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过种族歧视论文的教授

前言 托马斯·索维尔（生于1930年6月30号）是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现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是坚定的经济学传统芝加哥学派的继承者和守护者，很有可能是继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之后，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捍卫者。他的一生著述甚丰，桃李满天下，其理论和独立知识分子人格成为美国学术界和社会研究领域的旗帜，就连那些不同意他的学术和理论观点的人士对此也心悦诚服。他的充满争议和严谨的观点在当前西方各国普遍左倾、集体主义倾向和政治正确大行其道的社会中尤其显得弥足珍贵，成为这些社会中自我修复、纠错能力的根基。这篇文章编译至《华尔街日报》社评作家和编辑委员会成员的杰森·莱利（Jason Riley）的一次演讲，他最近的新书《特立独行：托马斯·索维尔传记》于2021年5月出版。莱利先生作为一个黑人，持有与索维尔完全一致的关于种族和社会公平原则的看法，他自认为是索维尔的忘年之交。他的早期著作《请停止帮助我们！》是对美国社会基于种族的福利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一次切底反思，认为种族配额、基于平权的社会实践对黑人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伤害。他主张回到马丁·路德·金博士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基于人格而不是肤色的经济社会政策。为写作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传记，我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不断看到索维尔自己对他所崇拜的学者的描述，而且我经常被这些描述完全适用于索维尔本人而感到震惊。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是索维尔在芝加哥大学的论文指导教授之一，斯蒂格勒教授于1991年去世后，索维尔写道：在一个充满了自我推销的学者的世界里，他们创造流行语并使自己站在当下流行的天使一边，乔治·斯蒂格勒是罕见的正直和罕见的智力的缩影。他从不在学术阵营里摇摆，从不为某个事业摇旗呐喊，从不创造个人崇拜。他做的是一个学者和教师的工作--两者都很出色--并且他发现这就足够了。如果你想学习，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思考--如何避免模糊的词语、模糊的想法或蒙蔽现实的悲观情绪--那么斯蒂格勒就是你的人。这里是索维尔对他在芝加哥的另一位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描述：[他]是极少数既有天才又有常识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可以在学术刊物上向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们表达自己的最高分析水平，同时还能写出通俗的书籍......让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理解。我很难想出比这些更好的方法来描述托马斯·索维尔本人。当我想到他的学术研究时，我想到的是：知识的完整性、分析的严谨性、对证据的尊重、对那种来来去去的时尚思维的怀疑态度，然后是清晰的思路。一篇又一篇的专栏，一本又一本的书，用通俗易懂的英语写给普通大众。 教育和特许学校 2020年，90岁的索维尔出版了他的第36本书《特许学校及其敌人》。我当然不希望他就此封笔，但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你很难为他那已经跨越六十年的出版生涯找到更合适的封山之作了。【编译者注：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是美国改革公立教育的一个尝试。特许学校仍然接受政府资金支持，但在学校管理和运营上完全独立。】 索维尔的头两本书是学术性的。但他于1972年出版的第三本书--半自传体《黑人教育：神话与悲剧》是写给普通大众的。这本书源于他1970年为《纽约时报》杂志写的一篇关于黑人学生的大学录取标准的长文。它以叙述他自己的教育开始--首先是在他出生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种族隔离学校，后来是在他长大的纽约市哈莱姆区的种族融合学校。 几十年来，索韦尔一再回到教育这个话题上。在《特许学校及其敌人》的序言中，他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与《公共利益》杂志编辑欧文·克里斯托尔的一次谈话。克里斯托尔问索维尔，如何才能为黑人创造高质量的学校，索维尔回答说，这样的学校已经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好几代。 克里斯托尔要求索维尔写关于这些学校的文章，1974年的《公共利益》杂志刊登了索维尔关于华盛顿特区全黑人孩子的邓巴中学的历史的文章，这所学校不仅表现优于当地的白人学校，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多次在标准化测试中达到或超过了国家标准。索维尔写道，从1870年到1955年，"邓巴的大多数毕业生都上了大学，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白人或黑人--都没有。" 两年后，在同一刊物上，他又写了一篇关于全国各地成功的黑人小学和中学的文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公立特许学校，往往以低收入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为主，是索维尔40多年前研究的成绩优异的黑人学校的继承者。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些特许学校不仅仅是比拥有相同人口群体的传统公立学校做得更好，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内的特许学校学生的表现超过了全国最富有和最白的郊区学区的同龄人。例如，在纽约市，‘成功学院’系统（该学校系统在纽约市运行47所学校，拥有17000名学生）作为一所特许学校已经有效地缩小了黑人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学术成就差距。 索韦尔在书中写道： 这些特许学校在教育方面的成功打破了那些遗传决定论、声称考试中存在文化偏见、断言种族 "融合 "是黑人达到教育平等的必要条件或认为收入差异是教育差异的 "根本原因 "之一等等断言。 索维尔接着说，最后一种关于贫困的说法，"几十年来一直被用来免除传统公立学校对低收入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失败的任何责任。" 但是，特许学校目前招致的反对声浪和激动的敌人，并不是因为它们不起作用，而恰恰是因为它们起作用。因此，它们对教育现状构成了威胁。它们威胁到目前的权力平衡，即允许管理公共教育的成年人的利益高于对学生最好的东西。糟糕的学校继续拿到政府资金而存在，因为这些学校仍然为成年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孩子们是否在学习，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问题。 正如索维尔所写的： 学校的存在是为了教育孩子，而不是为了给教师提供铁饭碗，不是为了给教师工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会费，不是为了给教育官僚机构提供垄断，不是为了给教师学院的[毕业生]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市场，也不是为了给思想的灌输者提供一群被虏获的听众。 不幸的是，近年来特许学校的反对者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他们对设置特许学校的数量和地点都进行了限制。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支持特许学校，但民主党人在教育问题上已经急剧向左转，拜登政府对特许学校的态度也更加怀疑。所有这些都使索维尔的书与他所写的任何书一样在当下尤为及时和重要。种族与社会公平 我想写这本传记的原因之一是，索维尔的许多学术成果仍然与我们今天的政策辩论有关。我们仍然在讨论经济不平等、平权行动、社会正义、批判性种族理论、奴隶制赔偿、最低工资法的效力以及移民的利弊，所有这些都是索维尔的著作所涉及的。坦率地说，我发现今天有这么多人知道Ta-Nehisi Coates（黑人作家，声称美国社会充斥着白人至上主义）、Ibram Kendi（波斯顿大学教授，反种族主义者）和Nikole Hannah-Jones（纽约时报记者，1619项目的推动者）这样的名字，但不知道托马斯·索维尔，这让我感到很沮丧。老实说，索维尔的学术研究让这些人相形见绌、难以望其项背。这不仅仅是他的著作的数量，也是他分析的范围、深度和严谨性。他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并驳斥了他们的许多论点，在某些情况下，在今天提出这些论点的人还没有出生之前。就索维尔的知名度而言，主要是由于他关于种族争议的著作。但他的大部分书都不是关于种族主题的，即使索维尔从未写过一个关于种族的字，他也会作为一个研究种族问题的一流学者而脱颖而出。索维尔说，在他自己的书中，他最喜欢的是《愿景的冲突》，他在书中试图解释是什么推动了我们关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意识形态争议。他追踪这些不同的 "愿景"，或对人性的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从威廉·戈德温、伊曼纽尔·康德和让·雅克·卢梭等思想家，一直到约翰·罗尔斯和今天的所谓“社会正义”的倡导者。他在书中描述的相互冲突的观点是对人性的约束性或悲剧性的看法和无约束性或乌托邦式的看法。对人类状况有更多约束性看法的人认为人类有无望的缺陷。他们看到了人类进步的内在限制。他们说，我们可能想结束战争、贫穷或种族主义，但这可能不会发生。因此，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机构和程序上，帮助社会处理我们永远无法根除或预见的问题。在另一边，你有不受约束的或乌托邦式的人性观，它拒绝人类可以实现的东西有限制的想法。这是一种信念，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实现的，没有必要进行权衡。根据这种观点，人类通过利用适当的理性和意志力，我们不仅可以管理战争、贫困、种族主义或大流行病等问题，而且可以完全解决它们。根据他们所接受的观点，索维尔解释了为什么两个人，同样的消息灵通，同样的善意，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得出相反的结论，包括税收、租金控制、学校选择、军事开支、政府权力和司法行动主义等等。当康德说，从 "人类这种弯曲的木材中，从来没有直的东西被制造出来 "时，他展示的是受限的观点。当卢梭说 "人生而自由，但到处都有枷锁 "时，他表达的是不受约束的观点。当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61-1865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说他作为法官的工作是确保游戏按照规则进行，无论他是否喜欢这些规则，这都是一种受约束的观点。当厄尔·沃伦（Earl Warren，1953-1969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说他作为法官的工作是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不管法律如何，这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观点。这就是解释索维尔关于几乎所有话题的著作的哲学框架。种族冲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索维尔将注意力转向了种族争议。他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有些事情需要说出来，而愿意说出来的人太少。索维尔对当时民权运动方向的批评最终使他被 "取消"，用今天的流行用语，就是成为了取消文化的受害者。黑人精英们尤其不想和他打交道，因为他反对平权行动，他们说服主流媒体的其他人不要认真对待他的观点，也不要在当时的问题上向他寻求黑人的观点。索维尔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黑人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比白人过去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要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人活动家想把焦点放在白人的种族主义上。这有助于他们筹集资金和保持相关性。政治家们使用同样的策略也不神秘--这有助于他们赢得选票。但索维尔认为，关注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底层社会的帮助一点也不明显。你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每天指出其他人、团体、机构和整个社会的道德缺陷。问题是这是否有助于最需要帮助的人。今天的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家在开展工作时，假定黑人底层社会面临的唯一真正问题是白人种族主义。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对黑人社区治安的关注。种族主义的警察存在吗？当然有。一些警察是否滥用权力？当然有。但是，贫穷的黑人社区之所以如此暴力，是因为有坏警察吗？减少警察资源能改善这种状况吗？据《芝加哥太阳报》报道，2019年芝加哥有492起杀人案，其中只有三起涉及警察。因此，如果警察使用致命武力是芝加哥的一个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次要问题。芝加哥或巴尔的摩或圣路易斯的年轻黑人男子可能确实每天早上离开家时都会担心被枪杀，但不是被警察枪杀。去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佛洛依德被四名警察滥用暴力致死的地方），有一项政策提案被提交给选民，该措施将取消警察的经费并完全改革警察执法。但该措施不仅被否决，而且遭到了犯罪率高的地区的黑人居民的强烈反对。而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居民并不是异类，他们是典型。在2020年发布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全国有81%的黑人表示，他们希望警察在他们社区的存在保持不变或增加。一年前发布的另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特别询问了低收入社区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居民对警务的看法。59%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警察在他们的社区花更多时间。在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被警察枪杀后的201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大多数黑人受访者表示警察公平对待他们，而且表示 "希望警察在当地社区有更多的存在 "的黑人远远多于白人，比例为二比一。这也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在1993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82%的黑人受访者说刑事司法系统对罪犯的处理不够严厉，75%的黑人希望有更多的警察上街，68%的人说我们应该建造更多的监狱，以便可以判处更长的刑期。声称代表低收入少数民族的活动家和自由派精英们正在推动为警察提供资金的努力。但他们大多是在为自己说话。这是索维尔很早以前就指出的问题。 索维尔经常会被问到与其他那么多黑人背道而驰的感觉如何。他不可避免地会纠正这个问题的前提。"你不是说我与大多数黑人背道而驰，"他回答说。"你的意思是我与大多数黑人知识分子、大多数黑人精英的想法相悖。但黑人知识分子并不代表大多数黑人，就像白人知识分子不代表大多数白人一样。"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例如，大多数黑人支持选民身份证法和学校选择，而大多数黑人精英--学者、有色人种协进会、"黑命贵 "活动家等—则坚决反对这些主张。相反，大多数黑人反对大学招生中的种族偏好（即对黑人考生降低标准），如前所述，反对为警察提供资金则是黑人精英们赞成的事情。索维尔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些差异，而且从那时起这些差异只会越来越大。他关于知识分子历史的著作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有自己的自我服务议程和自己的优先事项，应该被理解为如此。自由主义精英们大体上控制着媒体、好莱坞。他们控制着学术界。他们掌管着发放知识分子奖项和奖金的基金会。索维尔拒绝与他们打交道，拒绝软化立场。这使他在声望和名声方面付出了代价。他已经付出了代价，这也是他不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那样出名的原因之一。我经常告诉人们，如果你认为Ta-Nehisi Coates和Nikole Hannah-Jones代表了大多数黑人的观点，你需要认识更多的黑人。关于批判种族理论 索维尔现在已经91岁了。他去年出版的书是他的第36本书，也是他80岁以后的第五本书。对于一个来自吉姆·克罗（范指19世纪一系列的种族分离法律，主要在美国南部）南方的黑人孤儿来说，这还不算太坏，他在大萧条时期出生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没有读完高中，直到28岁才获得大学学位（索维尔没有念完高中，在韩战期间参加海军陆战队，战后回到美国，短暂地在华盛顿工作的同时在霍华德大学上夜校，由于成绩出众并且在标化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得以进入哈佛大学，于1958年以最高荣誉获得本科学位，专业是经济学，次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由于他的导师Stigler已经决定转往芝加哥大学，他随即跟随导师进入芝大，他的另外一位博士论文指导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直到40岁才写出第一本书。但即使撇开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人历程，索维尔也是一个罕见的物种。他是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一直在寻求真理的人，不管这是否会使他受欢迎。他一直愿意遵循事实和证据，无论它们指向何处，即使它们导致了在主流看来政治上不正确的结果。这些特质本来不是一个使你成为杰出学者的东西，但在当前的学术和主流社会中，它们越来越重要了。想想我们目前关于批判种族理论的辩论。这些思想曾经在大学的一些小众的研讨会里浮出水面。现在它们正通过“多样性培训”进入我们的工作场所。它们正通过《纽约时报》1619项目进入我们的小学，该项目试图将奴隶制置于美国建国的中心。这很荒唐。奴隶制存在了几千年，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中，在美国建国前很久就存在了。被送往伊斯兰世界的非洲奴隶比被送往美洲的更多，今天在苏丹和尼日利亚仍然存在奴隶制。美国的独特之处不是奴隶制。而是解放，它是我们从奴隶制到马丁-路德-金再到黑人总统的速度。美国黑人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取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有史以来无可比拟的。正如索维尔所指出的，美国因奴隶制而变得繁荣的说法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个别奴隶主当然是繁荣的，但这与说国家受益是不同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奴隶制时期还是之后，该国拥有奴隶制的地区都是最贫穷的地区。同样，在巴西，进口的奴隶比美国多得多，奴隶制集中的地区在奴隶制期间和之后都是最贫穷的地区。再看另一个例子，东欧实行奴隶制的时间远远长于西欧--但西欧却一直比较富裕。被送往北非和中东的非洲奴隶比来到西方的多出数百万。如果奴隶劳动能产生经济繁荣，为什么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如此贫穷？而后来，当中东确实开始变得更加富裕时，这并不是因为奴隶制--而是因为发现了石油。在另一篇1619项目的文章中，作者写道："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黑人是独自反抗的。" 这个令人震惊的无知论断简单地把贵格会和其他组织在18世纪的作用、废奴主义者和新成立的共和党在内战和重建时期的作用，以及20世纪初由白人和黑人共同创立的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作用从历史中抹去。它还忽视了非黑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作用，民权运动是由与白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其他反对种族歧视的人组成的联盟推动的。但以这些理由对1619项目提出异议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该计划的全部目的是将奴隶制作为今天种族不平等的一个万能的解释。其论点是，由于奴隶制和吉姆-克罗的存在，黑人的学习成绩滞后。由于奴隶制和吉姆-克劳的存在，他们在就业方面滞后。由于这段可怕的历史，他们的收入和房屋所有权以及所有其他方面都落后了。这是政治左派不断试图将黑人目前的问题归咎于白人过去的行为的一部分。归根结底，这是在试图淡化文化和个人责任在推动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黑人是无罪的，白人是邪恶的。反对这种说法的白人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拒绝这种说法的黑人则被斥为傻瓜或机会主义者。关于奴隶制的真正事实在严肃的历史学家中是众所周知的。但现在这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哪里？有几个人站了出来，像戈登·伍德（历史学家，布朗大学教授，生于·1933年）和詹姆斯·麦克弗森（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生于1936年）。但为什么这么少？为什么每所主要大学的每个历史系的主任都不反击这个1619计划的胡说八道？这个国家的顶级学者们应该义无反顾、大张旗鼓地站出来批判这样的“理论”。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保持沉默？严肃的学者们已经写了无数关于我们国家建国的书，而这些书中没有一本是由尼科尔·汉纳-琼斯写的。为什么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此害怕与一个从未写过书，甚至从未写过任何学术论文的记者对抗--更不用说关于奴隶制的历史？他们如此害怕的原因是，与她论战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他们会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学术生涯。这就是那种我们见得太多的知识分子的怯懦，二者恰恰是让索维尔的生活和工作如此与众不同之处：勇气。索维尔并不害怕。这种事情在学者和知识分子中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在记者中也是如此，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的。索维尔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将真理置于流行或政治正确之上。我们需要一百个像他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