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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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Jul 15 11:26:18 2004), 转信第二编 秦汉文学第一章 秦汉散文一、所谓“汉代散文”是指政论文及抒情、叙事文，汉代散文创作的主流，就文体说是政论文，就文风说，是切中时事，朴厚无华。理解：秦汉散文的发展脉络。大体说，由西汉初期贾谊等的情感浓重，文气纵横，变而为西汉中后期刘向等的引经据典，再变而为东汉前期王充等的崇实诚、斥虚妄，通达深刻；再变而为东汉后期王符、仲长统等的抨击时弊，愤世嫉俗，文风几经迁转。第一节 李斯与秦代散文理解；一、《吕氏春秋》简况。《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撰，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前后，被视为杂家著作。二、《吕氏春秋》的说理方式。《吕氏春秋》文章一般都较短小，以事实说理，平实畅达，不求华丽，如《贵公》。从文学角度看，《吕氏春秋》最大的成就是它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它在阐述某个道理和思想时，往往采用一组寓言故事，从不同侧面予以说明。三、李斯生平与《谏逐客书》写作缘由。李斯，楚国人，公元前247年入秦。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拜为长史、客卿。秦统一，李斯为丞相，设郡县，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下令焚书而倡导“以吏为师”。李斯遭赵高诬陷腰斩于咸阳之市。李斯入秦十年，因韩人郑国为秦修灌渠事，秦大臣提议驱逐所有外来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所以写了《谏逐客书》。四、秦刻石文的特点。1、其形式四言为句，三句为韵，较独特。2、铺叙颂夸，气度宏伟，韵律谐和。3、限于刻石体制，文采不足。简单运用：《谏逐客书》的主要特点。这篇《谏逐客书》以逐客不利于秦的统一为中心。首先铺叙历史上客卿辅助秦国并使之国富兵强的事实，以明客卿不曾有负于秦；其次胪述秦始皇看重外国的玩好之物，而轻视客卿的事实，论定其重物轻人的错误，最后分析纳客和逐客的利害关系，指出逐客非但不利于秦的统一大业，还会使秦国趋于危亡。文章罗列众多事实，极力铺陈。《狱中上书》作者李斯。第二节 贾谊与西汉初期散文识记；1、贾山《至言》。2、贾谊生平。西汉初期重要的散文作家，今存《新书》。3、晁错生平。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汉书·艺文志》录晁错文31篇，《上书言兵事》和《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即《论贵粟疏》）是其政论散文的代表作。4、西汉初期散文作家枚乘著《上书谏吴王》。简单运用：西汉初期散文概况。西汉初期是文化发展的初期。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是与治国有关的政论，往往针对现实问题而发，行文平实明白，同时受战国策士影响，又有纵横家的遗风。综合运用； 1、贾谊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1）贾谊散文往往据实设论，理直气壮，深情恳切。《论积贮疏》是贾谊散文中的名篇，体现着贾谊文章气盛而情浓的特点。它首先说明蓄积的重要，继而指出当世生聚者少而糜费者多的堪忧状况，最后提出劝农的对策。文章紧凑严密，说理透辟。（2）文章铺饰排比，渲染淋漓，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的风神。如《过秦论》是贾谊最负盛名的史论散文。2、晁错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晁错散文的代表作是《上书言兵事》和《论贵粟疏》。（1）切实中肯，论精识深，擅长分析，言之凿凿。如《论贵粟疏》以有力的论据，说明轻赋役以劝农功，贵粟而贱金玉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2）晁错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辞藻谐偶，句式铺排。如《上书言兵事》论“得地形”。 第三节刘向与西汉中后期散文理解； 1、汉中后期散文大势：出现了言秘称经，以阴阳灾异论政议事的新特点。2、董仲舒及其散文。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景帝博士。主要散文作品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3、刘向生平。刘向，字子政，初名更生。出身皇族。一生曾三度入狱。刘向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刘向奏疏文的行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结构平整，逻辑清晰，往往先以正论开篇，继之以反证，然后总结观点，最后落脚在针对的时事之上。刘向写了《战国策叙录》。4、识记：西汉中后期，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叙写人个情志，表达社会生活感受，情感浓郁，个性鲜明。5、桓宽的《盐铁论》桓宽的《盐铁论》以史为鉴，真切时事和政策，全书全用对话体，简洁犀利，文风质直平实，缺少汉初政论文的气势，个别章段情浓气盛。简单运用： 《新序》、《说苑》的文学价值。《新序》十卷和《说苑》二十卷是刘向散文的代表作。两书都是采集群书中的逸闻锁事编撰而成，寓含劝戒训教之意。其中很多篇章类于后来的志人小说，在刘向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对后来的文言小说有不小影响。第四节东汉散文理解： 1、东汉散文大势：有着求实的鲜明倾向，有激情，也颇具文采。2、桓谭及其《新论》。桓谭，字君山，著《新论》29篇，赋、诔、书、奏26篇，多佚。保存最完整的是载于《后汉书》本传的《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疏》。3、王充。 王充，今存《论衡》85篇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全书以“疾虚妄”为宗旨，对汉世以来的阴阳灾异、河洛图谶以及今文经学学风、俗儒品格等给予有力的批驳。4、仲长统。 仲长统著有《昌言》。简单运用：1、王充散文的特点。请以具体作品说明。（1）王充在《论衡》的《对作》、《自纪》、《艺增》、《超奇》、《佚文》等篇中，提出疾虚妄而立实诚、反华伪而倡实用、斥模拟而贵独创、排晦涩而申通俗等写作主张。如《艺增篇》批语世俗中言过其实的现象。（2）在崇实的同时，也主张独创，而且也并不反对文辞的各具特色。（3）文章有时也写得繁冗累赘。2、仲长统散文的特点。（1）崇尚衫，充满变革的思想，如《理乱篇》。（2）文风较为质朴，而富于论辩色彩，往往言辞激烈。如《昌言》。（3）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有的文章也写得潇洒美丽，如《乐志论》。第二章 司马迁与汉代史传散文第一节 司马迁及其《史记》写作综合运用；1、司马迁的生平和创作心态。司马迁，字子长。创作心态：（1）史官世家的出身，对司马迁的一生影响甚巨。一方面，家族浓厚的文化气氛，使他从小就得到优良的文化熏染。另一方面，“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家族荣誉，令司马迁甚感自豪。（2）在司马迁的思想中，还有一种“圣人”情结。司马迁的家族荣誉感所激发的著史的强烈愿望，因于这一“圣人”情结，而升华为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他存在的命脉所在。（3）“李陵事件”使身被腐刑的司马迁愤怨已极，痛苦不堪，也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从司马迁的出身、经历、思想心态来看，他写作《史记》有内外不同的动因。基于家族荣誉感而激发出来的强烈的著史愿望，和他胸怀大志的“圣人”理想，是他著述《史记》的内因，是最根本的动；“李陵之祸”所激发的“发愤”情绪，是他著述《史记》的外因，这个遭遇使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2、《史记》的成书和体例。司马迁遍览经史，亲自调查，网罗一切可以获取的史料，考核编排，写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规模宏大的《史记》。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的通史，开创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写通史的范例。本纪，记述历代帝王的兴衰沿革，是全书的纲领；十表，依年月摘记大事；八书，载录文化、经济、制度；世家，记载王侯各国状况；列传，记述古今特殊人物或集团。本纪、世家、列传是《史记》的核心部分，十表、八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对核心的补充。通过这个有机的结构体，司马迁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初衷。 第二节《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综合运用：《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特点。一． 精巧的剪裁和安排。1．司马迁写人的剪裁和安排的手法。《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写他的知人善任，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而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互见法”的使用，即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2．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如《李将军列传》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四个战役写出了李广的主要性格特征。二．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三．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四．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史记》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五．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猾。第三节班固《汉书》及东汉其他历史散文一、班固及其《汉书》理解： 1、班固生平。班固，字孟坚。班固用二十多年时间，写成《汉书》的大部分。其“八表”和《天文志》，由班因的妹妹班昭和学者马续补作而成。建初四年，受命撰集论议之言，写成《白虎通德论》。有《班兰台集》十七卷。2、《汉书》简况。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翔实记录了西汉一代229年的历史。其体例为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简单运用： 1、班固与司马迁史学思想与写作的区别。班固著史，和司马迁的“私作”不同，直接受到皇家意志的限制。在思想上，《汉书》站在刘汉王朝的立场，坚守儒家思想正统。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与《史记》有较大差别。在写作上，《汉书》不像《史记》那样融注了作者的深情和感慨，而是更加平实客观，冷静翔实地照录史实。2、《汉书》刻画人物细腻的特点。《汉书》不少人物传记，能够摹声绘形，传达人物的神貌和性格。《汉书》中《李广苏建传》中对李陵、苏武的刻画就十分精细。李陵兵败降匈奴。昭帝时，派李陵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伺机招回李陵。任立班与李陵相见的叙描，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微妙心理，非常细腻。两次想见，第一次因为单于设宴，双方不得交谈私事，任立政只能以眼神和动作暗示。第二次相风，老朋友可以一叙衷情，但中间又插进个卫律，于是，立政婉言侧敲，李陵优心忡忡。班固把这个场面，写得曲曲折折，回旋细腻，极能传神达意。二、《吴越春秋》及其他识记： 1、东汉时期，以赵晔《吴越春秋》和袁康《越绝书》最为知名。理解： 《吴越春秋》与《越绝书》异同。《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这两部杂史都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内容有很多相同。它们在写作上有一些共同特点：记录基本史实而外，还虚构了一引起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采用了不少神话和民间传说，与后世的传奇小说相近。二者的不同之处：如《吴越春秋》前后连贯成篇，《越绝书》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从文学视角来看《吴越春秋》似较《越绝书》更具文学性。简单运用： 《吴越春秋》内容及写作特点。
主要科研成果曾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及中油集团原物探局从事石油勘探工作50余年。李庆忠同志长期从事地震勘探研究工作，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解决了勘探中的技术难题，而且对物探技术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对克拉玛依、胜利、华北等油田的发现以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勘探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中国石油物探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系统地阐明了地震波的波动理论，1972年与国外同时提出了积分法绕射波叠加 成像技术，使地震勘探技术从几何地震学进入了波动地震学时代，1975年采用该技术进行数字处理，迅速查明商河西油田地下构造形态，两年内探明石油储量5400万吨，并顺利投入开发。1966年首次提出三维地震勘探方法及原理，并在东辛油田上绘制出三维归位构造图，取得了良好的地质效果。1974年又在新立村地区组织了世界上第一片束状三维地震勘探，发现新立村油田，此方法现已成为陆上三维勘探的 主要方法。1974年首创两步法三维偏移，论文发表比国外早五年。最近他系统研究了提高地震勘探精度的各个环节，1993年发表了专著《走向精确勘探的道路》，全面评述了高分辨率地震勘探的理论及发展方向。1985年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的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带勘探理论及实践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李庆忠先后出版学术专著2部，《走向精确勘探的道路》、《地震波的基本性质》，曾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25篇。以其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受到国家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表彰，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命名为石油工业杰出科技工作者。论文或专著发表情况：（1）《地震波的基本性质——复杂断块油田的反射波、异常波及干扰波》发表于《石油地球物理勘探》1974年第1-2期合刊，第1页至142页（2）《东营-辛镇油田的勘探历程——一个最早的三维地震勘探的实例》发表于《地球物理学报》1979年第2期第140-155页英文稿在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1978年旧金山年会上宣读。（3）《三维绕射扫描叠加》发表于《石油地球物理勘探》1975年第3期（4）《近代河流沉积与地震地层学解释》发表于《石油物探》1994年第2期第26页至41页（4）专著：《走向精确勘探的道路》由石油工业出版社1993年出版获奖情况《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勘探理论及实践》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外审时间一般是一个月，不过大部分外审专家会在半个月内给答复。催稿一般得3个月以后，若是着急可以在录用以后多交版面费加急就可以了。
“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的意思是：没有放弃追究责任的权利。
在法律上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执行，由国家授权的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实施法律制裁，其他组织和个人无权行使此项权力。法律责任分为：刑事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经济法律责任、违宪法律责任。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包括：个人负责，不株连原则；重在教育原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原则。
扩展资料：
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
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
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
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法律责任
石正丽2015论文的相关解释如下：
SARS- CoV冠状病毒的出现预示着全球范围内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跨物种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
从那时起，动物种群中出现了包括甲型流感病毒株H5N1、H1N1和H7N9以及MERS-冠状病毒在内的几种病毒株，给疫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疾病、死亡率和经济困难。
尽管公共卫生措施能够阻止SARS-冠状病毒的爆发，但最近的亚基因组学研究已经确定了在中国蝙蝠种群中传播的与SARS密切相关的病毒序列，这些病毒可能构成未来的威胁。然而，序列数据本身提供了识别和准备未来的盘前病毒的最小洞察力。
因此，为了研究传播蝙蝠冠状病毒的出现可能性（即感染人类的可能性），我们从中国马蹄蝠分离的RsSHC014-冠状序列中构建了一种编码人畜共患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其背景是SARS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的脊骨。
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不必依赖于其自然基础上其他必要的适应性突变。利用这一方法，我们在原代人体气管细胞和体内鉴定了SHC014棘突蛋白介入导致的冠状病毒感染，并测试了现有免疫疗法对SHC014-冠状病毒的疗效。
综合起来，该策略转译成宏基因组学数据，以帮助预测和准备未来的紧急病毒。
就是有效期内随时可以对你执行法律法规！
关于企业预算的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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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预算的论文参考文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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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具体要看你发的是什么样的杂志了，不同杂志的发表周期也不一样。省级、国家级的普刊一般是2-6个月（特别快的1个月左右，一部分可以办理加急版面）。杂志都有出版周期的问题，而且有的版面特别紧张，所以，如果用，要提早半年，不宜临时抱佛脚。每年三月份、九月份，是各地上报职称材料的高峰期。各个正规杂志社稿件大量积压，版面十分紧张，因此，及早准备。早准备、早受益。我当时是在百姓论文网发表的，省级的大概在2个月左右拿到手的，各方面都挺满意的，
（一）“石油”名称的探源
“石油”，顾名思义，就是从石头里流出来的油，它既形象又十分确切。这个矿物名称是九百年前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1095年）命名的。公元1080年，宋神宗派沈括负责陕北一带军事，在任职期间，对延长一带的石油亲自作了考察。根据观察和实践，他认为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之中，“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于是沈括就科学地把它称之为“石油”。他在《梦溪笔谈》中写道：“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并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随着人们对石油的认识逐渐深入而不断地变化。最初，把它看成是可以燃烧的水，叫“水肥”；后来，人们对它的性能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就称它为“石漆”、“石脂水”；北宋时期开始对石油进行提炼，称提炼后的石油产品为“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等。自沈括把它称为“石油”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二）新疆石油工业的诞生
新疆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大家的共识。在古代，新疆各族人民是通过流出地面的油苗来认识和收集、利用石油的。新疆天山南北的地面油、气苗露头十分丰富，已发现的就有200多处，最早有文字记载新疆石油的是唐朝李延寿编写的《北史》。在《列传八十五》中记载：“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饣弟饣胡，甚臭”（图4-1-1）。
1.新疆早期石油工业（1912年前）
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在推行新政振兴实业的风尚影响下，新疆地方官吏开始重视并力图建立新疆的石油工业。根据王树楠（1909）主编的《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官府派员“分道勘察”，共发现“新疆南北石油矿产大小十余处”，有乌苏的独山子、将军沟、旗杆沟、绥来（即现今的玛纳斯）的博罗通古、昌吉的头屯河、塔城的青石峡（即现今的克拉玛依）、库车的老铜厂（即现今的康村）、喀什的库斯浑山、焉耆的额林哈毕尔山等处。并得出结论：唯乌苏独山子地方所产油质较博罗通古、昌吉头屯河、塔城青石峡、南山、库车之老铜厂、北山等处为佳。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派员将采集到的独山子、博罗通古、头屯河等处的石油送到俄国里海的工厂化验，经俄厂工匠分别熬炼，每百斤可提净油六十余斤，足与美洲之产石油相抗衡。
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的新疆商务总局，向俄国购买挖油机一座，运置独山子，开掘油井，深至七八丈（21～24米），井内声如波涛，油气蒸腾，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数尺。
此外，在迪化（即乌鲁木齐）西境四十里之四岔沟前，用土法挖井取油，每日可取油七八斤至十余斤，所产之石油混入牛、羊油用于制作蜡烛，所产之品，光明耐久。
在此同时，据清朝光绪末年（1907～1908）编撰的《塔城直隶厅乡土志》记载，“青石狭硖西北八十里，距城东南六百余里，有石油井，产煤油，俗称石油，现溢于外者系油酱。前俄人在哈图山伙开金矿时，用以膏车擦轴，至三四日不干涩。其油酱经晒成块，甚坚结，经火仍化为酱。俄人用以上房顶，甚坚滑，无渗漏雨水之虞。又用以熔铺房地，光洁如漆，易于洒扫。”
黑油山石油的土法开采，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比目前能见到的一切文字记载都要早得多。1919年出版的翁文灏论著《中国矿产志略》记载，根据新疆地方官员调查所得“日可取油二百数十斤”，照此推算，一个月的产量在3～4吨。在20世纪初，用土法开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2.新疆近代石油工业情况（1912～1949）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时期，国内许多有识志士，十分关心新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地质界前辈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和孙越琦等对新疆的石油地质情况进行了考察和描述。
1919年翁文灏在他所著的《中国矿产志略》中指出：“新疆亦以产油著闻”。“今所知者，库车、乌苏、绥来、迪化、塔城诸县确产石油”。1937年谢家荣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中国之石油》一文，从生油层的角度对新疆石油资源做了很高的估价：“世界之含油地层之地质时代，最古者有奥陶、石炭、二叠等纪，新者则以第三纪及白垩纪为最重要，唯新疆有此二纪之海相层，复证以该省油苗之多，则中国将来油矿业之中心，其在斯乎？”。
1936年，新疆省政府和苏联政府决定联合勘探和开发独山子石油，4月成立独山子石油考察团，在独山子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开始钻探。同年10月将从苏联引进的炼油设备，从安集海搬迁至独山子，成立独山子炼油厂。1936年在独山子背斜东高点钻第一口探井，1937年元月14日完钻，井深200多米，初产油10吨/日左右，不久就停喷。该井目前仍存在，并立牌纪念，是新疆第一口机械动力钻探的探井，具有纪念、教育意义。至此，新疆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就已初步形成，从地质调查、钻探、采油、炼油、产品销售及后勤生活供应一整套系统逐渐完善。
1936～1942年，共钻井33口，进尺14152米，最深的油井是21号井，井深达1453米。钻成的33口井中，有11口井进行过正式采油。1942年独山子油田一年产油7321吨，是旧中国原油产量最高的年份。
1942～1943年，地质学家黄汲清、杨钟健等对独山子矿区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后又到库车铜厂油田（现叫康村油苗）和温宿塔拉克油田（实际上是油苗）考察，著有《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和《新疆乌苏县独山子石油及煤气矿床说明书》，记述了独山子一带的地质、钻探和开采情况，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新疆石油地质比较完整的专著。
1943～1949年，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关系恶化，苏联政府召回在独山子油田工作的专家，搬走各种钻采设备，使独山子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陷入低谷，到1949年原油日产量只有2～3吨。
从有文字记载可知，从1936年至1949年，独山子油田共计采出原油11497吨，炼油11000吨，产汽油2200吨、柴油2172吨。
（三）铸造新疆现代石油工业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同时，中苏关系重修友好。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议，其任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进行寻觅、探测、开采及提炼石油与天然气”，同年9月30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宣告成立。成立后的股份公司，首先恢复和发展独山子油田的生产。从1951年5月开始，钻了一批生产井，原油产量迅速上升，原油年产量1952年达到5.2万吨，1953年原油年产量提高到7万吨。1951年至1954年共生产原油17.5万吨，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独山子油田历年原油总产量的15.2倍。
与此同时，先后在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库车和喀什—乌恰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地质调查和钻探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石油地质资料，为日后的油气勘探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1955年1月1日起，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从此新疆石油工业的各项工作均由我国政府独立自主掌握，随即从我国各地调来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填补苏方专家回国造成的空缺。同年7月6日，克拉玛依1号井开钻，10月29日该井于井深620米处完钻试油，喷出原油和天然气，宣告中国第一个新的大油田诞生。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进行油、气勘探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并于1956年底，已控制克拉玛依油田面积55平方千米。1957年年产原油7.02万吨。同时迅速地向外扩大勘探，又先后找到了白碱滩、百口泉、乌尔禾、红山咀等油田，1958年年产原油增至33.38万吨。
为了使原油能及时安全地向外输送出去，1958年5月开始修建克拉玛依至独山子炼油厂输油管线，全长147千米，这条输油管线是全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于1959年元月投产，年输油能力53万吨。1962年，这条输油管线的复线建成投产。1973年，从克拉玛依至乌鲁木齐的第一条输油管线正式投产，全长295.6千米，年输油能力300万吨。1981年克拉玛依至乌鲁木齐的输油管线复线建成投产，新增年输油能力400万吨。
在坚持石油工业的发展以勘探先行的思想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在准噶尔盆地除已找到的克拉玛依、白碱滩、百口泉、乌尔禾、红山咀油田外，还找到了齐古油田和车排子油田；在塔里木盆地库车地区找到一个依奇克里克小油田；在吐哈盆地找到了胜金口和七克台两个小油田。
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各石油企业单位支援大庆石油大会战的号召下，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勘探力量所剩无几。在吐哈盆地勘探的玉门石油管理局全部人力、物力都调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新疆三大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处于低潮期。
1975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在叶城县西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时，发现了柯克亚构造（原称西河甫构造）。同年12月4日在柯克亚构造上定了一口参数井——柯参1井。1976年5月1日开钻，1977年5月17日在钻至井深3783.1米时，发生强烈井喷，高压油、气、水携带砂石从井口喷出，高达40多米。初期最高日喷液量9500立方米，其中原油1000吨。日喷天然气350万立方米。其喷势之猛、压力之大、日喷液量之高，在新疆地区石油勘探史上所罕见。现已探明柯克亚是一个凝析油气田，结束了塔里木盆地南缘无油气田的历史，也结束了和田地区要从2000多千米外的吐鲁番大河沿拉运燃油的历史。
1978年，地矿部西北石油局开始组织队伍进入塔里木盆地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1984年9月22日，在塔里木盆地北部沙雅隆起上的沙参2井钻至5391.18米奥陶系白云岩时，发生强烈井喷，喜获高产油气流，初期日产原油1000立方米、天然气200万立方米，宣告塔河油田已被发现。该井的出油，现实意义重大。沙参2井是新疆塔里木盆地第一口古生界海相油气田发现井，是找油新领域的突破。也证明了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揭开了该盆地寻找大油气田的序幕，并为国家制定“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油气工业发展战略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3年，石油工业部抽出玉门石油管理局及物探局部分勘探力量，对吐哈盆地重新开展全面勘探，并于1987年布置第一口科学探索井——台参1井。该井于1989年元月5日在中侏罗统三间房组地层测试获得工业油流，从而拉开了吐哈盆地石油会战的序幕。目前在吐哈盆地已找到14个油气田和9个含油气构造。
20世纪90年代，石油部和地矿部除在塔里木、准噶尔和吐哈盆地开展油气勘探外，还对伊宁盆地、精河盆地、三塘湖盆地、焉耆盆地和大、小尤尔都斯盆地及柴窝堡盆地开展油气勘探工作，并在三塘湖、焉耆盆地各找到3个油气田，柴窝堡盆地找到一个小型气田（图4-1-2）。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一个是如果你发的是普刊，那么周期就会短一些，一个是如果你发表的是核心期刊，有可能一年多才能见刊发表，前提是录用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是自己投稿，会慢一些，如果你是找一些论文机构帮忙投稿发表，会快速一些。我之前找淘淘论文网发表的经济类论文，2个月就给你加急发表了，是普刊，如果是核心他们也没法加急。所以看你发表的什么刊物了。
首先拿自然投稿来说，省级和国家级的论文审稿需要1-2天，发表时间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话半个月内就可以完成，慢的话甚至要4-7个月之久了。对于质量水平较高的期刊和一些大学期刊来说，投稿发表时间通常在6个月左右，较快的也需要3-4个月。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发表需要6-10个月，总体时间大致是1-1.5年。北核和南核的审稿需要3-4个月时间，出版则需要6-15个月时间，跨度大，总共需要时长约1-2年。SCI和EI等与北核南核时间周期类似。众所周知，省级和国家级别的期刊是普通期刊，是职称期刊发表的起跑线。相对而言，从选刊到成功收刊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些刊物块的话研究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收到了，如果慢的话，大概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