刀》编辑部在询问通讯作者后，于2022年11月7日被告知，涉事论文中使用的“数据集中的一些变量被错误地打乱了顺序”。“鉴于这些数据错误的程度，我们现在对‘6个月’论文发表关注声明，同时将进一步调查，包括对更正后数据的进一步统计和临床审查。”2022年11月24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编辑部发布的关注声明涉事论文的标题是《新冠肺炎出院患者的6个月临床结局：一项队列研究》，于2021年1月8日在线发表在《柳叶刀》上。该论文标明，曹彬、张定宇和王健伟贡献相同。曹彬为论文中标注的通讯作者。其中，曹彬的署名单位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相关网页2021年1月11日发布的信息称，上述研究由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共同完成。黄朝林、黄立学、王业明、李霞、任丽丽、谷晓颖、康亮、郭丽和刘敏为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评估了COVID-19对患者的长期结局影响。“研究发现，76%的患者在发病6个月后仍有至少一个持续症状。疲劳、肌肉无力是最常见的症状，睡眠障碍、焦虑和抑郁也频繁出现。”“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的曹彬教授表示：‘因为COVID-19是一种新发的疾病，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它对患者健康的长期影响。我们的随访研究表明，大部分患者在出院后仍然会继续受到该病毒的至少部分影响，出院后的医疗照护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住院时病情更重的患者。我们的研究也提示在更大的人群中进行更长期随访研究的重要性，以便了解该疾病可能对人体产生的全面影响。’这项随访研究于2020年6月16日至9月3日期间完成，入选了2020年1月7日至5月29日期间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出院的1733例患者。患者中位年龄57岁，中位随访时间为发病后186天。”中日友好医院相关网页上述信息称。《柳叶刀》编辑部关注声明针对的文章。该论文称，随访发现，76%的新冠肺炎患者在发病6个月后仍存在至少一个持续症状上述论文的署名作者有ChaolinHuang、LixueHuang、YemingWang、XiaLi、LiliRen、XiaoyingGu、LiangKang、LiGuo、MinLiu、XingZhou、JianfengLuo、ZhenghuiHuang、ShengjinTu、YueZhao、LiChen、DecuiXu、YanpingLi、CaihongLi、LuPeng、YongLi、WuxiangXie、DanCui、LianhanShang、GuohuiFan、JiuyangXu、GengWang、YingWang、JingchuanZhong、ChenWang、JianweiWang、DingyuZhang、BinCao。什么是新冠长期症状？在上述论文发表约一个月前，2020年12月，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社论称，“直面新冠长期症状困境”，并称，在2020年11月底举办的2020“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上，“曹彬介绍了关于武汉COVID-19患者长期结局的情况，并警示，一些出院患者的功能障碍和并发症可能会持续至少6个月。我们称之为‘新冠长期症状’，这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医学问题而且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来应对。”在上述涉事论文发表7个月后，2021年8月，曹彬、王健伟等人在《柳叶刀》上发表了对此前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出院患者中的1276名患者随访一年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还存在至少一种后遗症状的患者比例从6个月时的68%下降到12个月时的49%。”论文的标题是《新冠肺炎住院幸存者的1年临床结局：一项纵向队列研究》。对1276名新冠肺炎出院患者随访一年的研究结果但该论文在首次发表后进行了更正。其更正后的版本最早于2022年5月5日发布在《柳叶刀》网站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6个月论文”提及，在新冠肺炎发病6个月后，幸存者报告还存在至少一种症状的比例是76%。但上述“1年论文”提及的相关比例为68%。《柳叶刀》目前尚未披露其关切声明中提及的“数据不一致”是否为这一比例。《柳叶刀》编辑部2022年11月24日发布的上述关注声明称，“在收到了一位研究人员关于这两篇文章之间数据不一致的询问，我们向这两篇文章的通讯作者寻求解释。2022年11月7日，《柳叶刀》编辑部被告知，‘6个月’和‘1年’数据之间的不一致，是由于‘用于6个月的论文的数据集中的一些变量被错误地打乱了顺序’。鉴于这些数据错误的程度，我们现在对‘6个月’论文发表关注声明，同时将进一步调查，包括对更正后数据的进一步统计和临床审查。如有更多信息，我们将立即更新此通知。”此外，2022年5月11日，曹彬和王健伟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呼吸医学》上在线发表论文，报告了对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中1192人随访两年的研究结果。该论文称，从2020年1月7日至5月29日，2469新冠肺炎患者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出院。其中1192人在三次随访中完成了评估，被纳入最终分析；94%的人、1119人参加了感染两年后的面对面访谈。总体而言，新冠康复患者在首次感染后两年时的健康状况仍然差于普通人群，这意味着部分患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康复。“还存在至少一种后遗症状的新冠肺炎幸存者的比例从6个月时的68%，显著下降到2年时的55%，疲劳或肌肉无力是最常见的症状。”该论文的标题是《新冠肺炎住院幸存者的2年健康结局：一项纵向队列研究》。该研究被媒体报道为“全球新冠最长随访”。对1192名新冠肺炎出院患者随访2年的研究结果此外，据《柳叶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2021年7月17日，该期刊发表一项针对英国302家医院超过7万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每两个COVID-19住院患者中会有一人出现至少一种并发症。“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及谷晓颖在一篇相关评论中写道：‘考虑到全球有大量的SARS-CoV-2感染者，COVID-19后急性期的公共卫生影响是巨大的。除了分析COVID-19后急性期整个临床疾病谱的多种表现之外，还需要在具有不同人口和临床特征的人群中开展进一步研究，以阐明COVID-19后急性期尤其是远期COVID-19的病理生理机制。此外，还需要研究血清学特征，以及急性SARS-CoV-2感染导致的免疫异常和炎症损伤对后急性期或长期COVID-19的影响。’”中日友好医院官网显示，曹彬，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特长是诊疗呼吸系统感染；现任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兼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部主任、临床医学研究所管委会主任、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副院长；担任“国际流感和呼吸道病毒感染学会”委员、《ClinicalRespiratoryJournal》杂志副主编、《InternationalJournalofInfectiousDiseases》杂志编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杂志》及《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通讯编委。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官网显示，王健伟，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2月至今，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克里斯托弗_梅里埃实验室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院校科技管理处处长。2019年6月任副院校长、党委常委。上述信息称，王健伟主要从事重要呼吸道病毒感染致病机制与防治研究，曾获多项人才计划项目支持，系“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成员、“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专家组成员；系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Biosafety&Health杂志执行主编。

我认为我国医学领域需要的医生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 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熟练地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2. 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放思维，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并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3. 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职业道德，能够真正关注患者需求，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4. 具备团队合作意识和良好沟通能力，能够与其他医护人员协作完成工作任务。当然，以上只是基本要求，并不能完全概括所有需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医学科技不断进步，我们对于医生的要求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还需要持续地探索和创新，不断提升我们对于医生的要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