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论文有什么可以研究

三国演义可以研究中国文化、写作方法、计谋与权术，但是不能研究历史。

你该先了解一下作者“罗贯中”！罗贯中早年怀一个“有志图王”来辅佐张士诚，但是张士诚确不听不用，最后他选择了离开。其实三国怀拽着他的理想和主张。这部小说融合了计谋、权术等，你从这部书里可以学习到兵法和政治。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意念先行”——《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第一节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第二节 “意念先行”导致人物的特征化与品性化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下面本文就“四绝”略作分析。“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第三节 “意念先行”的缺陷、效果及影响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鲜活的个人，看到的只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的图解。因而，文本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心理剖析，人物的思想行为也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动作常常是程式化的。这样一来，人物就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从时间上考察，曹操的奸诈从幼年直到六十六岁死去，几乎没变。人生的沧海桑田，政治的险恶风波，战场的出生入死，似乎无法动摇其本性。可见作者多么着力于刻画这个“反面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同样稳定不变，“三分天下的隆中决策”是其一生智慧的光辉结晶，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则是这一英明决策的具体演绎，并且写战争也不服务于对其个性的展现和挖掘，反而用一种概括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是在借这样一个人物来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进行空前的大总结。当然人物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却又不是性格的内部不平衡导致的。例如，曹操自从被“衣带密诏”斥责讨伐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奸臣国贼。这是由于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触犯了正统的封建伦理而引起的。另外人物品质的突然变化也让人不可理解。曹操在汉末群雄中是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当益州别驾张松身怀西川地理图本想献给曹操时，哪里料到“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遂乃拂袖而起”。以曹操的政治胸怀会这样吗？而且人物感情的变化有时竟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轴心的，卧龙吊丧，先大笑，后哀恸不已，经庞统说破后，“遂相欢乐”。上面所述的细节，都使人物显得不太可信，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怎样地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决断。作者往往不是让我们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而是以现象直接解释本质，可谓事事见本质。关羽对张辽的“三罪、三便”回应以“三约”，实际上是作者从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对客观形势和关羽处境的特殊性作的解说，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规定了关羽此后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任凭人物按照其性格的内在逻辑自由地发展。同时，作者还用理性观念对感情的流露做出明晰的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服。“孔明挥泪斩马谡”，哭了三次，但每一滴眼泪都被及时地说明是从理性观念和法典中流出来的。诸葛亮忠于西蜀，诸葛瑾仕于东吴，因此他们两兄弟相处数十年间，从来不肯让手足之情稍稍逾越君臣大义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双方还利用兄弟关系来布置机关，算机对方。就连家庭、婚姻、亲属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难得见其真情的“灵光一现”，可见人物多么缺乏内在的生命张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省略”。因为在前面提到，这些人物都是印合着广大群众的心理需要的，似乎只须展现人物的行动，人们就能猜测出其心理过程。可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作者创作的年代还是长篇小说的初期，他不可能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创作理念。然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卡琉斯、赫克托耳光芒四射一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等也是我国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典范。尽管两者在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其效果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作品、了解文学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所以就不再赘述。既然效果如此好，自然也应该关注其影响，对此还是要辩证地对待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历史性，不能固守于一隅，太过于夸大这种创作方法。要避免出现像十七年文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高大全”僵硬形象。要学会分析鉴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继续探讨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具体演变。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吸取有用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比如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传奇的故事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这实际上已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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