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晋绥日报的研究的论文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的文学都比较好，至于研究方向，这具话语比较长：1903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则由报纸的性质、作用、功能等宏观问题，向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体裁、编辑和广告等业务工作方面扩展。西方的客观报道学说和新闻写作方面的新闻导语、“倒金字塔” （新闻结构 ）、新闻要素等知识，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关于报纸作用的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把报纸当成是皇帝通民隐、达下情的工具的思想统治着大批知识分子的头脑，21世纪已经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看作是报纸的天职了。1918年10月，出现了中国第1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纷纷设立新闻系，成立新闻学会，这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一重大推动。中国人自撰的新闻学著作相继出版，有代表性的是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国人的新闻学论著，其基本理论和思想虽多来自西方，但根据该国情况和作者自己的经验作了新的阐发。新闻自由、新闻价值和客观报道诸学说，一时成为流行的研究论题。《中国报学史》是中国出版的第 1部系统叙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专著，戈公振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一直十分重视运用报刊进行革命斗争。早期由于紧张的革命活动，中共党报工作者还来不及开展新闻学研究，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初步的无产阶级的党报观念，即确认中国共产党报刊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舆论工具，是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同时，还批判了报纸是“公共舆论机关”和抽象的新闻自由等思想观点。抗日战争前10年，是新闻学研究颇为活跃的时期，所出版的各类新闻学著作约有一百数十种之多。这期间，新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分化。在国民党统治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多数新闻学者所奉行的原则，中国国民党报人则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党报学说，创设所谓三民主义新闻理论，并提出“新闻一元主义”，以适应新闻统制政策的需要。1931年，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称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理论之阐扬，并创办了新闻学刊物《集纳批判》。这是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所作的最早尝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党报工作者也曾以列宁的办报思想为指导，对无产阶级党报原则进行了探讨。自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9月，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超过百种，其思想理论体系仍是前一阶段研究倾向的继续。在周恩来领导下，1938年由范长江等人在武汉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新闻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当时由于国际联系的加强，评介西方新闻事业的译著一时增多。美国新闻自由研究委员会的《一个自由与负责的报纸》一书于1947年出版，次年中国报刊发表专文介绍，从此西方的“报刊的社会责任论”在中国开始传播。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台湾省出版的新闻学著作，50年代较少，60年代以来累计出版 500多种，其中大众传播学著作占较大比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学研究，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有重大发展。这次整风在新闻理论战线上的一个突出收获，就是清算了“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新闻学研究工作的生动结合。自1942年2月起，延安《解放日报》（延安）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章，其中包括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和博古的《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文。这些文章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党性原则，强调党报要忠实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要反映人民的活动和意见、与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阐明了新闻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科学新闻观；文章还批判了“无冕之王”、“有闻必录”、“技术第一、新闻第二”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通过这次整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获得全面发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党报学说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毛泽东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随后刘少奇作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些谈话总结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经验。在这两个纲领性文献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得到新的发展，为迎接党在新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准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国家很快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延安整风以来所形成的党报学说，是新闻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新闻事业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何发挥经济建设宣传的作用，如何加强新闻的指导性、思想性，如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问题又被提出来，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未能充分展开。当时积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理论与经验，一批苏联新闻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大学新闻系广泛采用苏联教材，中央级新闻单位相继派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所有这些，对丰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思想内容，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于1956年 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刘少奇于同年5、6月间对部分新闻工作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对克服新闻实践和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片面性、公式化等缺点，都具有指导意义。1956年 4月，中共中央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新闻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环绕在新形势下党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展开的。1956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积极进行了新闻改革。当时的新闻学研究工作和广泛进行的新闻改革，起了相互推进的作用。由于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新闻学研究有了更大规模的开展，不仅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参加，还有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通讯员以及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党的宣传工作者参加。许多新闻单位还出版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专业刊物，新闻理论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57年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其后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新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7 年的新闻工作成就和理论研究成果被全部否定，还提出了新闻媒介是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等谬论，影响恶劣。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地和许多新闻单位相继成立了新闻学术团体和新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设立的新闻院、系和专业逾50个，新闻学的研究十分活跃。新闻学研究在清除林彪、“四人帮”反动新闻观点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对新时期一些重大的新闻理论问题，如新闻事业的性质与作用、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与人民性、新闻真实性、新闻指导性、新闻传播与宣传的关系、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待西方传播学的态度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获得大面积的丰收。仅10年间，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达数百种，发表的文章数以万计，发行的新闻期刊遍及全国，与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新闻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这是中国历史上新闻学研究最为兴旺的时期。可是，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新闻学研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提出了人民性高于党性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闻界已在冷静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新闻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体会最深的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地遵循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制定的关于中国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必须坚持发挥充当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鼓舞人民锐意进取，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舆论环境；必须坚持只要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根本对立，在国内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新闻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并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的观点；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活；必须坚持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因为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这些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已为实际生活所充分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一个生产力比较不发达的大国中建立和发展的，它的历史还不长。它的新闻学是在不断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前进，新闻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更加充实、更加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即将到来。这些能对你有帮助

一、新闻学       新闻学是研究全部新闻现象的本质、揭示新闻活动的规律、解决新闻事业的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一门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三大分支问题和三大学术领域，即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简称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也有人认为还需要包括管理新闻学（即媒介管理学）。新闻学不仅有被称为新闻哲学的舆论学和新闻基础理论构成的理论层次和中外新闻史的史学层次，而且具有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所难与齐全的技术及应用层次，尤其是广播电视新闻以及网络新闻的采编制作等，都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和很强的应用性质 （ 个人观点：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的更新换代，媒介的更替，新闻的呈现有了更多的形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变化是不会逃离最初的目的，即是什么，怎么看，会怎样这样的问题，从受众与媒体组织两大角度出发，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重心的倾倒） 二、世界新闻学的发展阶段 1.萌芽期       萌芽状态的新闻学包孕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之中，大约17世纪中期，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和统治者发起革命和斗争，他们迫切的需要向全社会大规模的传播他们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因而极需要政治上和舆论上的自由权。（背景）       1644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最早提出新闻自由的口号和思想，其主要理论主张是“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高于一切，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个重要构成，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而且应该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传播自己的思想。而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思想，人们依靠自己的理性辨别是非，通过意见的自由竞争，来修正错误，并认识真理。（代表人物）       新闻学的发轫地应是报纸的诞生地——德国，17世纪中叶，新闻事业有了较大发展，许多报人和学者开始进行一些学术研究；17世纪末，德国一些大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一报业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690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拜厄斯·波伊瑟写的博士论文《论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新闻理论著作）；19世纪中期，新闻学开始从“术”到“学”的研究以及转变，新闻史学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1845年，德国学者普卡兹的《德国新闻事业史》出版，标志着新闻学开始超越纯业务研究的狭隘视野，开始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总结和揭示新闻活动的普遍规律；1895年科赫教授在德国海德堡建立了第一个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的研究从此逐步步入更加科学化的轨道。 2.成熟期       20世纪20年代，历经300年学术孕育的新闻学开始脱胎而出。这一时期中，更加体系化的新闻理论专著陆续出版，专门的新闻学研究的成果不断问世，充分表明科学意义上的新闻逐步进入到了成熟的阶段。（国外新闻学走向成熟的两本代表作：192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4年美国新闻教育学家卡斯柏·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       在《舆论学》一书中，李普曼从哲学层次研究了新闻传播及其媒介对人们认识世界和与社会发生关系的种种理论问题。书中阐述了舆论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第一次揭示了新闻现象的深层本质——舆论，舆论学因此被称为新闻学。在《新闻学原理》一书中比较系统的阐发了新闻的起源与特征，论述了新闻的真实性、选择性及其工作原则，第一次对新闻理论范畴体系做了比较完整深刻的表述。 3.深化期       大众传播学的出现是国外新闻学发展的一个飞跃性阶段，使得新闻学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方的新闻学从此逐渐归入大众传播学。大众传播学诞生于美国，形成于20世纪20-40年代，被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先驱”的四位学者，分别对于新闻传播的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著名的“两极传播理论”，即信息首先由大众传媒到舆论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在传向社会公众；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提出影响深远的“5w模式”；心理学家莱温创立了著名的“团体动力说”，认为要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不仅需要考虑他个人的因素，还需要考虑到团体与个人的关系；社会学家霍夫兰提出有关态度改变和劝服艺术的理论，对新闻传播的更深次的理论做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第一个把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被称为传播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传播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报刊的四种理论》则把整个世界的不同新闻理论体制和体系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研究，使得新闻学更具世界性的眼光和境界。20世纪60年代，欧洲崛起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则积极主张把传播活动和现象放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研究如何通过传播行为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影响，实现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和改造，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的深入发展。 三、中国新闻学的发展阶段 1.萌芽期       鸦片战争以后，早期的报刊开始在我国兴办。一些著名报人在从事新闻实践的同时，也开始探讨新闻传播中的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出现了中国近代的萌芽状态的新闻学观点和思想。其中最有成就和代表性的是洪仁玕、王韬、梁启超、孙中山等人。 洪仁玕：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新闻问题的中国政治家，在《资政新篇》中吸纳了一些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设立新闻馆、出版报纸和新闻论著等一系列主张和方略。他把新闻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鉴圣”这一传统的交往模式，而且还特别强调新闻播需真实，必须反对“伪造新闻”。 王韬：我国近代报业的开拓者之一。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在我国的新闻报刊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他在办报实践中总结了许多有关报业思想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他提出办报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以便形成“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清议之风，他反复论证“言论自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他认为报纸能使国家的军政大事迅速“上行下达，朝会夕颂”能反应民意，影响社会舆论，并最后达到“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 康有为：办报思想观点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匡政府之不逮”、“民隐得以上达”、“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内容“所载皆新政之事”、党报观念。 梁启超：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开拓者。他提出报纸“监督政府”和“导向国民”的两大天职说，认为报纸“非政府之隶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他提出“报纸喉结”说，概括报纸的重要职能；提出“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这四大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 孙中山：报纸是国民和舆论的代表，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还可以影响舆论和制造舆论；他承认报纸的党派性，强调报纸宣传革命政党的纲领和思想，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 2.诞生期       新闻学诞生的标准是学术专著的出版，另外还有常规的研究机构以及学术阵地和成果平台。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次年4月，研究会创办了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周刊》。自此，中国学科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正式开始，因而新闻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说在中国初步形成。       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是我国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1922年任白涛自费出版中国第一本实用新闻学著作《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新闻史著作。至此，中国新闻学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学科体系，从而标志着中国新闻学达到了初步成熟的程度。 3.缓滞期       新闻学在我国诞生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又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党的七大前后，陆定一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发布的《对华北记者的谈话》，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经典之作，集中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若干重大原则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1）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闻观，认为“新闻的本质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发生的事实”。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尊重事实，把真实视为新闻的生命。 （2）明确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原则。强调党报是党事业的一部分，党报的一言一行必须按照党的意志办事，一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时时坚持维护人民的利益。 （3）首创了宣传党的政策和检验党的政策相统一的原则。提出党的报刊必须五条件地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也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有关的政策，为党修订政策提供事实依据。 （4）提出并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工作路线。       这些新闻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甚至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在新闻理论方面有过失误，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56年7月，以《人民日报》改版标志的新闻工作改革全面启动，这次新闻改革的主要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力求突出受众的多样性需要，扩大新闻报道的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 （2）开展自由讨论，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通过群众性讨论把社会见解引向正确道路； （3）杜绝党八股，努力改进文风。 4.繁荣期       自1977年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首先，专门的新闻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团体相继成立并快速发展；其次是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学术成果收获惊人，学术期刊成为重要的新闻学研究平台；引进传播学，大大拓宽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眼界和思路；大量引进西方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的新闻学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