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会议历史分析论文发表

万年历史的金字塔提起金字塔，相必大家就会想到埃及。然而金字塔并非埃及独有，印尼也发现了金字塔建筑，并且有着上万年历史！快来和我一起探索印尼金字塔吧~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地球物理联盟会议上，印尼团队发表部分研究结果指出，西爪哇 Gunung Padang 具有上万年历史的巨石遗迹，实际上为金字塔建筑。Gunung Padang 位于西爪哇展玉市，最早于 20 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发现，是东南亚最大的巨石遗迹，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座山上建筑。这两个建筑最初是在1914年被发现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高山，是自然形成的，因此从未进行过适当的调查。印尼科学院地质学家 Danny Natawidjaja 偶然发现了这个真相，Danny Natawidjaja 带领团队利用透地雷达、震波层析成象技术等多种方法探测，终于发现 Gunung Padang 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人工手段制成的多层建筑。 令科学家们大为惊讶的是，这座山周边总面积约15公顷的地区都是一座人工建筑的一部分，只是部分被土壤覆盖并长起了森林。研究者指出，这座建筑高约30米，分为四层，在不同的时间建于死火山山口。第一层、也是金字塔最大的一层，由泥沙混合的土块垒成。放射性碳分析显示，它建于大约1.5至2.8万年前。第二层原被认为是天然岩石层，但团队指当中有石柱矩阵结构，相信亦为史前人类所造。第三层则最深有 15 米深，当中有巨大地底中空结构或多个穴室，第四层为玄武岩，属最底一层，但亦有人工修整的痕迹。 据初步放射碳鉴年，上面的两层出现时间较晚，分别可追溯到大约8300年前和3500年前。在漫长的时间里，上面覆盖了土壤和植被，使得游客甚至专业人士都无法发现金字塔。 据专家推测，这两个金字塔有宗教意义，可能为长年修筑的独特庙宇，而不是墓葬或者像巨石阵一样的天文台。如果推测属实，将会挑战固有史前人类社会可能拥有的人力物力规模，这确实令人震惊。

全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一词源出于希腊文的Indo(印度)和 Nusus(各岛)，意为印度各岛。印度古籍称之为“努珊塔拉” (Nusantara)或德威安塔拉(Dwipantara)，意为大洋之间的岛屿。至今仍有人称印尼为“努珊塔拉”。印度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古代文献中，有时也泛称印度尼西亚群岛为爪哇；欧洲 旅行家和探险家则称群岛为大爪哇和小爪哇；当地人称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居民为爪哇人，称东边的小群岛为小爪哇。荷兰人入侵群岛后，印尼被称为荷属东印度或东印度。19世纪中叶，西欧学者最先将“印尼”用为地理名称。20世纪初，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民族主义者开始考虑政治用语。初期使用“东印度”，1922年印尼留荷学生在荷兰成立“印尼协会”，“印尼”首次成为政治用语。1928年“青年誓言”宣布“印尼”为民族和国家的名称之后，“印尼”便被广泛使用。1945年正式定为国名。 印尼共和国位于亚洲东南部，北接马来西亚，南与澳大利亚毗邻，东西两面分别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印尼是由1.3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素有“千岛之国”称号，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于这些岛屿星罗棋布，分散在海洋上，故又有“海洋之国”称号。面积 1904569平方公里。人口1.6亿(1985)。有100多个民族。爪哇人占47％，巽他人占14％，马都拉人占 7％。通用印尼语。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首都雅加达。 原始公社时期（公元前4万年～前2世纪） 印尼是原始人类发源地之一，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在爪哇岛先后发现“爪哇人”、“瓦甲克人”和“梭罗人”等原始人类化石。公元前4万年起,印尼原始居民进入氏族社会。构成印尼现代居民的祖先古印度尼西亚人（或称澳斯特尼西亚人）,是公元前2000多年到公元前2世纪陆续从亚洲大陆东南部迁来的。由于迁移时间的先后和在印尼定居地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但其共同点是种植稻谷,信仰万物有灵说,崇拜祖先灵魂，实行土地公社的共同耕作，居民通行互助合作的生活方式。 古代社会（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南海交通与贸易的发达，印度人来往群岛的增多以及印度文化的传入,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叶调。公元3～7世纪，出现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奴隶制王国，如西爪哇的达鲁曼、中爪哇的诃陵和东加里曼丹的古泰。印度种姓制度被移植来作为统治人民的社会制度。5世纪佛教开始传入。新兴地主阶级以佛教为武器反对为奴隶主阶级所控制的婆罗门教。经过长达3个世纪左右的斗争,佛教取代婆罗门教的地位。 7世纪中期，苏门答腊和爪哇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以苏门答腊巴邻旁（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迅速发展为海上商业帝国。室利佛逝是当时东南亚佛教中心。7世纪之后,爪哇各独立王国之间、特别是印度教的珊阇耶王国与佛教的夏连特拉王朝（山帝王朝）在争夺中爪哇的霸权。856年夏连特拉最后失败,王子逃往苏门答腊，继承室利佛逝王位。到10世纪，爪哇政治中心从中爪哇转移到东爪哇的布兰塔斯河流域。11世纪起，室利佛逝国势日衰，到13世纪未终于灭亡。 1222年爪哇建立新柯沙里王国。在格尔塔纳加拉统治时期(1268～1292)，王朝发展为印尼第二个跨岛的强国。1292年新柯沙里王朝亡。1293年2月,格尔塔纳加拉之婿罗登·韦查耶与中国元军合力,击败复辟势力,次年又赶走元军，建立麻喏巴歇王国，版图包括今印尼国土和马来半岛。13世纪末，伊斯兰教进入印尼后广泛传播,属领王公和爪哇海岸地区长官先后皈依伊斯兰教，建立穆斯林政权，脱离王国。1478年东爪哇封建领主军队攻陷麻喏巴歇首都，王国遂亡。 16世纪末，印尼各主要岛屿兴起较为强大的穆斯林王国。爪哇有马打蓝和万丹，苏门答腊有亚齐，其中以农业为基础的马打蓝最为强盛。17世纪初，马打蓝苏丹阿贡（马斯·朗桑）致力于统一爪哇，征服内陆印度教王国。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16世纪末～1942年） 16世纪西方殖民者纷纷来到东南亚地区。1511年7月1日A.de阿尔布凯克率领葡萄牙舰队侵入印尼。1596年荷兰商人组织第1支殖民先遣队闯入印尼。1602年荷兰政府批准成立具有政府职权的联合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619年公司占领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后，就以它为基地,开始了长达350多年的对印尼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殖民掠夺。在公司统治时期(1602～1799)，印尼各族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较大、历时较长的反抗有杜鲁诺佐约的抗荷武装斗争(1674～1679)、苏拉巴蒂起义、基·托坡领导的万丹人民起义（1750～1755）。印尼人民持续不断的武装斗争延缓了印尼殖民化的进程，加速了公司跨台。1800年荷兰“巴达维亚共和国”接管印尼殖民地。(见彩图)1806年法国拿破仑一世占领荷兰，继而派H.W.丹德尔斯任印尼总督（1808～1811）。1811年英军攻占印尼，建立短期统治(1811～1816)，T.S.莱佛士为副督，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实行货币地租制,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816年荷兰收回印尼的统治权,恢复公司某些剥削制度,从而侵犯封建主和伊斯兰教阿訇的权益。日惹土邦爱国封建主蒂博·尼哥罗领导人民起义（见蒂博·尼哥罗起义）。在苏门答腊也爆发伊玛目·朋佐尔领导的斗争（称比达里运动）。荷兰财政日绌，为搜刮印尼资源,总督J.C.van den博施于1830年实行强迫种植制，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部分土地和时间用于种植欧洲市场所需要的农作物，并按规定价格卖给殖民政府。强迫种植制给荷兰带来神话般的利润，大大促进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荷兰本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和印尼农民不断起义，荷兰被迫废除强迫种植制，从1870年开始在印尼推行土地法和全面占领印尼的新殖民政策。土地法颁布后，以荷兰为首的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印尼,争租土地,经营大种植园,兴办各种近代企业。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村社瓦解和农民分化过程。印尼逐步沦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爪哇农民运动也出现新特点,19世纪90年代,爪哇爆发规模较大的农民运动──“萨敏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萨敏主张恢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1907年,萨敏等人被流放。荷兰所发动的大规模殖民战争遭到印尼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特别是亚齐人民坚持长达30多年的武装斗争（见亚齐战争）。直到1910年荷兰才征服整个印尼。 20世纪初由于印尼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荷兰在印尼实行所谓“伦理政策”，推广欧式教育，在印尼开始出现一批新知识分子。印尼妇女运动的先驱者R.A.卡蒂尼（1879～1904）在唤起民族觉醒运动中作出重要贡献。1908年在爪哇成立至善社（又译崇知社）。此后,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组织相继出现，尤其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1912）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4）在领导和推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激进派参加伊联工作，使“伊斯兰联盟”发展为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920年，“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改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1921年宗教民族主义者禁止成员跨党，共产党人被迫退出伊联中央。此后，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工人运动有所发展，农民也纷纷加入党的群众性组织──“人民同盟”。殖民当局采取残酷镇压措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被流放国外。1926年共产党人领导印度尼西亚民族大起义，但遭血腥镇压。 共产党起义的失败和伊斯兰联盟的衰落，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创造了条件。1926年苏加诺在万隆创立研究俱乐部,1927年7月成立印尼民族主义联盟,苏加诺任主席。1928年10月28日,印尼各地青年代表在雅加达召开大会,通过“青年誓言”,强调印尼儿女承认一个民族、一个祖国、一种语言，有力地推动印尼民族的形成。1929年殖民当局逮捕苏加诺等领导人，宣布民族党为非法组织。民族党后分裂为印度尼西亚党和印尼国民教育党（又称新民族党），从事合法活动。地主资产阶级各政党只提出温和的改革要求,脱离群众,致使工农运动失去革命领导,1933年“七省”号军舰起义也很快遭到镇压。苏加诺第2次被捕。30年代后半期，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有识之士决定与荷兰合作，共同反对法西斯。由于荷兰政府顽固地拒绝在印尼实行任何政治改革，多数民族主义者轻信日本的宣传，幻想依靠日本人求得民族独立。 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 1942年3月日本军队侵占印尼，荷兰殖民当局投降。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对印尼进行疯狂掠夺和搜刮；同时，为了拉拢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政治工具，就把苏加诺和哈达从流放地接回。在日本占领期间，多数印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采取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立场，同时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大量民族主义宣传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一些民族主义抗日派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从1943年起,艾地等人领导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党,在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举行起义。随着战局的失利，日本侵略者又玩弄政治阴谋，1945年春,准许印尼筹备独立。6月1日,苏加诺在独立筹备调查会（后改为独立筹备会）上发表有关“建国五项原则”的演说。 印尼独立与印尼共和国（1945～）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印尼人民发动八月革命(见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8月18日,独立筹备会通过宪法,苏加诺、M.哈达当选为正、副总统。9月确立总统内阁制,11月改行议会内阁制,地主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同年9月英军在印尼登陆，荷兰也企图卷土重来。荷兰殖民者在1947年和1948年先后发动两次殖民战争。印尼人民展开英勇的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印尼资产阶级政府先后被迫签订《林芽椰蒂协定》(1947)和《伦维尔休战协定》(1948)，1949年11月，哈达政府与荷兰在海牙签订圆桌会议协定。印尼各族人民反对和抵制保留荷兰特权的联邦制，强烈要求统一。1950年8月15日,苏加诺正式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尼共和国。 共和国成立后,印尼政党林立,主要政党有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1952年退出马斯友美党）、民族党、共产党、平民党、伊斯兰联盟党和社会党。它们基本上组成 3种政治势力。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使国内政局动荡不定,内阁更换频繁。50年代中期,在共产党支持下，先后两次组阁的民族党奉行进步的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的内外政策。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在印尼召开会议，发表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见万隆会议)。1956年印尼宣布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在帝国主义策动下,1956～1958年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先后发生军事叛乱。苏加诺为了平衡左右政治势力,掌握政局最高控制权,于1959年宣布恢复1945年宪法，倡导“纳沙贡体系”（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对外继续奉行反帝反殖政策。 60年代在国内外基本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拥有实力的军人集团势力迅速发展。1965年印度尼西亚“九·三○”事件之后，军人集团控制政局，大规模镇压印尼共产党和清洗异己势力，并逐步剥夺苏加诺总统的职权。1968年苏哈托正式就任总统。此后苏哈托多次连选连任总统。印度尼西亚历史苏哈托执政期间，对外政策基本上执行亲西方国家路线，但致力于加强区域性合作。对内执行大力引进外资，发展“替代工业”和“面向出口”工业，从1965年至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7％左右,国民经济有所发展，但外国资本和新生的官僚资本控制了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世界市场。1976年印尼军队侵入东帝汶,同年7月印尼国会宣布把东帝汶“并入”印尼版图。

历时7天的万隆会议，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它首先集中体现在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上面。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提出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决议不排除同亚非地区以外国家的合作，但它强调了亚非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决议提出以互相提供技术援助、鼓励促进亚非国家间的联合企业、扩大贸易往来、采取集体行动稳定原料商品国际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加强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尽管万隆会议提出加强亚非之间互助合作、共同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的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指出了亚非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前景，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导。文化合作的决议，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制亚非人民发展民族文化和阻挠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肯定了亚非人民恢复亚非各国原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各与会国决心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也“希望在发展亚非文化合作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发展文化接触。这会丰富它们自己的文化，并且还会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了解。”公报在“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其他问题”这3部分决议中，宣布它“完全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和“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并注意到“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决议谴责“对于成为非洲广大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人的关系的基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和实践”；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决议支持附属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特别是北非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些国家和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支持印度尼西亚和也门为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具备会员国条件的亚非国家，决议认为亚非地区国家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是不充分的，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配应能使亚非国家参加安理会，“以便它们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更有效的贡献”。决议表达了亚非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重关切，认为“裁减军备、禁止生产、试验、使用核子和热核子作战武器，对于拯救人类和文明免受大规模毁灭的恐惧和前景是紧迫需要的。”公报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一决议中，提出了各国应当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这就是著名的十项原则，它是万隆会议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又一次替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万隆会议为与会国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使亚非国家能够自由地互相接触。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加强了亚非国家的团结，是和平共处的生动体现。尼泊尔代表团团长说：“最重要的事实是到处洋溢着亚非团结感。这种团结感是这样强烈，连那些反对公理并且跟着另外一方跑的人最后都不能不同意，因为他们不想违背潮流”。甚至连美国舆论也被迫承认，某些代表的亲美发言“没有对会议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几个信仰美国哲学的亚洲朋友的声音很快就沉寂下去了”。万隆会议的成就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的结晶，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中，科伦坡会议国家，特别是作为东道国的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和缅甸代表团坚持茂物会议原则的努力，是使会议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埃及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坚持亚非团结对会议成功也起了建设性的作用。万隆会议的胜利也是与周恩来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周总理为推动会议成功、为促进亚非团结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与各国代表进行广泛接触，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为后来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创造了条件。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的活动，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丰碑。万隆会议作为亚非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载入史册。它所体现出的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要求亚非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精神，通常被称为“万隆精神”。万隆精神集中反映了当代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鲜明特点，对后来世界形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万隆精神鼓舞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穿越到万隆会议，我深深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息。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会议上的讨论和决定，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代表们在讨论亚非国家如何团结合作，摆脱殖民主义的压迫。我听到了来自各个国家代表的热烈讨论声，他们争论的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亚非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会议的成果非常显著，代表们达成了共识，签署了《亚非十项原则》，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创立了“亚非国家团结组织”。这些成果为亚非国家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穿越到万隆会议，我非常感慨，这个会议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但是它所传递的团结、合作、自主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推动全球各国团结合作，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

百度知道穿越到万隆会议怎么写查看全部7个回答冬天的太阳Luck超过68用户采纳过TA的回答关注成为第11位粉丝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旧址——独立大厦内设有万隆会议纪念博物馆。一幅幅图片、一个个场景，再现万隆会议的历史。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议由于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中国从会议酝酿阶段就积极响应、大力支持。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开始时，与会各国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表示疑虑。针对紧张、复杂情况，中国代表团从容应对。黄书海曾是中国外交部印尼文甲级翻译，1955年，年仅23岁的黄书海作为中国驻印尼使馆翻译见证了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用搁置分歧、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创造了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范例，受到与会各国的高度赞扬，由此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中国代表团还积极开展会外交往，推动会议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万隆会议秘书长、印尼前外长鲁斯兰的女儿蕾特诺瓦蒂经常听父亲谈起万隆会议的重要意义。60多年来，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穿越时空熠熠生辉，照亮中国与亚非国家携手同行、发展繁荣的峥嵘岁月。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使命，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转变为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作为万隆精神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兑现承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